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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马弗·梅尔尚、华伦·厄尔·沃恩、格雷迪·约克
吉米·戴伊、格伦·弗雷泽、弗洛伊德·霍尔
迪克·沃尔霍夫、无名氏
这些小伙子们是想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故事——多年以来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
——比尔·多兰
一天，我收到一封艾里斯·张（张纯如）发来的电子邮件。她就是那本发人深省的畅销书《南京暴行》的作者。在我的第一本书《我们父辈的旗帜》出版后，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业务联系。艾里斯在电子邮件里建议我和爱荷华州一个叫比尔·多兰的人联系一下。她说，比尔那里有一些“有意思的”信息。
收到那封邮件的时间是在2001年的2月初。那时候，我每天都能听到很多“有意思的”战争故事。我的第一本书《我们父辈的旗帜》刚刚出版不久——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二次大战期间硫黄岛上六名升旗手的故事，其中一名就是我的父亲。
事实上，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就我下一本书的主题向我提出建议。因此，当我在纽约拨通爱荷华州比尔的电话号码时，心中充满了好奇。
比尔很快将我们的话题引到了他厨房餐桌上那沓厚厚的文件上面。和他交谈了近二十分钟后，我意识到，我必须去亲自见见这位比尔，我要直视着他的眼睛，听他向我讲述，此外我还要亲眼看看那一大摞文件。于是我对他说，我决定搭第二天的首班飞机去他那里。
“好的，没问题。那我去机场接你。”电话那端传来热情的声音。“你就住在我这儿好了，家里只有我和斯特莱普两个‘人’。哦，斯特莱普是我的大狗。我这儿有三间卧室都空着，你随便住哪一间都行。”
第二天，比尔开着他的卡车去得梅因机场接我。回去的路上，他向我炫耀起他的斯特莱普，说它是世界上最棒的猎犬。从他口中我还得知，他已经76岁了，曾经是位律师。退休后，他时常带着斯特莱普去打猎钓鱼。我们很快就到了他家。我俩坐在餐桌旁，一边儿聊天，一边儿吃着爆米花，喝着金汤力酒。餐桌上堆着那沓厚厚的文件。
那些文件是1946年在关岛进行的一次战争犯罪秘密审判记录的副本。55年前，比尔刚刚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他奉命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那次审判。按照上面的指示，比尔去“法庭”报到。虽说被称作法庭，其实就是一幢高大的匡西特式活动房屋（一种由预制件组成的可移动房屋）。在入口处，一位海军陆战队卫兵仔细打量了一下刚刚21岁的比尔，然后在名单中找到了比尔的名字，接着把一张纸推到比尔面前。
“在这儿上签个字。”卫兵例行公事般地说道。实际每个出席那次审讯的人都和比尔一样，必须在一份文件上签字。
比尔看到眼前的这份海军文件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各项规定和要求，用语正式、严肃。这一切让年轻的比尔意识到，无论他在那幢闷热的“法庭”内听到什么，都绝不可以对外泄漏一个字。
比尔在那份保密誓词上签了字，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审判结束时，他又在另一份副本上签了一遍。在整个审判期间，比尔每天上下午都要重复同样的事情——在保密誓词上签字。审判结束后，他回到了爱荷华州的家中。尽管他对此只字不提，但却无法忘掉所听到的一切。
1997年的一天，比尔在报纸上看到一条短消息称，自1946年起的大量政府机密文件已解密。“我一下子意识到，有关那次审判的记录已经解密了，”比尔说道，“这样一来，我觉得或许我现在可以为那些小伙子们做点什么了。”
比尔在整个律师生涯中一直试图搜寻相关的文件和记录。他曾进行过一些调查，还花了11个月的时间进行过跟踪调查。后来有一天，他收到一箱从华盛顿寄来的记录副本。于是他对斯特莱普说他们那天不能出去打猎了。
这份审讯记录副本中记述了二次大战中八名美国飞行员在硫黄岛附近水域身亡的事实。硫黄岛以北不远处坐落着父岛，在对父岛进行轰炸的战斗中，这八名飞行员在跳伞降落时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美军想要占领硫黄岛是因为那里的简易飞机跑道可供中转降落起飞之用，而轰炸父岛则是由于日军在那里设有通讯站，地位举足轻重。架设在父岛夜明山和朝日山上的短波—长波接收器以及发射机是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军队与设在东京的皇军总指挥部之间通讯联系的重要中枢。因此美军决定必须摧毁那里的无线电台，这一重任就托付给了那些飞行员小伙子们。
1994年父亲去世后，我哥哥曾在他办公室的壁橱里发现一摞文件，正是这些文件促使我开始着手探究父亲的过去。现在，比尔的餐桌上的这堆东西就是我开始另一端旅程的第一步。
就在美军飞行员在150英里以外的父岛上被俘的当天，我父亲和战友们在硫黄岛上升起了美国国旗。然而，尽管那张硫黄岛上升旗的照片闻名于世，父岛上那八位飞行员小伙子们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之所以鲜为人知的原因就在于：在近四五十年里，他们死亡的事实一直被封为机密。美国政府认为实际情况实在令人惊恐不堪，因此连他们的家人也没有告诉。几十年过去了，这几位飞行员的家人曾多次给华盛顿写信，甚至还亲赴华盛顿去探寻他们亲人当年失踪的真实情况。但那些用心良苦的官员们最终还是善意地编个故事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这些小伙子们是想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的，多年以来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比尔说。
八位母亲直到走进坟墓的那天也不知道她们失踪的儿子的真实命运。我坐在比尔的餐桌旁突然意识到，我现在知道了那些母亲们从未了解的事实。
