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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亲自来主持这丈量船只的仪式，而是派了一个家人，代表他来参加。所以九月十一日将近中午时分，祖秉圭的家人带着书办和胥役，到了黄埔，并且登上了停泊在江边的“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船。
祖秉圭是上三旗贵族，早年就官居广西巡抚，所以府中自然有许多家人。所谓家人，大都是满洲高官府中的包衣奴才。他们在内是奴才，在外则是威风凛凛的大管家，经常可以代表主人行使权力。主人官当大了，也会提拔这种奴才，出去当官。有清一代，许多官至一品、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都是包衣奴才出身。比如有名的年大将军年羹尧，便是一例。粤海关向来和内务府关系密切，所以海关监督，基本上都是满洲贵族，海关监督的家人统揽关务，代替主人行使职权，也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连前来贸易的外洋船大班，也深知其中三昧。洋人使用一个葡萄牙语的单词Pay de Casas， 来称呼海关监督的家人。坎贝尔还特意作了解释：“按葡萄牙人和其他人的认识，应是一种管家，或为大官或大人物府中的军官头目。”这种管家，本身是包衣奴才这一节，倒是不得而知。
祖秉圭的家人，坐海关监督专用的关部官船，前来黄埔。这种官船，大概是珠江水面上最醒目，也是最有威势的一条船，虽然不大，但是通体漆成红色，上有船楼，充分体现了官家的威风和派头。因为是正规而夸张的仪式，所以这条海关监督的官船靠近外洋大船的时候，从船上轰然响起了一阵炮声。通常是八响，或者是十六响。
外洋船相应的保商、通译和买办，必定提早来到船上，在前甲板正中，放下一把座椅。座椅安置停当，海关监督大人，或者是他的代表，才开始上船。上船以后，径直坐在这把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座椅上。大人落座以后，这丈量船只的仪式，算是开始了。他手下的胥役，就会在通译的帮助下，对船进行测量。这种方法，说来也算简单，无非是量出大船的长度和宽度。长度是前桅到后桅之间的距离；宽度是中桅，或者说主桅杆所在的位置，量出船体的整个宽度。两者相乘，再除以十，可以得出一个数值；然后根据这个数值，来确定这条船，应该属于几等船，以此征收外洋船的固定税。这种固定税，粤海关称为“船钞”。粤海关按照前朝“丈抽”之法，把外洋船分成三等。从一等大船到三等小船，每一数值单位的税率各不相同。前后桅之间长度乘船宽除十，得出的数值，超过154。当属于不大不小的二等船，该交的固定税，不超过纹银八百八十两。丈量以后，海关监督衙门的书办登记在案；自有外洋船的保商，负责外洋船缴纳这笔“船钞”之税。
船不大，过程也简单，这丈量船只仪式的第一个项目，大概花不了多少时间。丈量完毕，海关监督大人或者是他的家人，开始向外洋船的大班们赠送礼物。礼物通常是两头牛，几瓮酒，有时还有几束花。牛和酒，从来是中国人用来犒赏军队的必备之物。明朝制度，凡是外国来朝贡的人，也用这犒劳军队的“牛酒”，进行招待。这里用牛酒招待远客，完全是一种慰劳的意义。清朝开海贸易，在沿用了明朝丈量船只仪式的同时，也沿用了“飨以牛酒”的传统习俗。但是明朝的时候，招待外国贡使，非常实在，每人每天供应半斤肉，半瓶酒，一斤米，以及若干蔬菜。但是在雍正十年，这种“飨以牛酒”，却完全是象征性的了。
“飨以牛酒”，从名义上讲，是海关监督代表皇上，“御赐”给外夷的礼物。正是因为这是“御赐”之物，所以要把这丈量船只的仪式，搞得花团锦簇，隆重热烈。但是明朝的做法，是大包大揽，你外邦小国到我天朝上国来朝贡，哪怕只是用朝贡的名义，来做生意，大赚其钱，一律都管吃管住；甚至回程的路上，吃的东西也全部给你准备好。可谓天朝之关怀，无微不至。
雍正十年，虽然也用皇上的名义，给洋人送牛酒，但是两头牛，几瓶酒，不够大船上百十号人吃一二天的，所以送礼只是一个象征意义。操办牛酒的，却是给外洋船提供食品供应的买办，八成是黄埔买办。黄埔买办事先操办这些牛酒、鲜花，可能还有甜饼，等海关监督和衙门一干人等到来，让他们以皇上的名义，送给外洋船上的洋人。这些费用，应该是官府出的，也就是日后到官府报销的意思。
但是中间过手的家人或者胥役，经常要占这些买办的便宜，甚至完全把这笔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比如乾隆二十四年，公元一七五九年，法兰西国外洋船的大班向两广总督李侍尧告状，说是自从李永标在乾隆十六年当上海关监督以后，他的家人和书办，从来也没有给操办牛酒的买办或者通译报销过这笔牛酒的费用。因为买办不敢得罪家人和书办，所以只好抬高供应品的价格，再从洋人身上捞回来。雍正十年，家人和书办的贪墨情况也比较严重，但是至少这项费用，还是官府出的。
雍正十年，这象征性的“牛酒”，价值不过是三四十两纹银，却给外洋船的大班们下了一个套子。按前明贡市之例，粤海关初建之时，这丈量船只的第三项程序，就是外洋船回赠礼物。比如康熙四十六年，总督奏报皇上，从外洋船收到的礼物为：一箱洋酒，一箱烟草，还有一些药，大概是金鸡纳霜之类。所以清朝前期，这种互送礼物，基本是对等的关系，价值对等；同时也是因为皇上送的“牛酒”，所以洋人送的礼物，也是快马直接送往北京。
