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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说如果弟弟能够安康，那么他就含笑九泉了。结果过了一年多就死了。古时的占卜貌似很准，想想真是有点可怕的神秘感。
温大雅的二弟温大临，字彦博，基本上和汉朝的陆贾、郦食其做的工作差不多，属于专业外交人才。史书上说他“声韵高朗，响溢殿庭，进止雍容，观者拭目”，比较引人注目。李渊有一次让李世民去宣诏，宣完之后问旁边的人说：“何如温大临？”史书上说是见重如此，可以感觉到李渊好像是不大甘心让别人压过自己的孩子呢。不过也不必把他想像得多么英俊潇洒，温大临贞观十一年去世时年纪是六十四岁了，推到武德中怎么也是五十多岁，古人重视的是气质……温大临在突厥比较不走运，被扣了好几年。但不幸中的万幸是，颉利可汗没有想出什么类似于公羊下崽这样的怪招来为难他。后来贞观二年唐朝又把他弄了回来，所以不至于惨到像苏武那样一辈子全都贡献在外交事业上。不知在阴山脚下的温彦博，有没有迎着朔风颤抖着唱：苏武留胡节不辱……
如果说温大临有一段时间不走运，那么三弟温大有就更不走运了，曾指导过建成、世民西河一战的温大有本来很有前途，只是死得实在太早，武德元年就去世了。
【唐俭】
唐俭，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李靖征突厥时差点害惨了的那位使者。据说是太宗和李靖心有灵犀，因此才用招降使者来麻痹敌人，也就是说，一旦被敌人发现，那么这个使者多半保不住了，所谓死间者是也。也不知唐俭于乱军之中是怎么逃回的，难道是李世民曾面授机宜？另外唐俭最大的功劳就是及时揭发了独孤怀恩的谋反。当时独孤怀恩打算谋反，唐俭知道后派刘世让去告密。李渊本来乘舟都走到了一半，忽然遇到刘世让，听说此事大惊失色，于是赶紧回去了。如果没有唐俭，李渊这次真的很玄。作为奖励，李渊把独孤怀恩的家产全都给了唐俭。这情形有点像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奖赏尉迟敬德，但齐王的家当可是丰厚多了，不是独孤怀恩可以比的。
【长孙顺德】
长孙顺德是长孙无忌的族叔，自然是李世民一党，参加了玄武门之变。这些都不说了。要说的是，贞观时期他曾贪污别人送的丝绢。李世民知道后，处理方法很别开生面——当然不是朱元璋剥人皮那种别开生面，而是他“不罪反赏”，在殿上又赐给长孙顺德数十匹绢。太宗脑子没有糊涂，他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认为如果长孙顺德懂得羞愧，那么赏绢比惩罚他更有效，如果不知道羞愧，那就是一只禽兽，杀了也是白杀。后来长孙顺德因事罢官，一年后，太宗在凌烟阁看功臣画像时想起了还有长孙顺德这么个人，又想起他当初的功劳，顿生怜悯之心，便让宇文士及去看望他。结果看到的是长孙顺德一副酩酊大醉的样子，当是比较狼狈可怜的，“论者以为达命”。长孙顺德好容易这次做了泽州刺史，但不久又因事免职，运气也实在是不好。最后太宗对他的评价是：“顺德无慷慨之节，多儿女之情。”然而长孙顺德死后，太宗还是为他罢朝一日，以示哀悼——不过，这是太宗想偷懒也说不准……
此外还有好多可算是唐朝“嫡系”（一开始就跟着李氏家族）的武将，比如被称作唐的卫青的马三宝（当然他和卫青是比不了的）、殷开山、刘弘基、丘行恭等人。不一一细说了，马殷刘三人小说中常作为无能的唐朝老将出现，而洛阳之战中把自己的马让与李世民的丘行恭则有幸被刻在了昭陵六骏中飒露紫的浮雕上——只是他的帽子好怪，当时是在战场上，难道不顶盔贯甲吗？
每个朝代都少不了一大堆的皇亲国戚，李家自家的人自然也有很多。说到李唐宗室，大部分扮演的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的那个鸡犬，其中记载武德以前事迹的只有三个人，其余的人差不多都是从武德时记录的。估计本来他们之间走亲戚走的并不频繁，但大唐一立国，一下子亲人人数就猛涨了若干倍。李渊倒是很大方，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宗室，基本上都封了郡，因此郡王在武德时期很滥。到了贞观时期，李世民自然不用再担心这个，所以除了有功的之外其余的全都降了公。
有三个人比较有意思，就是李孝恭、李神通和李道宗。
第二部分初唐大臣众生相（8）
【李孝恭】
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武德时为赵郡王，贞观时为河间郡王。大唐开国之初立功最多的，除了李世民，就是他了。如果说李世民一直是在北方对抗劲敌，那么李孝恭则是在清理南方的反王。
实际上李孝恭得以出兵征萧铣，也是自己争取来的，他数次向高祖进言，所以才会让他去。江南由于有李靖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得力助手，再加上李孝恭本人的确有才华，而且当时萧铣的实力也并不太强，因此比较顺利地将江陵拿下。
武德六年，辅公祏谋反。在《全唐文》中，有一道李渊的诏书，《讨辅公祏诏》。诏书中很明确地写着让李世民做江州道行军元帅去征讨，但最后出兵的并不是他，而是赵郡王李孝恭。联系当时的时间，太子与秦王争斗之势已形成，那么不得不令人怀疑，之所以没有让李世民出兵，很可能与此有关。不过当时李世民正在并州防备突厥。但如果此时班师回朝，也是来得及的，毕竟朝廷正式出兵是在几个月后，应该不会很仓促，何况李世民以进军神速著称。莫非李世民此时有意以此要挟？通鉴中有一句话：十月，“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军还。”一个“犹”字不免令人生疑，犹在并州，意思应该是说他仍然停留在并州，这是有主动性的。到了己未日，诏引军还，下诏令他回来，似乎有强制性。联想到此后李世民颇有失宠的趋势，很可能这次触怒了李渊，从此将他搁置。这么解释可能有点儿抠字眼，而且如果这句话再细细品味又可以解释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直到十月李世民仍被留在并州，己未日才下诏让他回来。这样则李世民留在并州是被迫的了。那么两种解释哪个对？个人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因为这样与若干事联系在一起比较符合逻辑，否则李渊刚下诏让他去讨辅公祏，没有理由不让他回来。自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两个解释都不对……
