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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是首席大班，和第二大班布朗先生亲如兄弟，莫福德势单力薄，自然要和双鹰国的大班们亲近些。坎贝尔就十分怀疑，莫福德是否把双鹰国的利益，置于蓝旗国的利益之上，当然也不放心后者和行商之间谈的生意，生怕莫福德趁机中饱私囊。这样的矛盾，在如升行签订瓷器合同的时候，就进一步激化。
此后，坎贝尔等一众大班在陈汀观的崇义行购买瓷器，也是为了给这家充当保商的洋货行多做一点业务。这也是广州城外贸易镇上的规矩：给外洋船当保商，除了出租夷馆之外，并无其他好处；倒是在官府那里多了不少麻烦。行商所图的，就是要和所保的外洋船多做些生意。这本来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便瓷器价格稍微高点，也算是给保商陈汀观一个面子。
但是坎贝尔在如升行大大地驳了莫福德的面子，后者也不免耿耿于怀。如此一来，当蓝旗国四位大班在崇义行准备签订瓷器合同的时候，莫福德便以牙还牙，百般挑剔崇义行的瓷器价格，足足达几个小时之久。这样令坎贝尔固然十分尴尬，连陈汀观这样沉稳的人，也不免勃然大怒。陈汀观想来不知道大班们在如升行里的过节，觉得莫福德这样做，不是在谈生意，倒像是在消遣他。原文是：“我们到了陈汀观那里，看中了几箱瓷器。但是却用了几个小时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莫福德先生的争议和对价钱的斤斤计较，简而言之是什么东西都太贵，我觉得这是他同其他行商贸易时决不会产生的一种争议。这件事情持续时间之长，令我和布朗先生都感到非常羞耻。这纯属无理取闹，因为陈汀观的价格本身同其他人一样合理。这种态度也激怒了陈汀观，他说我们不是去买货而是去同他吵架的，说完就走开了。我深感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只得告诉大班们要么买货要么走人，没必要白白浪费时间。”见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GUB，SOKA，H22∶3B，第129～130页。这也为日后崇义行和蓝旗国的外洋船关系彻底破裂，埋下了伏笔。此乃后话。
再说丝绸，丝绸是广州贸易中，唯一不是现货供应的商品。外洋船到港，大班们要先在相关的洋货行看样订货，按照所需的花样和数量，签下合同，并且支付一部分定金。行商在签完合同以后，再去丝绸行订购，大概需要二三个月的时间，才能编织完成。丝绸价值高，分量轻，固然不需要考虑舱位的问题，但是没有及时签订合同，等其他的货物备齐，丝绸还不能交货，就会耽误回程的船期。
大概广州的各洋货行中，经营的货物也各有所长：比如陈寿观的广顺行，茶叶的数量很大，价格也低；而黎开观的资元行，却以经营优质丝绸著称。所以黎开观虽然也是坎贝尔眼中众多的“流氓”之一，坎贝尔还是前去资元行投石问路。结果一问之下，非常失望。黎开观的丝绸报价价格高不说，还明言不能保证在一百一十天内交货。这本来倒是做生意的正道，所谓言明在先，坎贝尔却认为别人的丝绸，大都可以在七八十天内交货，怀疑黎开观这样说，多少是在报复。
天下的商人皆多疑，但是坎贝尔却是商人中第一等的多疑之人。这且不说，但是丝绸生意还是不能等。九月十六日，蓝旗国的外洋船和胖子陈远来的远来行签订了一单丝绸合同。这单合同不大，但是陈远来出的价钱，却非常实在，这着实让坎贝尔十分开心。因为这不仅意味着这单合同会很赚钱，而是坎贝尔此后和行商们砍价的时候，有了一个证据确凿、如假包换的先例：某某某，给我的丝绸价格多少银子。这是用来压价的一个好办法。当然行商们会马上戳穿坎贝尔的话：这肯定又是那个死胖子陈远来。
黄埔的外洋船上，洋人放枪作乐
蓝旗国的外洋船，虽然也有点颠三倒四的小问题，总的说来，在九月底之前，生意还可谓进展顺利。陈远来的远来行，货优价低，但是规模比较小，所能供应的货物不多；陈寿观的广顺行茶叶很多，价格也算不错，所以茶叶的购买也不成问题。瓷器主要靠如升行，丝绸除了远来行以外，也在张族观的裕源行订了不少，想来也不至于影响回航的船期。
除了丝绸之外，茶叶和瓷器签好购买合同后，陆续验货装箱，送到夷馆的仓库之中。仓库中一进货物，夷馆买办就开始用他的平底船，陆续从行里的驳口运出，再进入黄埔的岸上仓库。黄埔的岸上仓库虽然简陋，但是面积甚大，一般是先把货物存起来，等到生锌装满压载舱，大船足够稳定以后，才开始将瓷器装入底舱。
在贸易镇上的夷馆买办，手下一般都有数条平底船，专门用来在广州和黄埔之间驳运。货物驳运是一个方面，前后关口都要查货验关，所以夷馆买办也算是专业人士，既负责短途运输，也熟悉验关程序，甚至还要提防海贼的袭击。雍正十年，广州贸易规模巨大，进出口贸易总额，当在二百万两纹银以上，所以行业分工也甚为细致，夷馆买办，就是其中的一个特殊行业。
却说大班们正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将生意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黄埔的大多数洋人却十分憋闷：十七八条洋船，洋人有好几千，大都却只是在船上船下活动。黄埔村小得很，虽然新奇，转来转去也就不过如此而已。因此，这些军官和水手唯一的快乐源泉，就是黄埔村那家卖中国酒的小酒铺了。想来这家小酒铺，必定是大发横财。
