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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戴伊叫她的丈夫给海军写了好多的信，以期能够得到更多关于吉米的消息。戴伊先生甚至写信给了国会议员查尔斯·沃尔弗顿。对每一次询问，海军方面都客气的回复，但答复总是“没有更多的消息可查”。
关于弗洛伊德的事，霍尔先生在给美国海军的信中说道：“从3月7日起，我们就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我们孩子的消息，我们急切的想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回复总是：“没有更多的消息可查。”
埃维给海军陆战队写了好多封信，希望她的执著能换取有关华伦·厄尔的消息。但每次的答复总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更多的消息。”
埃维竭力抓住每一丝希望。1945年11月，她绕过海军陆战队，通过家乡的报纸给财政部发了一张释放了的美国战俘的照片。她写道：“四周用圈儿圈住的那个人很像我的儿子。因为我还没听到任何消息，所以如果你们有照片上这些人的名字，请告诉我，这或许会对我有所帮助。”信的结尾处写道：“信封上有我的姓名和地址。”
财政部将她的信转给了海军陆战队，他们回复道，“很遗憾，但我必须通知您，我们没有收到关于他（华伦·厄尔）的更多的消息。他将继续被记录为‘在行动中失踪'。”
一年多来，每一位母亲都感受到了这一无所知的灰暗时光，她们的孩子“失踪了”。当劳拉·沃尔霍夫收到迪克在行动中失踪的电报后，她不屑地说：“这并不意味着他死了。”
但如果他没有死，他又在哪儿呢？躺在救生筏上被太阳烤着，慢慢地等着饿死？或是受伤了，痛苦地喊着妈妈？孩子的杳无音信使得母亲的心像橡皮筋一样紧绷着。
两个月来她一直在做噩梦，埃维在她写给华伦·厄尔的一位战友的信中说道：“华伦还活着，对此我仍然抱有微弱的希望；然而有时我也不是很乐观。”
“太可怕了，因为她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失踪了，”华伦·厄尔的表妹玛德林·赖利谈到埃维时说道。“她经常哭。对于华伦·厄尔的处境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这对埃维产生了极其深远不利的影响。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她的生活没有了欢乐、祥和。”
凯瑟琳·戴伊真的再也不能静下来想吉米了。她联系了每一个认识吉米的人，叫他们来和她聊天。如果他们不来，她就去看他们。她和住在杰克逊维尔的格雷迪·约克一家人呆了一周。她和玛丽·约克两人一起痛哭，但却没有新的消息来一起分享。
凯瑟琳·戴伊和她的丈夫一起驾车去了弗吉尼亚的惠灵，去看望吉米在那里的战友拉尔夫·森格沃特。他们在拉尔夫父母的家里逗留了四天。
“对孩子的焦虑使得母亲戴伊变得心烦意乱，”拉尔夫对我讲。“她说：‘如果他死了，留下了尸首，我能够接受。但现在连尸首都没有，这使我难以接受。'我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我所能做的就是告诉他们我曾看见吉米和格雷迪在沙滩上走。我经常看到她默默地流眼泪。”
战后格伦·弗雷泽的战友莱尔·科姆斯托克去看望了住在堪萨斯城的格伦的母亲。他们在客厅坐着聊了会儿天。莱尔给弗雷泽夫人看了一把格伦当初留给他的刀，格伦曾告诉莱尔说：“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不幸，你就留着这把刀作为纪念。”莱尔把刀给了弗雷泽夫人，但夫人却叫他收好那把刀。“我仍然留着，”莱尔告诉我。
弗雷泽夫人请莱尔和她一起上了楼，在一个屋子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太平洋地图。“我不知道父岛在哪里，”她对莱尔讲。莱尔指给了她地图上的一个小岛，弗雷泽夫人看了一眼，突然惊叹道：“那么远啊！”她崩溃了，倒在莱尔的怀里哭着。
1945年10月6日，那是一个星期六，根据海军陆战队普雷斯利·M。里克西上校的命令，美国海军驱逐舰“特瑞波”号航母驶入了父岛港。他的任务就是解除驻在父岛的日本士兵的武装并将他们遣送回本土。
堀江少佐和他的翻译来到了舰上。在解决了一些细节问题后，普雷斯利·里克西上校问堀江少佐：“你们在这些岛上抓获的那些美国飞行员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美国人没有其飞行员在父岛列岛被俘的确切消息。正如里克西上校后来所写的：“美国海军很有可能认为那些在空战中失踪的飞行员都落到了大海里。”很显然，里克西上校是在引诱堀江少佐，看是否能通过他得到些消息。
令里克西上校大为吃惊的是，堀江少佐立即做出了反应。
“是的，”堀江少佐说。“我们抓到了六个人，我想都是海军，我们对他们很好。有两个人被用潜艇送到了日本。剩下的四个很不幸，在你们为夺取硫黄岛而针对这些岛屿进行的一次空袭中，被你们自己的炸弹炸死了。他们被一次直接的轰炸炸上了天，什么都没有留下。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很爱他们，不希望他们受到任何伤害。尸体火化后我们将其埋葬了，这是日本的传统。”
事后里克西心里想，“为什么堀江承认那些飞行员被击落并被抓获？他肯定是怀疑我们比事实上知道的更多。从某方面来讲他所说的并不真实，但我们仍然本着信任表示了同意。”
里克西命令负责看管战俘的日本军官第二天在驱逐舰上露面。他得知那个军官名叫的场。
在堀江少佐一行返回了父岛后，“特瑞波”号航母驱逐舰上的会场翻译卡德特·奥亚马警告他说：“别太自信，说不定你并没有骗过那些美国人。他们考虑问题非常周到，你会从他们那里听到更多的关于这件事的消息。”
