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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65名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是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对大会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一大的中心议题，是改组国民党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在改组国民党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是：
在政治上通过了新的革命纲领。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孙中山在大会讲话时特别强调：“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这表明，孙中山晚年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转变了。新三民主义的原则和纲领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因而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了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在组织上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使国民党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三、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兴起
（一） 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在工人运动方面，1924年7月，党领导广州沙面数千名工人，为反对英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举行了政治大罢工。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的胜利，开始改变了从“二七”大罢工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局面，成为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起点。当时，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地区，工人运动最为活跃。共产党一方面直接发动和组织工人，同时还通过廖仲凯任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工人部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会，成立了工团军。党又利用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之间混战的有利形势，在各地逐步恢复了被封闭的工会，使全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在农民运动方面，国共合作后，我党通过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秘书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遣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广东各地开展农民运动。为了培训干部，发展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党派彭湃、阮啸仙等具体主持筹办，从1924年7月至1925年底，先后办了五届，培养学员450多人。到1925年5月，广东全省有20多个县建立了农会，会员增到21万人，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召开了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1925年春，毛泽东在湖南韶山一带发动和领导了农民运动，并主持了第六届和第七届（在武昌）农讲所的工作。到1926年6月，全国已有12个省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近100万人。
在军事工作方面，1924年5月，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的黄埔岛上，建立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他亲自兼任总理，任命蒋介石为校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巴甫洛夫？布留赫尔（在中国化名加伦）等苏联红军将领为军事顾问。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和其他工作。党从各地选派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军校学习，他们成为军校的骨干力量。周恩来在军校建立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制度，对革命军队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开始积累了我党从事军事工作的经验。黄埔军校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加强对全国工农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它有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在于：
一是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的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统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的历史经验后，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这表明，党在这时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重点提出来了。四大的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
1924年冬，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北洋军阀内部又发生了严重分裂。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分化瓦解。党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于1924年11月动身北上，准备参加国民会议。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全国各地为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举行哀悼，形成了广泛宣传革命的政治运动。
（二）五卅运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党的四大以后，全国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迅速高涨。1925年5月初，在广州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这年上半年，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就有54万，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唐山、沈阳、杭州、青岛等大城市和重要矿山相续爆发了工人的罢工斗争。这期间最著名的是五卅运动。
1925年5月14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而举行罢工。15日，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多人。日本资本家的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极大愤怒。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举行反帝游行、讲演，租界里的英国巡捕开枪镇压，当场打死群众10余人，打伤多人，制造了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反击帝国主义。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领导2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在上海掀起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高潮，形成了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反帝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五卅反帝怒潮迅速席卷全国。约有1700多万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镇压，先后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样，就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高潮。
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6月19日，香港10余万工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半月之内发展到25人，有13万工人陆续回到广州。23日，在广州的罢工工人、市郊农民、学生和黄埔学生军等各界约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英帝国主义开枪镇压，当场打死52人，重伤170余人，造成“沙基惨案”。这一事件更加激起广州、香港人民的反帝怒火。为了统一领导这场斗争，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2000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行封锁，使香港航运停顿，财政收入锐减，公用事业瘫痪，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之久，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
五卅运动中，中国各阶级都作了充分表演。它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是中
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力量，帝
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25年6月，广东革命政府继2月间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之后，又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叛乱。7月1日，广东的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随后，广东的各系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各地农民积极支持下，迅速歼灭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广东东江地区；与此同时，还消灭了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部，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1925年10月，在周恩来等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三） 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五卅运动中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一向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越来越公开化，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日益暴露。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现实生活又把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的面前，要求他们在理论上对大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领导权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等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回答。党的四大前后，中共中央的一些会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刘少奇等注意及时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作出了广泛的论述。邓中夏早在党的四大前，就发表文章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后来他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明确地提出了要在国民革命中，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思想。周恩来在《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