康熙五十九年起，也就是十八世纪的二十年代起，到港广州的外洋船大增；海关监督大人，他的家人、书办、胥役等等，开始大大地敲起了洋人的竹杠。任何一桩事情，没有红包，根本办不成。大概是洋竹杠敲起来的时候比较爽，所以越敲越起劲，到后来，几乎是敲得一塌糊涂。收取贿赂，成了明文。洋人毕竟是远道而来，对于官府之水的深浅，丝毫不知根底，同样受害的行商、通译和买办，却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雍正四年，广东巡抚兼署粤海关监督，雍正朝赫赫有名的能员杨文乾，干脆把各种名义的红包，统一归并成一项固定税，名曰“规礼”，计纹银一千九百五十两，一律上缴粤海关。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对瑞典船的故事也大有影响，这里暂且按下不表。但是自雍正四年以来，因为有了“规礼”这个名堂，所以丈量船只仪式上，这第三项活动，也就不再成为规矩。愿意送礼更好，不愿送礼也悉听尊便。反正送了礼，也是要给皇上送去的，不能进自己的腰包。
三项活动变成了两项，这丈量船只的仪式，时间就更短了。雍正十年西历九月十一日，海关监督的家人和书办、胥役一干人，丈量了蓝旗国的外洋船后，又到另一条外洋船上，再去举行一次这样的仪式。下船的时候，蓝旗国的船上，又是炮声隆隆，欢送这些衙门的大老爷们下船。奇怪的是，这些人听到炮声以后，又返回到船上，对蓝旗国的洋人说，他们不喜欢放炮，希望他们不要再放炮了。
丈量船只仪式，一部分是代表皇上，“怀远柔夷”，本来是越热闹越好的事情，向来的操作，也是如此。坎贝尔等人一个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肯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他们当然不能理解，此时的粤海关，正经历着一场腥风血雨的大风暴。海关监督大人不能参加仪式，包括命运和主人息息相关的家人不喜欢放炮，都和这场风暴有关。
对于蓝旗国的洋人来说，包括另一条举行丈量仪式的外洋船，或许是红毛国，或许是港脚船，丈量仪式的结束，意味着可以正式开始贸易了。这一点，意义匪浅，毕竟洋人们到广州是来做生意的，而不是来朝贡或者考察异域风情的。蓝旗国的外洋船首次来广州，几天之内，就做好建岸上仓库，找保商，设夷馆，丈量船只仪式这些重大的准备工作，不能不说是非常快捷和顺利。从前后到港的外洋船看，这样的速度，几乎是奇迹。
这种快速高效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祖秉圭领导下的粤海关对夷务十分熟稔，衙门的办事作风，也算不错。祖秉圭当海关监督已有数年，想来经验也有不少。虽然他大大地贪污了海关的税银，但是领导才能，估计还是有的；另一方面，蓝旗国也算是找对了人，因为这个保商陈汀观，的确是十分干练。这样，在丈量完船只以后，坎贝尔等人立即和陈汀观一起回到广州，开始贸易了。
茶叶 瓷器 丝绸
洋人大班们在贸易镇上，摆足了大人的派头
蓝旗国的外洋船，今年到港已经甚晚，而双鹰国的外洋船，到港更晚。等他们的大班赶到广州城外的贸易镇，已是雍正十年的阳历九月十五日了。和法兰西、英咭利国的外洋船六七月份就到了广州相比，要差了二三个月之多。到了这个时候，洋货行的行商都知道，今年不会再有外洋船到了，因为信风季节已过。
九月份，正是贸易镇上最热闹的季节。外洋船俱各来到，所有的外洋大班都已经租下了夷馆，开始贸易。外洋大班一进货，就会从船上调来十数名军官和水手，看守夷馆的仓库。因此贸易镇上，金发碧眼的洋人着实不少：来港贸易的，有英咭利国、法兰西国、红毛国、蓝旗国、双鹰国和几条港脚船，总数有十七八条外洋船之多；以国别建夷馆，每个夷馆的洋人连大班加上军官水手，当在近二十人左右，这样加起来，整个贸易镇上，来往的洋人也有上百之数。
雍正十年，洋人在贸易镇上，相当自由。大班们出入可以坐轿子，派头倒有点像中国的官老爷。学术界向来认为洋人不许在广州坐轿，而雍正十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坎贝尔记载：“这样，我们的轿子等在门口，我和其他的大班们一起去见海部。”官府虽然把洋人称为“夷”，比如“远夷”、“夷馆”等，这里的“夷”字，倒也没有歧视的意思。洋人大班去见官居二品的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坐着轿子去不说，按例赐座奉茶。这在官场上，基本上是品级相当的官员才有的待遇。甚至洋人大班觐见结束，关部衙门鸣锣相送。这种排场，可谓礼遇有加。
洋人住在广州城外，一应事务，均由大班们自决，官府基本不加干预。只要不进城，既可以到处闲逛，也允许登高望远，抒发情怀。一直到乾隆雍正十年，洋人进城也不算一件难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洋人自己出面，向海关监督衙门申请一个批文，写明几个洋人要进城；二是广州城内有人发出邀请信，即可获得批准，进广州城内访客，这就好比是眼下的外国签证，通常分成旅游签证和访友签证两种。
外洋船的夷馆，在洋货行里面，却又有朝街的独立门户。贸易镇上的管理，想来也是很规范的，因为晚上闭门和早上开门都有一定的时辰；蓝旗国的大班规定，从船上调派军官和水手十二名，前来守卫夷馆，定期轮换。这样船上所有的人都可以领略广州的风情。如此一来，这夷馆也俨然很有规模：大门口有洋人把守，里面有夷馆买办派来的厨子、佣人甚至轿夫，大班们出入期间，自然也很有威势，这在普通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