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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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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之威力,不言而喻。这是雍正四年以前的情况。

  雍正三年,名臣田文镜手下的河南布政使杨文乾升为广东巡抚,兼署粤海关监督。杨文乾是重臣杨宗仁之子,向来有能干的名声;本人既当过一省的按察使,又当过布政使,熟知刑名和钱粮,和前任的那些满洲将军比,自然作风和方法大大不同。雍正三年至七年,杨文乾在任上三载多时间,也是第一任居官超过一年以上的海关监督,任上所出的政令又多,所以他这个“抚院海部”的名头,在外洋大班当中,十分响亮。

  雍正年间,广州贸易的通用语言,乃是一种特殊的英语,即最早的所谓洋泾浜英语。这种英语,虽然词汇还是以英语为主,但是吸收了大量葡萄牙语的词汇,却以广东话作为语法基础。奇妙的是,广东话的语法和英语的语法并无很大差别,所以这种英语也大为流行,行商、通译、买办,也有个别衙门里的胥役,都用洋泾浜英语和洋人交流。

  之所以是洋泾浜英语,乃是因为语法简单,词汇量少,简单而通用。比如海关监督衙门发的部票,无论是引水持的红票,允许卸货的货票,还是最后放关的部票,一律称为Chop。对于洋人来说,Chop最是重要,代表官府的许可。以此引申,重要和快,也都称为Chop,比如Chop Chop,就是“快,快”进行催促的意思。以讹传讹,筷子也变成了Chopsticks,在英语中使用至今。这是题外之话。

  再说海关监督。“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的全名经过简化,到了洋泾浜英语那里,就变成了Hoppo,中文再翻译回来,勉强是“海部”这两个字。研究广东十三行历史的,多受梁嘉彬等人之误导,把Hoppo说成是“河伯”,甚谬矣。这个名词一发明,在洋泾浜英语里面,使用的范围和频率非常之高。海部既指海关监督大人,也指海关监督衙门,甚至一切和海关有关的人和物,都称为海部。比如“海部的人”Hoppoman指的是海关的胥役,“海部船”就是海关衙门的官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海部大人的名字,和洋货行的字号和行商名字一样,洋人大班自然是不耐烦记的,海关监督,一律都称海部;万一要加以区别,就加上个前缀,基本上和称呼行商的办法是一样的。杨文乾的称呼,就是“抚院海部”,(FouyenHoppo 或GovernorHoppo)。其实兼署粤海关监督的巡抚甚多,只是杨文乾独得了此名,可见他对广州的外洋贸易,影响巨大。   


抚院海部杨文乾的改革,“规礼”和“缴送”

  上文说过,杨文乾是个大大的能员,颇得雍正之器重。上任伊始,从洋货行当中选出六家,任为行头,专责为外洋船担保。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洋货行的行商要为外洋船承担责任,既要担保行为准则,又要担保外洋船按例纳税。衙门的责任减轻不少,行商们分成了两等。这项改革,尚算温和,得罪的人并不多。行商们甚至大有实惠。

  据说任命为“行头”的行商当中,可以从海关监督衙门借官银一万两,用作资本,在外洋船未到黄埔之前,从内地采购大量的茶叶瓷器。这样一来,行商的资本和实力大增,外洋船到,也有足够的货物可以购买,对于促进广州的外洋贸易,自然是功劳不小。但是杨文乾把官银借给行商经营,实属胆大无比,此后对他的诸多攻讦,也有许多由此而起。

  杨文乾的第二项改革,乃是把各种名目繁多的红包,统一归并成一项“规礼”,合银一千九百五十两,统一上缴海关监督衙门。上缴海关之后,再予以分派,其中一千零八十九两许作为关税收入,五百十六两许分派给守关的绿营军队,一百二十五两许转给粮道衙门,余下的作为通译的报酬和其他费用;粤海关官吏上下人等,私人口袋里却一钱银子也不见了。

  本来,沿前朝之例,丈量船只仪式结束之后,中外双方互送礼物,基本原则是价值对等。但是关务管理松弛,天长日久,那些家人胥役的敲诈勒索变成了规矩:好比引水的红包多少,查验枪炮的红包多少,准许卸货的红包多少,花样繁多,统统落入私人口袋。想来那些把守关口的绿营官兵和相关的粮道、盐运使、布政使衙门,官吏上下也各有妙法,杨文乾任之前,皆大欢喜。

  雍正四年,杨文乾这一改革,可以说是把广州城翻了个天。把这许多官吏的私人好处统统夺走,而且严令此后不许敲诈勒索,引发的矛盾和怨恨,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官吏们彼时杀了杨文乾的心都有。官场上下,登时串通一气,设法要把杨文乾扳倒。雍正四年五月,广东按察使官达首当其冲,上疏参奏杨文乾营私舞弊,贪墨税银。《文献丛编》,广东按察使官达疏。其他的官吏,也纷纷上疏参他。这是官面上的一个方面。

  在外洋船的大班方面,一点也不领杨文乾的这个情。敲诈勒索变成了统一的“规例”,临到办事情的时候,该要被勒索的还是要被勒索,事情有了困难,没有红包这样美妙的东西去润滑一下,何以解决?所以杨文乾这样一来,等于凭空又多了一千九百五十两的费用,而且是上交衙门,一点人情也买不到。这还不算是最大的问题,最刻薄的,是这位抚院海部,居然规定将所有的番银加一征收。

  康熙四十七年,粤海关出台新的政策,对外洋船带来的货物加收百分之六的附加税。洋人大班们虽然非常不满,但是也无可奈何,何况带来的货物毕竟是在少数。一个主权国家的海关,对进口货物加收百分之六的进口附加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杨文乾的第三项改革的内容,却是把这项附加税增加到百分之十,并且适用于外洋船带来的所有银元。这就是著名的所谓将“番银加一征收”案。

