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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是在四月初五去世的，比肃宗之死稍早。这个可疑的时间，再加上后人推测出来的一系列疑点，使得玄宗之死蒙上了一层扑朔的迷雾。后人怀疑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两人死亡时间接近带来的问题。就如同清朝光绪皇帝的死一样，由于他的死离慈禧之死很近，所以人们也都猜测是不是慈禧太后害死了年轻的光绪。同样，人们也怀疑，玄宗是否为肃宗害死。由于自己病重而担心玄宗会危及自身的地位，肃宗的确有理由这么干，所以单看动机的话，后人的怀疑可以成立。既然如此，有没有支持这个假设成立的根据呢？“甲寅，上皇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这是史书上的记载，从两唐书到通鉴都是如此，再多一句都没有了。离此最近的关于太上皇的消息，也就是高力士等人被贬之后，玄宗“浸不自怿”。还有一次肃宗来看望，此外，太极宫中十分安静，连个骚扰的人都没有。既然史书可以记载李辅国强行把太上皇迁到西内，如果李辅国再来虐待一下太上皇的话，也并非不可以记，因为李辅国后来被定的性质并不好，如果再多几件虐待太上皇的罪过，更可以以此为理由给他抹黑。可是没有。再考虑到玄宗这一年已经七十八岁了，而且自上元二年起又病着，并不是一直都很健康，所以元年四月玄宗并非暴卒，的确是病故，顶多再加上一条，即“晚年心情郁闷，影响身体健康”。如果再以此来推测的话，甚至连唐高祖的死也都可以怀疑一下，因为当时太宗病得也十分严重，相信当时太宗要是不幸死了的话，那么现在就会有人信誓旦旦地说高祖之死有问题了。另外，不是还有人怀疑太宗是武则天谋害而死的吗？其实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我们对史书存在太多的怀疑了，而事实上历史也许真如史书上记载的那样简单，只不过我们在“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指导思想下，已经习惯了把古人想像得更加复杂。
此后，高力士回到了长安，听到玄宗去世的消息之后，非常难过，“号恸，呕血而卒”。盖棺论定的话，高力士事实上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坏。不错，在玄宗时期，他的确参与政治，而且势力相当大，算是为后来唐朝的宦官之祸开了个头。可如果不是玄宗给了他这样的权势与地位，还会有后面的事吗？那么高力士本人倚着这些势力，有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了呢？“力士善揣时事势候相上下，虽亲昵，至当覆败，不肯为救力，故生平无显显大过”，也就是说，高力士不会替自己亲昵的人向玄宗求情，固然他是为了自保，但这样已经很难得了，而后面又直接道出力士生平无大过。据史料记载，在玄宗晚年怠于政事的时候，高力士还有几次劝谏。
帝曰：“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对曰：“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 帝不悦……天宝中，边将争立功，帝尝曰：“朕春秋高，朝廷细务付宰相，蕃夷不龚付诸将，宁不暇耶？”对曰：“臣间至阁门，见奏事者言云南数丧师，又北兵悍且强，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祸成不可禁。”其指盖谓禄山。帝曰：“卿勿言，朕将图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顾左右无人，即曰：“天方灾，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法令不行，阴阳失度，天下事庸可复安？臣之钳口，其时也。”帝不答。
高力士没有一味奉承，这几次说实话还惹得玄宗很不高兴。可惜的是，范祖禹在《唐鉴》中却说“高力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谋远虑，心知其事而不忍嚓默，此非其忠义过人，盖朝廷无贤，百官失职而至于宦者言天下之事”，感觉范老先生对高力士多少还是有点偏见的，为什么宦官进谏就不能说是“忠义”了呢？当时没有人敢再对玄宗说这些实话，因此高力士的劝谏显得弥足珍贵。还有肃宗太子之位的确定，高力士功不可没。这么说也许会有抬高高力士的嫌疑，但和唐朝日后的宦官们相比，就拿李辅国来讲，高力士确实算是很不错的了。其实肃宗朝的张皇后和李辅国的地位，分别对应着玄宗朝的杨贵妃和高力士。但是杨贵妃没有参政的愿望，高力士对玄宗之忠诚也远远胜过李辅国之于肃宗，因此张李二人为祸比杨高二人为祸要深得多。天宝政事的懈怠玄宗要负主要责任，而肃宗最后两三年却是他有些控制不住局面了，唐朝宦官之祸此时真正露出端倪。
肃宗死的当日，李辅国奉太子在九仙门与宰相相见，把宫里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两天后，李豫即位，便是唐代宗。其实“代”宗就是“世”宗，只是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所以取个近义词的“代”代替了“世”。
代宗即位了，但是他面对的形势也并不美妙——虽然相对于肃宗，算是好了很多。
那么代宗朝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第三部分郭子仪像（1）
十四
郭子仪像
如果说肃宗皇帝的主要任务是平叛，那么代宗的后半辈子则主要用来铲除朝中的四个绊脚石。但当务之急还有一个，就是平定一直纠缠着的安史之乱。
第一次洛阳之败，副元帅由郭子仪换成了李光弼。史思明第二次攻取洛阳之后，到了上元二年，有人和鱼朝恩说，洛阳敌军中基本上都是燕人，他们在洛阳戍守的时间也很久了，现在必定想念家乡，如果趁此时机赶快攻打的话，一定会取胜。没有军事头脑的鱼朝恩听后非常高兴，所以又屡次向当时仍健在的肃宗提议攻打洛阳，于是肃宗下令要李光弼照办。李光弼回奏说：“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此时仆固怀恩的话起了决定作用，他支持鱼朝恩，也说洛阳可取。之所以仆固怀恩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排除嫉妒李光弼功劳这条因素，他对李光弼执法严格也有些不满。仆固怀恩手下的将士多是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大概都被李光弼管教得有些不高兴。而在郭子仪时期，由于郭子仪管得比较松，对此能够包容，因而摩擦较少。正是有了仆固怀恩的这句话，肃宗便接连派使者催促李光弼攻打洛阳。
