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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北京大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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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的哥哥们,下学之后总是帮父亲下地干活,忙活家务。可马德当时只有七八岁,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而且一下课总是抱着书本看,家务事也不做,难免遭到父亲的白眼,父亲有时不让吃饱饭,甚至把他撵到外面罚站,一站就是小半天。马德上学后,父亲告诉他,从今以后各种学杂费家里只拿出一半,剩余的全由马德自己负责。此时,马德才八九岁,他上哪儿去借?上哪儿去讨?
  没办法,马德只好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捡破烂和废铜烂铁到收购站去卖,或者村前村后拣粪肥,以此换来微薄的学杂费。
  马德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一边放猪,一边打猪草。有一次,猪跑了,马德提着镰刀奋力去追,他刚一迈步,手中的镰刀随即就掉了下来。借着惯力,他的脚踢到了镰刀的刀刃上了。只听他“哎呀”一声,鲜血立即从他的脚趾缝里流淌出来。他顾不得疼痛,急忙将破衣服撕下一个布条,快速地包好。然后才一瘸一拐回到家中。至今,马德的脚趾还留有畸形的残疾。
  马德小时候最重要的记忆就是挨打,最厉害的一次是他被父亲打得离家出走。那一次,马德跑到他的一位亲戚家,在亲戚家足足住了一个月才被父母找回家。
  从小饱经贫穷之苦的马德,和近年来落马的其他贪官,如成克杰、胡长清、马向东酷似,都是经历过艰苦环境的挣扎,在奋斗中崛起。与此同时,和贫穷与生俱来的节俭,甚至是吝啬,曾长期地伴随着马德。
  马德跨入中学时代起,文革开始了。当时,马德正在克东县第三中学读书,全国正掀起“革命大串联”。马德便与同班几名要好的同学沟通到北京串联。第二天,他们就举着红旗,背着行李,唱着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哈尔滨方向徒步行军,愣是步行到了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火车站登车,来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从那以后,马德这一“英雄壮举”成了自己仕途上的“资本”。从北京返回克东县以后,马德进入克东县第一中学读书,并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委员。这也许是马德从政的第一步,或者是从政前的热身时代。
  马德的贫农出身,再加上他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英雄壮举”,作为一名学生干部,他出席了克东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8年,马德高中毕业了。根据个人的政治表现,马德被上级组织部门留在了克东县,分配到军管会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回到了家乡公社工作,负责公社的后勤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马德与妻子田雅芝恋爱并结了婚。
  马德结婚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工作开始了。那时,凡是进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前面必须加上三个字,那就是“工农兵”。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是出身贫穷、根正苗红,在所在的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由当地革委会推荐,政审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德当然也就当仁不让。
  1970年,20岁的马德被当地党委和贫下中农们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马德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他简直不相信,他即将入学的竟是千里之外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就这样,马德跨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的班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生中文系退休教师高天如说:“那时,马德这一届中文系学生共有73人。因为是文革中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学生,他们都是各地基层组织推荐选拔上来的,能上名牌大学,实乃不易。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要求是初中,可马德是高中生,他的知识基础是很不错的。”
  年过古稀的高天如回忆,说道:“那时候的马德,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他的学习成绩不错,但也不拔尖,最多曾当过学习小组长罢了。”
  在学校两年多的时间里,马德和同学们到全国各地学工、学农实习的时间占了一大半,真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间不过是一年。除了少数成绩出类拔萃的可以留校以外,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回到了原籍,由当地党委、革委会进行分配。
  这一届的同学中,其中就有后来与马德齐名的著名贪官马向东。
  当时像马德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国家每个月补贴19。5元。马德就是靠着学校这点微薄的补助上完了大学。据坊间传闻,马德大学毕业的前夕,他将自己的惟一值钱的旧手表卖掉了,得到30多元钱。可这些钱还不够,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又为他凑了一些钱,马德才买了一张从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票价是3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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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马德江湖(3)



  马德回到黑龙江以后,他再也没和母校联系过。
  政坛骄子,平步青云