“事情已经这样了，”堀江少佐说道。“我们必须信守诺言，我相信我们事先编好的故事能骗过他们。他们不会找到任何证据，根据立花将军的命令，骨头和他们的随身衣物都被扔到了大海里。”
第二天，的场少佐和堀江少佐在“特瑞波”号航母驱逐舰上向里克西上校汇报情况。据里克西回忆，的场是一个一脸凶残相，身形巨大的人。他有着公牛般粗壮的喉咙、剪得极短的平头。他站得笔直，鞠躬行礼时弯腰只有别人一半高，并且以傲慢的姿态将双手交叉在胸前搭在桌子上。里克西还注意到的场长着一双他一生中所见到的最为冷酷无情的眼睛。
“少校，”里克西上校开始说道，“为什么你们不像在防空掩体里保护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士兵那样保护这些飞行员呢？”
“先生，我为我手下的疏忽感到遗憾，”的场少佐生硬地回答道。“我的副官收到严格的命令去合理地保护这些美国人。我想你们对我们的攻击来得太快了，以至于我们的人几乎没有时间采取行动。”
“作为指挥官，你应当对他们（战俘）的安全负责，”里克西上校对的场少佐说。“你应当把他们安置在一个保护的非常好的掩体里。你的失职违反了国际法的原则，我将追究你的个人责任，对此我们将作进一步的调查。明天请你列出事实上负责看管那些战俘的人员名单。”
在翻译这番话时，里克西上校仔细地看着的场的反应。“火花快要从他的眼睛里崩出来了，他使劲儿地擦着脖子。”
“这些美国人的骨灰像战争规则所规定的那样得到安葬了吗？”指挥官库夏克上尉问堀江少佐。“你保证的场少佐像基督教通常所做的那样在他们的坟墓上立了十字架了吗？”
“是的，先生，”堀江回答道。“我们在他们的坟墓上放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并致以军礼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里克西上校通知这两位日本少校第二天他将上岸去看看那个坟墓并进行拍照。讯问结束后，他们被用小船送上了岸，这时的场少佐问堀江少佐怎样才能建一个基督教的十字架。
第二天，里克西上校被护送到了墓地，马弗·梅尔尚就是在这儿被刺刀刺死的。里克西回忆道：“就像所说的那样，每件东西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但很显然十字架是用新木头做的。怎么也看不出在头一天以前它已经暴露在大自然中了。”
出于怀疑，里克西上校分别审问了的场所列出的四个人。“对于这几位飞行员的不幸死亡，每一个被审讯的人都讲了完全相同的故事，”里克西写道。“他们会告诉你，这件事发生在八个月以前，每一个机枪手记得都是一样的地方，一样的时间，甚至那天的几时几刻，美国飞机飞来的方向以及所扔下的炸弹的数量。然而当被问及飞行员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时，他们都一言不发，不断地摇着脑袋。这么重要的事，他们的的场少佐居然忘记告诉他们怎么说了！当再次登上木质登陆艇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很担心。”
对美国军队来说，将日本士兵从父岛遣返回日本本土并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大部分船只被用来将其本国的士兵送回美国。里克西上校的军队销毁了部分日军留在岛上的武器，将其他的一些收集了起来。到1945年底，只遣返了3000名日本士兵（总共有2。5万名）。里克西仍对这些飞行员的遭遇心存疑虑，但他没有线索。
后来到1945年12月，一艘日本海岸警卫队的小艇来到了父岛，运回了两年前被从岛上疏散的平民。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叫弗雷德·萨沃里的人，他是这个岛屿的开拓者纳萨尼尔·萨沃里的曾孙。弗雷德告诉里克西上校一个惊人的故事。
“先生，”弗雷德·萨沃里开始说，“我在日本从那些打这儿遣送回的日本士兵嘴里听到一些传闻，他们说他们的上司下令处决了这些美国飞行员。还有传闻说的场少佐命令医务官在一个飞行员被处决后取出他的肝脏，然后将其交给了少校的勤务兵。这个营中有人说的场和几个军官在第二天的日本米酒宴会上吃了那副肝脏。”
“我们惊得目瞪口呆，”里克西回忆道。“当然我们想到了他们可能会被砍头，但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竟遭同类相食。”
里克西决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他单独约了堀江少佐，请他作为惟一的一个日本人参加了美国军官的宴会，以表示特殊的关照。后来在1946年新年的那一天，在喝了几杯波旁威士忌后，里克西上校开始发问了。
“堀江少佐，”上校开始说，“作为一名军人，我很欣赏你为你们的帝国、为你们的国家所做的一切。我把你当成我的朋友，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或许不知道，有关这个岛上发生的事情我了解很多。我知道他们被处以死刑以及后来的一些其他事情，我还知道你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些罪犯必须受到惩罚。我会保护你，因为我知道你是清白的，没做任何错事。
在‘特瑞波’号驱逐舰上你向我撒了谎，但我并不计较。你是在执行上司的命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以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以及作为一名真正的、勇敢的军人的荣誉，我请求你的帮助。”堀江少佐同意了。
当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去逮捕的场少佐的时候，满脸惊讶的他正坐在他的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