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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演到这里，刘和平也不忍心让太子党变成一帮不择手段的政客，于是请出了一个妇道人家——李妃——来匡扶正义。结果是，李妃的一席话，让张居正这样的大男人也不得不佩服，感慨万千地说：“天地有正气，民心不可失！”这应该不是张居正在裕王和李妃面前见风使舵、巧言令色的表演。
难怪有人说，大男人做大事的时候，身边有一个明事理的女人，是一大幸事。谁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明明是“小人为女子时难养也”的勘误嘛（关于《大明王朝1566》中的女人话题不再赘述，《男人戏中的女人》将有细说）。
中国的历代帝王无不把手中的权力和自家的权利混为一谈，所以，在皇帝身边进行的权力之争，说到底完全是权利之争，而在权利上的争斗，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是不顾人民死活的。在封建专制的制度下，人民离中央集权的核心层很远，有事肯定是帮不上的，真要有一方请人民帮忙，那就天下大乱了（距1566年整整 400年后，就发生了一次，被称之为“十年浩劫”）。所以，人民其实是宫廷斗争的局外人，也是最弱的第三方。2007年热播的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中，重点谈到1689年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这场没有流血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变，最终以英王詹姆士“自行退位”、立威廉和玛丽为国王和女王、确立君主立宪制为标志，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其权力角逐的最终结果是：以国王交出行政权力为条件，保证国王和女王相应的基本权利。这一成功，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变迁的典范。遗憾的是，中国人原本也想步其后尘，光荣革命一把，但在清朝覆灭之后，却阴错阳差，陷入了混乱，结果以数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用了38年，才彻底走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淖，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国王室1689年的妥协，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但这其中包含的政治智慧是不容否定的，政治说到底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人类的民主政治成为一种历史潮流的时候，统治者能够以“权利”优先、让出“权力”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和理智的选择，这也是避免生灵涂炭，是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中国从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应该说也是一个权力实行平稳交接的过程，是一个传统体制下的不同权力阶层，通过让出权力，获得利益保障的逐步演进的过程。实践证明，邓小平先生发明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干部体制改革的制度安排，是一项创举，也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权力的交接与转移，说明中国人并不缺少智慧，只是有些事情需要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需要有人在合适的时机来推动的过程。
权力角逐的本质（3）
如何平衡“权力”与“权利”，是任何社会改革者都绕不过的问题。在汉语中，“权力”与“权利”是同音词，在写法上也比较相近。所以，这两个词所表达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常常被混淆。不论是说还是写，常常是乱用一气。而在英语中，“权力”是power，“权利”是right，不论是读还是写，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概念也不大可能混淆。不过，如果我们认真想一想，汉语中的“权力”与“权利”，除了读写上存在近似，容易造成混淆之外，造成中国人对“权力”与“ 权利”不分，其实还有心理和社会原因。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官本位”的权力社会里，权力往往就是权利，“当官”为什么与“发财”连在一起？因为权力的后面就是利益。所以，“权力”与“权利”这两个词的混淆，其实是因为这两个不同概念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中国人对这两个不同概念之所以会不清不楚，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验基础的。
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权力”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力量，而“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不被他人侵犯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在规范的法制社会，如果有人用手中的“权力”去侵犯他人的“权利”，就是犯罪行为，当事的权力者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或制裁；如果权力者以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不应获取的“权利”，那就是腐败。
从“权力”与“权利”的定义上讲，嘉靖年间真正的大腐败来源于嘉靖本人，严嵩与之相比，是小巫见大巫，说到底，也不过是对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分配比例上存在某些分歧而已。关于这一点，《大明王朝1566》第五集中嘉靖的一段发自内心的表白，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嘉靖接受了严嵩的建议，让胡宗宪辞去浙江巡抚的兼职，只任浙直总督一职，令其把握大局，专心剿灭倭寇，打通海上的商路，保证对外贸易。末了却私下对吕芳说：“国库没有银子，得靠严世蕃他们去弄，八分归国库，两分归他们，朕也认了；七分归国库，三分归他们，朕也忍了（好一个“认”字和“忍”字，刘和平用得恰到好处）。他们要是还想多捞，连个胡宗宪都不能容，逼反了东南百姓，朕也就不能再容他们！”这就难怪海瑞悍然递交“讪谤君父”的千古第一奏章，并直言：“嘉者，家也；靖者，净也。嘉靖，家家净也”，“ 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要求嘉靖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实行君臣共治。