  附加税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带来的银元加一征收。前文说过,一条像蓝旗国首次到港的二等外洋船,带来的银元之数,就合纹银八万两之多;而更大些的船,所带的银元要合到十四五万两。平均说来,每条外洋船带来用于购买货物的银元当在十一二万两左右。这样一笔巨大的数目,一下子要上交百分之十,影响十分巨大。

  番银加一征收,名曰“缴送”,对洋人大班来说,实在是官府对外洋船的巧取豪夺,忍无可忍。所以外洋船的大班们也和广州的上下官吏一样,对杨文乾恨之入骨。雍正四年开始,洋人抵制这个“加一征收”税的行动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凡是能够告状伸冤的机会,从不放过。雍正四年开始,在企图扳倒杨文乾的浪潮中,洋人大班们也出了一份大力。

  官吏和洋人对杨文乾切齿痛恨,洋货行的行商们夹在中间,日子也并不好过。本来和外洋船之贸易,用红包进行润滑,效果很好。虽然粤海关税银收入很少,但是贸易上却有行云流水之感,十分顺畅,外洋到港之船,也逐年增多。大清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并不过于关心外洋船贸易事务。家人敲诈勒索来的银子,兴许也少不得先给海部大人奉上,这海部大人也乐得在一年的任期当中,眼开眼闭,顺便捞上一票。偏偏这个对皇上忠心不二的杨文乾,弄出了这些要命的名堂。

  眼下官吏上下和外洋大班两相怨气冲天,中间没有任何润滑剂的作用,摩擦起来,倒霉的肯定是行商。因为收缴这新设之税银,责任就落在行商的头上。外洋大班如果不肯缴纳,行商就要给拉到衙门吃苦头,轻则痛骂,重则拿老大的竹板子打屁股。至于六家“行头”之外的其他洋货行,痛恨杨文乾的心思,必定也不小于官吏等人。所以大多数行商们,也和官吏、洋人大班站在一起,反对杨文乾的改革。   


杨文乾得到雍正皇帝的支持,却暴病身亡

  广州官民和外洋大班一致要扳倒杨文乾,

  却说雍正四年始,广州城内外,一片要扳倒杨文乾的呼声。如此到第二年,杨文乾就有点顶不住了。年初的时候,杨文乾找了一个借口,上疏向皇上请假,回籍葬父。乞假葬父,当然是个借口,因为其父杨宗仁在杨文乾当上广东巡抚不久就得病身亡,上谕杨文乾在任守制。《清史稿•;列传七十九•;杨宗仁子文乾》。在任守制,自然也不用再有葬父之举。事隔将近两年之后,却乞假葬父,当是吃不消这官民上下的切齿痛恨,暂避锋芒。

  杨文乾虽然暂时避开了是非之地,但是广州官民要扳倒杨文乾的决心并没有动摇:杨文乾请假期间,广州的众人罗织好杨文乾的罪名,居然说动了福建巡抚常赉出面,向雍正皇帝狠狠地参了他一本。奏折上说,杨文乾设了六家专门的洋货行为“行头”,私下得银二十余万;贪污粤海关羡余银五万余两;放纵绸缎出洋,得银万余;番银加一征收,得银四万余两;选外洋船上的奇巧之物入署,让“行头”代卖,又得银二万余两,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不能不让雍正皇帝重视起来。

  这一本,参得的确厉害:贪墨的总数加起来,达三十多万两银子,超过粤海关当时一年的关税收入数倍之多。如果所参属实,杨文乾的脑袋必定不保。但是雍正皇帝对杨文乾十分信任,收到这样的奏折,一不派钦差调查落实,二不下旨查办,居然只是上谕把杨文乾臭骂了一顿,“令愧悔痛改”。如此而已。

  皇上这样处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可见雍正皇帝对广州的情况,十分了解,甚至有可能是他出的主意,却让忠心不二的杨文乾来担这么一个恶名。把杨文乾臭骂一顿,也是安慰一下广州城的官民而已,该收的规礼和缴送,一文不少,还是照收不误。终雍正一朝,对外洋船带来的番银加一征收,都没有废止,却在乾隆元年,由乾隆皇帝下旨罢收。可见这件事情,多少和雍正皇帝有直接关系,也有可能是君臣联手,演出的一场双簧戏。

  却说皇上把杨文乾骂了一顿以后,又立即委派他到福建当钦差大臣,查办仓库亏空之事。参奏杨文乾的福建巡抚常赉,调任广东巡抚,去接手广州城内外的这个烫手山芋。杨文乾对于查办仓库亏空之类的事情,想来是拿手好戏,未几就有了结果。皇上又把杨文乾大大地表扬了一番,说他是“秉公无瞻顾”云云。前后对照起来,这等于是把上回骂他的时候,丢的面子给找回来了。

  皇上和杨文乾演双簧,或者是对他特别信任,让广州城内外的官民,好生失望。但是皇上也知道,杨文乾和其他官员的关系,已经恶劣到了极点。前任广东总督孔毓珣,后任两广总督阿克敦,都和杨文乾格格不入,双方递上了大量奏折,互相攻讦。广州城里凡是有资格给皇上写奏折的,都将参奏杨文乾的奏折,雪花似的寄往朝廷。事隔两年之后,余波未尽。

  雍正六年,杨文乾应召到北京,据说是向皇上和满朝文武解释他在广州的政策。为了有效地为自己辩护,杨文乾带了六家“行头”之一,如升行的行商,大概是有过功名的大官Quiqua,同上北京。想来杨文乾在朝堂之上是滔滔不绝,把自己的改革措施等等,说得滴水不漏,何况带来了有力的人证。这样一来,皇上自然是龙心大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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