这个情形颇似当年哥舒翰守潼关，哥舒翰当时不得已大哭一场后带人出战，李光弼接到要他出兵的命令后也是硬着头皮上战场了。不是有句话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有时不受是不行的。我们现在一提起宋高宗强命岳飞在连胜之后撤军时，无不感慨，岳飞悲愤而下的泪水也弄得我们跟着一起心酸。强命撤军令人悲痛，而强命出战有时也让人难过。之所以不愿出战，自然是没有必胜的把握，一旦出战，战场上刀枪无眼，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呢，也许就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还有众多士兵，更是为了君主不了解情况胡乱下达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李光弼强行出战，命人依险布阵，结果仆固怀恩非要在平原列阵。也许这次仆固怀恩并非有意不听号令，他有他的理由，“我用骑，今迫险，非便地，请阵诸原”，的确在险地上骑兵的优势是发挥不出来的。但李光弼所虑并不在此，而是万一败军的时候撤退的问题，他说，依险布阵可以进也可以退，而在平原列阵万一打不赢就全完了，史思明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啊。当初在邺城史思明五万人和官兵斗得不分胜负，而对抗史思明的将军当中，就包括李光弼。那是不是李光弼被打怕了有些输胆呢？应该不至于此，因为此前李光弼按照他对形势的判断，几次击败了史思明，否则这个副元帅怎么可能当到现在？论能力李光弼绝对不差。但依然要“批评”李光弼一下，还没打就先想着撤退，别的不说，首先就不是一个好的先兆。结果史思明的军队趁官兵还未完全布好阵的时机，一下子冲了过来，把官兵杀得大败。而《唐书》上的记载有些差异，当时叛军用计，“委物伪遁”，使得官兵一下子乱了阵脚，一拥而上全去捡东西了，然后史军伏兵突然出击，官兵自然会大败。无疑这样的描述更详细生动，而且也更准确，所以这件事应当还是取《唐书》的记载为佳。
无论如何此战是败了，李光弼也只好引咎辞职。接替他的果然就是仆固怀恩。总之唐军副元帅就是换来换去的，如果再多打几年，指不定又要换谁呢。卸任之后的郭子仪后来去了趟绛州，原因是绛州朔方军兵变，杀死了主帅李国贞，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前去镇守。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但他的情况相对来说是很不错了，以后还有若干露脸的机会，其地位也是非常之高。李光弼此后虽然也一直高官厚禄，却也一直小心翼翼，至于仆固怀恩，后来干脆就谋反了。
代宗即位后，仍然按皇子当元帅的惯例，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副元帅此时为仆固怀恩。雍王李适，即日后的德宗。由于叛军内讧，史朝义搞得“大燕”一团糟，因之当唐军再次东进时，很快便攻下了洛阳。
这一次唐军也是借助了回纥兵，其实回纥本来是要帮助史朝义的，代宗派了几个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让回纥倒戈。这里仆固怀恩帮了大忙，他的女儿是回纥登里可敦，说话当然有面子，但唐朝还是许下了准许回纥“自陕州大阳津渡河，食太原仓粟，与诸道俱进”的诺言，也就是说从陕州那里都准许回纥掠夺。代宗当然不愿意这样，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旦回纥帮助史朝义的话，那就更糟糕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代宗只得选择让回纥来“帮忙”。而当雍王李适到回纥兵营的时候，年少的李适显然还很不谙于世事，不肯向回纥可汗拜舞，惹得可汗好生不高兴。事实上回纥的确太蛮横了，可是谁让唐朝此时有求于人呢？雍王左右自是向着自己的上司说话了，结果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谁有实力谁说了算，雍王一行人完全处于下风。回纥把李适带来的几个人全都打了一百皮鞭，有两人当天就死了，李适还好点，被人当作“年少无知”而没有挨这顿鞭子。
果然，攻下东都洛阳之后，回纥兵大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大火连烧很久都不熄灭。另外，鱼朝恩所率的神策军把东京、郑州、汴州、汝州等地视为贼境，于是任意掳掠。说实话，唐军官兵的行为，怎么看怎么有点像“三光政策”，元曲里有一句“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官兵和贼兵对百姓来说几乎没什么区别。在官兵的照料之下，这些地方十分凄惨，“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又是一句元曲的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又被追赶而来的唐军打败。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叛军中的邺郡节度使薛嵩和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纷纷以自己统领的地盘投降了唐朝。
第三部分郭子仪像（2）
第二年，即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正月，史朝义屡战屡败。他的弑父行为再加上搞内乱当然不得人心，虽然他“虚怀礼下”，但并没有什么才能，又是常败将军，更难聚敛人气。这一回他失败后，来到莫州，又上了田承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