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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手里。权力过分集中于领袖个人手中，也是毛泽东可以以个人权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乱体制上的原因。当领袖人物的主张是正确的时候，这种体制上的问题还不易为人们所察觉；但当领袖人物犯错误的时候，党的组织又显得无能为力。正因为这个原因，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特别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认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第五，必须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首先是由于理论认识上的失误，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误。由于社会主义历史不长，当时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都缺乏充分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教条化，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套脱离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对他的这一套主张，全党当时是普遍接受的。即使有少数领导人看到理论指导方面有失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力量挽回局势。这就从反面证明，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性。
第九章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
第一讲 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党经过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了从遭受严重挫折到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性伟大转变。
一、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一）揭批“四人帮”的开展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经过十年动乱，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政治上，大批干部群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迫害，牵涉到一亿多人口的冤假错案亟待平反昭雪；在思想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篡改歪曲，“左”的思想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组织上，各条战线的相当一部分权力还掌握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余党和帮派分子手里，领导班子严重不纯；在经济上，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生产停滞，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此外，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社会风气也受到严重破坏。
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党中央顺应人民的要求，首先抓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1976年10月18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从12月10日起，又连续发出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揭露批判江青等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陷害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和他们的极左路线在各方面造成的危害。与此同时，全国普遍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逐步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对于当时仍处于动乱中的少数地区，中央先后派出工作组，前往制止武斗，恢复正常秩序。到1977年上半年，由于派性造成的武斗和动乱基本被制止，逐渐形成安定的政治局面。到1978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这就摧毁了这股猖獗十年、给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反革命政治势力，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
随着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认识到江青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倒行逆施、横行全国，正是利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因此，党内外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并消除其对当前工作的影响。但是，这种正当要求却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种阻碍，在客观上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在主观上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华国锋虽然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胆识和能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以为既然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坚持了“左”的指导思想。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对党中央的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1月，华国锋又指示把“两个凡是”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中。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个方针集中体现了华国锋的错误思想，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
3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的工作，部署当年的任务。华国锋在会上再次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批判“四人帮”的极右实质，认定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能平反。陈云、王震在会上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赞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但是华国锋压制他们的正确意见，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及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
在华国锋的错误影响下，有些地方又发生了新的冤假错案，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和损失。华国锋还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对于华国锋的严重错误，党内外极为不满，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在这一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党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同月，邓小平又明确批评“‘两个凡是’不行”。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取得初步成效、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华国锋在会上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他还指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这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否定。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巩固和发展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成果，为召开党的十一大作了必要的准备。
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名，代表着3500多万党员。会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是，他又肯定了党的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断言“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党的十一大路线的基本内容，使错误的指导思想得以延续下来。
因此，党的十一大没有能够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3人，候补委员3人，常委5人。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的工作，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报告在求成过急思想的支配下，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如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等。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20人为副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各条战线的初步成就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评论员文章，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的问题。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重申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