最终征讨辅公祏的人是李孝恭，这应该也与他身在荆州离得比较近有关。辅公祏势力不强打败不难，倒是出征前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当时李孝恭按例进行战前动员，不想杯中酒忽然间一下子变红了——我辈化学已弃置多年，印象中能一下子变红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碱遇上酚酞，不过李孝恭弄一堆碱和酚酞放到酒里然后一饮而尽，实在不好想像。总之李孝恭很豪气地把酒喝了，说这是辅公祏授首的象征，所以大家也跟着一起豪气冲天。
征讨辅公祏时，得到了杜伏威的义子阚稜相助。说起来，李孝恭可有点对不住这个阚稜。本来阚稜是跟着李孝恭去平叛的，在两军对垒时出了不少力，他喊了一句“汝不识我邪？何敢来战”，就有好多旧部投降了。然而李孝恭在没收反叛人员财产的时候，不但把杜伏威、王雄涎的没收了，而且阚稜的家产也跟着一起被没收——杜王二人家产当然也不该没收，但一个远在长安，一个早已经就义，而阚稜却是正在军中啊，这就是故意的了。家产被没收，阚稜当然不愿意，这放到谁身上也受不了，也难怪他会发火，可最后李孝恭就是因此以谋反罪名杀了他。也许阚稜当时还在等着封赏，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被杀这样一个下场。说起来真有些让人齿冷。
李孝恭本身应该不至于此。自然，阚稜的“自恃功高，颇多矜伐”可能也触怒了李孝恭，但他这样对待阚稜，或许是有政治上的因素，于是不禁令人想到当时的宫廷斗争。这样一来就牵扯很多事情了，比如李孝恭的立场如何，以及杜伏威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说杜伏威在其中应该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毕竟他只是一个投降的反王，理应老老实实地在长安过日子，对兄弟之争不该介入。但我们看到杜伏威后来是毒发身亡，死后又受到李孝恭诬陷，如果解释为李渊为了去掉一个心腹大患的话，那么，数年之后李世民为他平反就不一般了。武德时期李渊冤杀的人不少，但李世民后来平反的一个是刘文静，另一个就是杜伏威，而窦建德、王世充等人都不再提起。一般前一个皇帝制造的冤假错案，后面的皇帝不会平反（毕竟是爸爸嘛，平反就等于说爸爸做错事了），例如后来李世民冤杀了刘洎，高宗时虽然刘的儿子上书要求平反而且李治也知道那是件冤案，但仍然按照原先的判处。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是与他自身有关的。而杜伏威是在贞观元年平反，比刘文静尚早了两年，一方面说明杜伏威和他应该有些关联，也就是说，杜伏威曾介入了兄弟之争；另一方面，则此事的平反应该不会太驳李渊的面子，毕竟当初诬陷杜伏威的人是李孝恭，或者再深入些，是李建成，都无所谓，因为李建成已经授首，而李孝恭在玄武门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正接受审查。为杜伏威平反一事，也许和审查拘押李孝恭有关。既然杜伏威与李世民可能有些关联，而李孝恭则很有可能倾向于李建成（或许此事就是受命于他），那么发生在江淮军中的冤案也就不难理解。杜伏威起义时年方十七岁，比李世民稍大一些，政治上并不老辣，加之入京之后李渊使他的地位在李元吉之上，也就是大唐的第四号人物，这样的一个假象也许蒙蔽了他，使他失去了政治上的警惕。而当时李世民如果想到要拉这样一个友军的话也情有可缘，对于杜伏威来说，如能找到一个可以保全自己的李唐王室的人，也是求之不得。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推断杜伏威应该是不明智地介入了这个斗争，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不满——李元吉的不满应很正常，毕竟这样一个外人位在自己之上是很恼火的；李建成则因为杜伏威相助他的对手而恼怒，所以利用江淮叛乱彻底打倒了杜伏威的势力，从而也打击了李世民。
第二部分初唐大臣众生相（9）
那么李孝恭的立场则是倾向于李建成。除去上面的猜测以外，还有几件事情。一是玄武门之变后，上面提过的李孝恭被拘押，这件事李孝恭传里面没有直写，“太宗本纪”自然也不会记这不快乐的一笔，按官方的话说还是：太宗“亲重之，宗室莫比也”。但是细看李瑗传的话，则发现有这样一句“且赵郡王前已属吏”。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李瑗是明确写着是太子一党的人物，事变之后很害怕，朝廷这时派人来召他进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李瑗和王君廓商议时，王君廓说了这样一句，然后后面又为他展望了一下惨淡的将来，于是李瑗下决心造反。李瑗在征萧铣的时候曾和李孝恭在一起过，那么两人政见上应该比较投合（一般应该是这样，李世民、李元吉是例外）。而且这句话本身就露了玄机，无事为什么要拘押？另外，李孝恭是武德时期除了李世民之外功劳最大的人，他也非常之有统率之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