嗜酒如命，本来就是水手的特征，但是酒喝得醉醺醺以后，未必就不再憋闷。中国官府因为当时珠江水域海贼猖獗，所以也没有收走船上的火枪，于是这些水手就放枪取乐，日夜不停。若是往年，黄埔地处偏僻，也就罢了；恰好雍正十年，是三年一试的秋闱，也不知道为什么，省城的闱场，正好选在黄埔附近的江边。那些老少秀才们，进了考场之后，耳边只听得从江中传来阵阵枪声，无论如何也写不出锦绣文章了。
情况反馈到海关监督衙门，海关监督自然是命行商前去告知洋人大班，不得再在船上放枪。别国的外洋船倒还好，大班的管束还起点作用，唯独红毛国的洋人，大班们正在争权夺利，不亦乐乎，所以红毛国的军官水手，任凭为他们作保的行商苦苦相求，继续不停地放枪，而且在船上大呼小叫，喧闹无比。劝告而无效，主持乡试的考官就一状告到了总督衙门。
两广总督鄂弥达本来已经具名严参海关监督祖秉圭贪墨海关税银，只是朝廷还没有反应。这件事情一出，对祖秉圭更是大怒。是否又上了奏折参他，不得而知，但是移文海关总督衙门，斥责其对外夷教化不力，则是肯定的事情。祖秉圭很没有面子，一口恶气，自然出在为之作保的行商和通译身上：陈汀观被叫到衙门，骂得狗血淋头，但是这位行商向来和祖秉圭关系不错，所以也不好太过于为难他。
骂完陈汀观之后，海关监督大人下令所有给红毛国夷馆服务的中国人全部撤出，另外派兵团团围住红毛国夷馆，不让任何中国人靠近；接着，又将红毛国外洋船的通译，捉到黄埔锚地，枷号示众。可怜的通译估计还被打了一顿屁股，无比凄惨地被锁在红毛国洋人看得见的地方，以此告诫这些“远夷”。这样的做法，多少有点滑稽。这便是雍正十年，著名的洋人放枪惊秋闱事件。
雍正十年，与其说中国官府怕洋人，毋宁说是外洋远夷怕中国官府的多，至少洋人大班们就很怕什么事情不妥，得罪了官府和中国的皇帝，不许他们再到广州来贸易。从洋人大班的记载中看，当时督抚和海关监督，在洋人心目之中，也颇有威信。此外，祖秉圭任海关监督的这些年，对远夷洋人礼遇有加，也算是礼貌得体。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堂堂的海关监督衙门，就是不肯直接和远夷洋人打交道，大概是问题的关键。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行商和通译转达，出了事情，也不找洋人的麻烦，而是唯行商和通译是问：抓来打屁股，或者杀鸡儆猴。这样一来，官府的威信固然不足，行商和通译得不到洋人的尊重，洋人也越来越放肆，好像中国官府只会惩治中国人，而不会直接抓住他们打屁股。有清一代，这种规矩，日后遗患无穷，给官府增添了不知多少烦恼。这是后话，三百年前，自然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崇义行的陈汀观却弄得十分懊恼。无端惹了这种麻烦，可见这保商也不是容易做的。好在海关监督大人还算给他面子，没有把他也同通译一样，给抓起来枷号示众，算是保住了脸面，可见和海关监督大人的交情，还是十分重要。蓝旗国的外洋船到港不足一月，广州城内外，已经有了不少事情，而且气氛日益紧张，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陈汀观唯一希望的是，这蓝旗国的外洋船，能够平安无事，多多在崇义行购买茶叶、瓷器和丝绸罢了。
海部大人
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和海关监督衙门
大清粤海关监督关部衙门，在广州城外贸易镇的东边，和镇中间的大街连在一起。衙门前面有个广场，广场上一杆“粤海关监督关部祖”的大旗猎猎招展。广场前面是凭珠江而踞的总巡口，稽查往来船只。清初开关贸易之前，海关监督衙门原是广东省的粮道衙门，本身规模就不小；康熙二十三年开始修缮扩充，最后改成了粤海关监督衙门。
康熙朝为了平定台湾，一是禁海，二是迁海，将广东福建沿海居民，迁离海边。沿海居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禁海禁了二十多年，等到平定台湾，疆域统一，沿海的民生已经十分艰难。康熙皇帝为了恢复民生计，下旨开海贸易。地方大员有反对意见，也受到康熙皇帝严词训斥。康熙二十四年，我们的故事发生之前四十六年，设立了粤海关。
上文说到，粤海关初设之时，外洋船前来广州贸易者甚少，至康熙三十八年以后才渐次增多。外洋船大量来港，已经是雍正年间的事情了。但是康熙朝的海关监督大人，更换频繁，大多数是八旗的满洲战将，丝毫不懂夷务，所以海关监督任上，几乎都没有建树。具体操作者，大概都是以前市舶司的一些胥役和书办。
雍正二年，广东巡抚年希尧兼海关监督一职。年希尧是雍正皇帝私家的包衣奴才，也是皇上的大舅子。他的弟弟，就是有名的年羹尧。但是年希尧的官声一直不好，也不算能干。海关事务，都在他的家人手中，以至外洋船的大班们，无不知道海关监督大人之家人的重要性。家人有放肆的，加上书办胥役，一应官府之人，竟将这外洋贸易，当作了大饱私囊之天赐良机，敲诈勒索的本事，可谓机智奇巧，层出不穷。
海关监督大人不谋其政，推动外洋船贸易的动力，便成了大大小小的红包。任何事情，只要红包一到，就顺风顺水；红包不到，任何事情也敢叫你办不成。雍正元年，海关监督那山任上，外洋船大班居然通过行商陈寿观，用一个七百二十五两银子的红包，打通关节，向两广总督上书，走了一个大大的后门。红包之威力，不言而喻。这是雍正四年以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