嘉靖之所以不敢再以杀周云逸的方式处理海瑞，实在是因为他心里也十分清楚：上行下效，大贪是他嘉靖自己。所以，他心里也承认“贪者且贪之，谏者杀不完”的合理性，只要嘉靖自己不幡然悔悟，这种局面是不容易改变的。这里要郑重提到的是：中国文人有一个伟大的优点，就是愿意当清流而被皇帝砍头，因为杀他的人留在耻辱簿上，被杀的人留在光荣榜上（历来如此，只是越往后这个优点就渐渐不大突出了）。其实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嘉靖时代的问题，本质上是因为皇帝总是把权力和权利混为一谈，把国家（社稷）和自家混为一谈，所以在贪官杀不尽、斩不绝的情况下，君臣只好联手欺压百姓，最终的结果势必造成家家干净的局面。这其实也是皇帝具有绝对权力的封建专制制度永远也绕不出来的怪圈。
现代政治学普遍认同的一个公理是：“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不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企业来说，都是一样的。国家就不必说了。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的设立，其实就是防止出现绝对权力的一项有效措施。即使是独资的私营企业，仍然是要通过分权和互相制约来实现企业的正常发展。那些以为能够掌握企业绝对权力的企业家们，至少有一点是没有想清楚的：与国家相比，企业没有“叛企罪”，所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人才绝对流失。
男人其实都有两个最爱，一个是权力，一个是美女。这两样东西都能够满足男人的占有欲和支配欲。不过，这两种欲望即使加在一起，也没有超出动物本能的范畴。如果这些所爱能加上一些“味精”，比方说“成就感”或“传宗接代和光宗耀祖”感，那味道就好得多了，就有了一点人性了；甚或，还能再加些上等“鸡精”，例如“使命感”和“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以及深明“功遂身退天之道”的悟性，那就有一些神性的超然了。
因此，在官场和商场的权力游戏中，不要忽略身边还有别的男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权力游戏从来不是一个人玩儿的游戏，学会与人共同来玩儿，才会使这个游戏更有意思。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嘉靖比当下的许多企业家看得透，想得明白。不管怎么说，一部《大明王朝1566》，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大明朝人才济济的场面，嘉靖也正是通过让这些人才多少获得了相应的权力，并且使这些不同层级上的人才，对于到手的权力产生依赖，并在权力与权利的互动中上了瘾，才展示了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官场权力角逐的历史画卷……嘉靖，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尽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每一个成熟的生命都知道自己是必死的，但是，人们一旦进入了权力的角逐当中，是不是还能保持理性，牢牢把持住自己真正的需要，善始善终，最后全身而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做出自己不同的选择。
一切权力者的幸福都来自于被支配者的幸福。
权力的使用期不会超过个体的生命期，企业家也不例外。
皇权政治的两难（1）
曾经看过一部写秦始皇的电视剧，剧中有一段嬴政与吕不韦的对话，很有意思——
嬴政：“从小你就告诉我，天下是帝王的天下。为什么你现在却又不让我说‘天下是我的天下’，而要去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吕不韦：“如果你现在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天下最终就是你的天下；如果你现在说‘天下是我的天下’，这天下就会成为天下人的天下。”
怎么想、怎么说和怎么做，在中国人眼里是可以分开来的。历代帝王的“内道外儒”，实际上却成了“知”与“行”的割裂。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开始经历了一个日臻完善的过程。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新解释，形成了程朱理学——“先知后行”的认识论命题。后来由南宋儒家学者陆九渊和明代儒家学者王阳明等一脉发展出的陆王心学，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命题，成为唯一堪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儒家思想流派。
有人认为，如果说，程朱理学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么，陆王心学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群峰中的另一座高峰，一座后人迄今怀着崇仰心境的思想高峰。
到了明末清初，中国学界又出了一位巨星式的人物王船山，他针对王阳明“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这一观点对认识论的发展再一次做出了突出贡献。
不久前，我与刘和平有一次对话。在对中国皇权专制制度进行了多年研究之后，刘和平自己得出的命题是：“知行两难”。这个命题在我看来，表明刘和平在经历了认识论的否定之否定之后，已经陷入了某种思想上的惶惑。“知”难，在于人对这个世界不可全知；“行”难，在于按照仅有的所“知”去“行”，恰恰会碰得头破血流。（在《大明王朝1566》中，刘和平就借胡宗宪的口，说出了他对“知”与“行”的困惑：“圣人的书都是给人看的，拿来办事，百无一用。”）
而对于这位剧作家关于“知行两难”的命题，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写出两部“精神熔历史一炉，思想与形象齐飞”的历史电视剧——《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就是他在独立思考的过程中，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因为他知道，对于这个命题的阐释，与其用学术的语言写成专著，不如把自己对历史与人生的认识与理解倾注于历史剧这样一个思想的载体，借助再现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来表达这种深刻的哲学思考。
刘和平是这样去做的，而且做得很好！在他的作品中，不论是雍正难题也好，还是嘉靖困局也好，都表现出一种知与行的冲突；不论是严嵩的两面性，还是海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