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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可能真实全面地总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但抗战胜利，国民党不择手段地拼命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使其本来就存在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更充分地得到表现和发展，确实让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本质，加速了它的彻底失败。就此而论，蒋介石亦言之有理。但江山既丢，后悔已为时晚矣！
在反动的国民党之外，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存在。而且此时的共产党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已是一个在政治、军事诸多方面都有相当的实力，和国民党进行抗衡的大党。
“桃子”是好吃的，但桃子不是空中掉下来的，它长在树上，需要有人栽树、施肥、浇水，才可能有机子。“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这自然是不行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也应当归属于人民。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拉开架式，疯狂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就是怕抗战的胜利果实落到人民的手里，怕被共产党拿去甚至拿去一部分。因为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土壤，只能培育吃独食的人，蒋介石更不例外。卧榻之侧，连他人安睡都不可容忍，岂能容他人去分享盘中的美味佳肴呢？
1945年8 月11日，在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勿稍松懈”抢夺地盘的同时，也给八路军发去了一道命令，称：
“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它各作战区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没收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实在是欲盖弥彰，多此一举。他太小看了共产党的胆量和自立、自主的能力了。共产党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百多万人，什么时候是经过你蒋介石的允许后才发展起来的呢？
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吃独食”的行径，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8 月13日，八路军给蒋介石发去了反驳他的命令的电报，电报中说：“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当然，这个电报出自毛泽东之手。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早在8 月9 日，也就是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当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首脑毛泽东已经给部队下达了紧急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正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方针早已确定了的一样，共产党对付蒋介石国民党的方针，应该说也是早已确定了的，那就是：“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抗日战争在8 月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也是缺乏精神准备的。
为了贯彻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党提前结束了正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会议。8 月25日，冒着极大危险，用一架美国军用小飞机，一下子运载党的20多个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往山西东南黎城县的长凝机场，为使我军指挥员尽快进入指挥位置。
在此之前，党中央即指示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所部，以三路兵力挺进热河和东北，解放了山海关，控制了锦州和辽西地区。9 月6 日进驻沈阳，随即分兵赴辽南、辽东等地区，迫使日伪军投降，清剿政治土匪，初步打开了局面。接着，中央又决定加紧派大批部队和干部前往东北。9 月14日，决定建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奔赴东北。9 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确定党和军队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党为贯彻这一方针，先后派出11万人的部队和2 万名干部开往东北。其中有中央委员10人（4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10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为后来和蒋介石国民党作更坚决的斗争增加了胜利的因素。
“一山没有二虎”，这是中国几千年反动的政治传统的核心所在，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推行家长式统治的思想基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
难，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极其顽固、沉重的政治思想包袱。蒋介石把反动的封建专制思想和法西斯主义相结合，长期把中国人民带人残酷的战争深渊。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没有民主，是她的历史的一部分。没有民主，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看谁的拳头硬。所以在中国社会内部，人民的起义特别的多，战争特别的多。当然，受害的主要是老百姓。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战死和因战争残害而死的排在饥饿、病亡之首。毛泽东对旧中国缺乏民主的情况，分析得非常深刻，他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的任务。”
他还说，“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八年抗战，实在不是一个短时间。胜利了，是中国胜利了。并且和外国人打仗，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第一次。消息传来，重庆山城沸腾了，延安沸腾了，整个中国大地，乃至整个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沸腾了。大都认为，小日本滚蛋了，战事不再属于中国，老百姓应该松松神经，过和平安祥的生活。但这实在是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对蒋介石缺乏深刻认识的盲目乐观。善良的中国人民，却没有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来保护他们。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把手伸得老长抢摘本不属于他的“桃子”，要和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心得”。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内战的爆发是必然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认识，甚至超出蒋介石本人。这是从个人而言，蒋介石最后败在毛泽东手里的原因之一。当然，根本的问题是二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一个是反动、腐朽的阶级，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是如日东升的先进的无产阶级，一定获得最终的胜利，直至最后解放全人类。
毛泽东说，从蒋介石的昨天，就可以看出他的今天，从他的今天，就可以推断出他的明天。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
蒋介石既然如此，那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将何以对待呢？毛泽东说：“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也拿起刀来。”也要杀人，杀尽中国的反动派。
事实也是如此，自打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没有全面进攻而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确定了的。但立时发动全面内战，其“狼子野心”也未免过于露骨，同时也面临诸多实际的困难。
抗战八年，国土大半沦于敌手，国民党的军队被撵到了西南一隅。要把几百万军队运到指定的位置并能即刻开战，根本不可能。
八年抗战中，共产党的军队得到巨大的发展，其实力已今非昔比。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 多万党员的大党，有正规军120 余万人，民兵200 余万人，解放区的面积达到近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 亿人。与如此庞大数量的共产党军队作战，不是儿戏就可以对付的，需要认真的准备。
中国人被战争折磨得太惨了，这八年受尽了日寇的残酷蹂躏，想起“战争”二字，让人不寒而栗。甚至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祖宗几代以来，都是在连年战乱的社会中度过的，没有过一天让神经松弛的和平生活。抗战胜利了，人们最渴求的是和平、再和平！不论蒋介石以何种理由发动内战，都是与人心相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世界各国，也希望和平。这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也是个限制。
曾经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阻碍社会进步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摧毁，英法等国在战争中受到削弱，元气大伤。在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长期受战火熏燃的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再看到血淋淋的战争。
由于苏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殊作用，战后逐渐形成了由苏美等少数国家规定世界政治格局的状况。苏美的对华政策也直接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
对于中国问题，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历来看重国民党，远远超过共产党，一直把蒋介石政府看作代表中国的合法的政府。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即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关于外蒙古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实际上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特权。苏联领导人一方面企图藉此防止美国势力向东北伸入，以屏障其远东国防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纯粹为苏联从中国想获取一些不义之利益。很显然，条约及有关协定的内容是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条约签订的同时，苏联领导人还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对美国人赫尔利说，理解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也认为，这些“协议之存在，一如国民政府所承认的，已经给国民政府以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的破坏，它担心如中国再发生内战而会被卷入其中，并且对其获取中国的利益也不利。因此，它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
作为美国，在竭力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的前提下，也不赞成中国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的统治，进而把中国作为反苏的一个重要阵地。但是，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并不满意，希望它推行一定的民主改革，使它成为可以容纳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力量代表的、类似欧美国家“代议制式”的“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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