第一部分第一章 解密（2）
熟悉历史的人可能知道，二次大战当中日军有2。2万名士兵驻守在硫黄岛上。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守卫父岛的日军人数竟达到2。5万名。硫黄岛上平坦的地形适合从海上进行攻击，而父岛上的地势却多山崎岖。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后来对这两个岛上的防御情况进行过勘察，他对我说，“如果说硫黄岛上的防御森严如地狱的话，那么父岛上的防御简直就是坚不可摧。”我们靠地面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就可以同硫黄岛上的日军抗衡，但若想拿下父岛，就必须得靠我们的飞行员了。
美军曾多次尝试摧毁父岛上的通讯站。第一次是在美军进攻硫黄岛的八个月前，也就是1944年6月，当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将父岛整个包围了起来。这些航空母舰就像是浮在海面上的飞机场，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一个个飞行员小伙子被送入了空中。他们的任务就是飞到父岛的血盆大口中进行轰炸，密集的高射炮火就好像是父岛锋利的牙齿，小伙子们不得不时刻注意躲避呼啸而来的炮弹，而他们的目的是向两座山顶投放炸弹，摧毁那里用钢筋混凝土筑就的通讯站。
第二次大战中，美国是世界上首先进行大规模空战的国家。年轻的飞行员小伙子们身穿短夹克，开飞机时翘着两个拇指，那样子充满了阳刚之气。他们酷极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就连傻子也看得出来这一点。他们以自己女朋友或偶像的名字给飞机命名，还在机身两侧画上她们诱人的曲线和迷人的脸庞。可在机舱里面，小伙子们就像个孤独的骑士只身奋战。
1945年，飞行员们在北太平洋第一次执行了“非常任务。”他们登入锡制机舱，炸弹挂在脚下，从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后，冲进咆哮的狂风中。有时他们还从岛上的机场起飞。飞行员们头顶广阔的蓝天，身下是无尽的海水，飞往远方。他们为了轰炸目标，冲入枪林弹雨，投下致命的炸弹。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心都悬在嗓子眼儿，血管里的血液也都跟着沸腾起来。尽管如此，任务结束后，他们还是要尽力驾驶着千疮百孔的战机飞回那块巴掌大的甲板上，或是飞向远离战场的飞机场。
地面战争同刺激的空战比起来就显得平常了。而飞行员们就是空战中的重要力量。1945年，北太平洋战区进入了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军决定火烧日本。这就需要在天空中部署上下两层轰炸机——体形巨大的B—29载着准备烧毁城市的凝固汽油弹飞在较高一层，体形较小、飞行高度较低的舰载飞机主要负责为B—29护航。我父亲在硫黄岛上同父岛上的飞行员执行的是同样的任务：为B—29清除天空中的一切障碍。
日本军方的专家后来承认，日本最终投降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因为受到了原子弹的轰炸，而主要是因为B—29投下的那些凝固汽油弹。当然，汽油弹烧死的日本平民人数比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中死亡人数总和还多。
1945年2月至3月的30天是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个月，整个二次大战期间的伤亡人数在这段时间里达到了最高点。父岛上的大多数飞行员就是在这个月的恶战中牺牲的。如果你看一下太平洋战争四年中伤亡人数图表，就会发现那条曲线在硫黄岛战役及飞行员轰炸日本本土之后陡然上扬。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美国在那场战争中杀害的日本平民人数比消灭的日本士兵人数还要多。这时，战争已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日本在这段时间里死伤无数，家人刚刚在城市的烈火中被烧死，年轻的神风敢死队员就驾着飞机冲向美军的舰队与之同归于尽。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最惨痛的战役，虽然他们因为这个月的战斗而被赋予传奇色彩和无数荣誉，但实际上他们所进行的却是一段勇猛且残酷的大屠杀。
美国的军方顾问向来以逻辑思维缜密、讲求战略战术著称。他们在1945年2月前就已得出日本战败的结论。但是，日本帝国不愿投降。美国人断定，日本人在无望胜利的情况下可能会“阵脚大乱”。然而日本人打起仗来根本没有逻辑可言。日本是一个岛国，自古以来就生存在自己的道德世界里，积淀出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日本人始终相信，“大和民族精神（大和魂）”一定能把在家门口儿撒野的外国人打跑。他们坚持战斗，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不会失败。
美国人将那些了不起的飞行员小伙子们视为英雄，日本人却对那些在天空中为非作歹的家伙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那些飞行员把凝固汽油弹投向住在木屋里的无辜平民，这么没人性的东西同魔鬼没什么两样。
这是一部关于战争的故事，所以它也是一部关于死亡的故事。然而，它却不是一个讲述失败的故事。我费尽周折找到那八位飞行员的兄弟姐妹、女朋友，以及那些曾和他们一起训练、一起喝酒的军中伙伴。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向我提供了他们的照片、信件、勋章。我还翻阅了他们的学校年鉴、军中飞行日志以及通讯录。这一切就是为了弄清楚他们到底是谁，弄清楚他们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把那6000页审讯记录读了一遍又一遍，在美国和日本进行了上百次采访。
这些飞行员的家人和朋友们只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