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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在这里说的是老实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的政治基础，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队”。只要不触动这个基础，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动摇不了他们的统治的。苏共领导越是掩盖资产阶级依靠暴力统治的事实，越是宣传他们那种受到杜勒斯欢迎的和平过渡的神话，就越是暴露出了他们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反对革命的真面目。驳所谓“议会道路”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的主张，早已为列宁所彻底批判，早已宣告破产了。但是，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谓“议会道路”似乎突然变得灵验起来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议会。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赋予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采取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选举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
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中，现在仍有半数左右处于非法地位。对于这些连合法地位都没有的党，当然谈不上什么取得议会中的多数。
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就是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中，连参加选举也不可能。可是，像伊巴露丽这样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跟着赫鲁晓夫鼓吹西班牙实行“和平过渡”。这是十分荒唐和可悲的。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虽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平的限制之下，共产党很难获得多数选票。就是获得多数的选票，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修改选举法等等手段，使共产党人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例如，战后以来，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就曾经两次修改选举法，使法共在议会中的议席两次大量减少。在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八十二席，但是在一九五一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修改了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一百零三席，即少了七十九席。在一九五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再次修改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十席，即少了一百四十席。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或者通过选举的胜利参加了政府，这也绝不等于改变了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和建立了新国家机器。要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来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造，是绝对不可能的。掌握国家机器的反动资产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可以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宣布共产党非法，采取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
例如，一九四六年，智利共产党曾经支持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取得选举的胜利，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当时，智共领导人竟然把这个资产阶级掌握的政府称为“人民民主政府”。但是，不到一年，资产阶级就迫使共产党人退出政府，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并且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共产党非法。
当工人政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御用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的议席，也可以允许他们组织政府。例如，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这样的事实，只是进一步证实“议会道路”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信奉所谓“议会道路”，害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那就不仅只会落得一场空，而且必然陷于修正主义泥坑，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的时候不去利用，是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
列宁说：“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四十一页。）
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中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驳所谓“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时候，凭空捏造了一大堆谎言，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没有革命形势也要“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主张放弃“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把武装斗争“绝对化”，等等。他们经常给中国共产党乱扣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帽子。
其实，苏共领导这样叫嚷，不过是想给他们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掩护。他们攻击的所谓“左倾机会主义”，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我们一向认为，革命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没有革命的客观形势，就不会有革命。但是，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胜利，不仅仅要有革命的客观形势，还必须有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准备和行动。
如果不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因素，在革命形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不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或者在革命形势已经到来，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去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机没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积极领导日常的斗争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日常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来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训练自己的阶级队伍，锻炼自己的战斗力，做好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军事上的革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革命的胜利。否则，即使有了革命的客观形势，也会白白地错过革命时机。
苏共领导避而不谈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样进行日常的革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而只是开口闭口都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革命。他们实际上是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根本取消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革命的任务。
列宁曾经很精彩地描绘了叛徒考茨基对待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指出，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形势“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列宁指出，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市侩，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市侩的地方，就在于他有本领“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一页至第二百七十二页。）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像不像列宁所斥责的考茨基式的市侩。
我们一向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并且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一切受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把群众斗争的主要打击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近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打击，而且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对此，我们从来是给以充分估计的。
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当前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以便在革命时机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苏共领导鼓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交织得这样紧密，以致在这里很少有可能划定什么分界线”。这也就是用当前的斗争代替长远的斗争，用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把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而这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零五页。）
列宁还说过，“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都是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