  马德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凡是工农兵大学生都实行“社来社去”的原则。但是马德的运气很好,他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工交办秘书处任秘书。对于一个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这份工作对于马德来说,显然是求之不得的。
  对于本职工作,马德是尽职尽责的,不到半年时间,马德很快成为革委会工交办的笔杆子,马德为领导撰写的讲话、调查报告、工作经验,都令主管工交的领导赞不绝口。后来马德出事之后,很多媒体把马德描述成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确有偏颇之处。不用说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即使是现在,把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当作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也都是不恰当的,何况马德在黑龙江省革委这样的大机关从事了多年秘书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一个大老粗能够胜任的。如果说马德粗,应该单指马德性格直爽粗犷的一个方面。
  1976年8月,马德升任为黑龙江省经委办公室秘书、副科长。1980年8月,他又调任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马德在工作不到8年时间里几经升迁,由一个大学生很快成为一名黑龙江省委的一名副处级干部。
  1982年12月,是马德在官场上的重大转折。黑龙江省委决定派省委机关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基层第一线。经组织部门的反复研究,省委决定将马德派到牡丹江市海林县任副县长。
  这是党组织对马德的重用,更是对马德的重大考验。32岁的马德到海林县走马上任,从此,马德从政道路一帆风顺。34岁时,他当上了海林县县长。35岁时,又当上了海林县县委书记。几乎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当时整个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干部。
  如果说马德没有什么政绩,那可就太不公正了。马德在海林县的4年里,凭着他的锐意进取,勤勤恳恳,敢打硬拼,不徇私情,把海林县建设成了一个全省的先进县。
  那时侯,马德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自身修养上,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都是有口皆碑的。据知情人讲,他曾拿自己的亲属“开刀”,赢得了老百姓的一片叫好声。那时侯,马德从不接受下级和同事的宴请,就连上级奖励他的钱,他都分别捐给灾区群众和失学的儿童们。
  马德当上海林县县长后,经常下到海林县的各乡镇,深入到部分村屯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有一天,他来到一所贫困的小学校,只见一群穿着破烂不堪的儿童们,得知孩子们买不起衣服,买不起书包和本子时,马德的眼睛湿润了,他摘下眼镜轻轻地用手帕擦去了泪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一穷根,必须由我马德把它拔掉啊!”
  随即,马德找到了当地乡政府,研究了如何支持和帮助搞好当地教育的具体办法。然后,他便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1000元钱,捐给了这所小学校。以后,他回到海林县政府,就在机关里发起了“捐助教育”的募捐活动。到如今,尽管马德锒铛入狱,可这里的老百姓和当年受益的学生们,还是念念不忘那个和蔼可亲的“马县长”。
  为了进一步发展北大荒农业生产,打破单一种植的格局,马德经常“微服私访”,甚至来到农村一扎就是两三天。有时,县里急需找他处理有关事情,都找不到他的“踪影”。
  马德凭着自己多年在省里工作的关系,广交天下朋友,为海林县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在马德的主持下,全县又对宁古塔旧城遗址、双峰中国雪乡、莲花湖风景区、威虎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进行了投资改造,极大了发展了以林海雪原为主要特色的旅游事业。之后,他把目光盯在了海林县的食品工业生产体系和森林工业体系,他和有关部门一起,上项目、跑贷款、筹资金、改造旧设备,引进新技术。
  由于马德政绩突出,1986年3月他晋升为海林县委书记。那时,马德没有居功自傲,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廉洁自律勤政爱民。在海林县委、县政府机关里,上上下下都夸赞马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为人正直,作风踏实。
  1986年的端午节,马德家来了一位下属。当马德迎接这位客人时,这才发现客人手拎着那时比较时兴的“四盒礼”。马德曾经把那个部下的爱人由农村调到城里工作,还为那位部下的儿子安排就业。他是专门来感谢马德的。
  见客人带来礼物,马德非常认真地说:“我给你办事,那不是我个人行为,而是我代表一级组织和一级政府!你的心意,我马德全都领了!请你转告你的妻子、儿子,你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干好工作,那就是对我马德的报答,那就是对党和政府的报答!”
  客人在与马德相互推拉之际,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声音沙哑地过我的儿子,一定要保住我儿子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
  2002年4月1日,是马德在绥化市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天,就在绥化市直机关会堂举行了会议,选举绥化市出席黑龙江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56名当选的代表按姓名笔画排序,马德位列第二。然后由马德做了重要讲话,会上,马德还在强调:“要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严守政治纪律。”
  当天下午4时30分,马德宣布会议闭幕。走出会场后,马德即在绥化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当天下午,他按照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马上驱车前往齐齐哈尔市参加省委召开的重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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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马德江湖(4)



  地算不如人算,人算不如天算。马德英雄途穷,末路苍苍……当马德的轿车行驶到某公路收费站时,迎面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
  一位中纪委工作人员手持着一张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印的文件,大声地宣读了对马德“双规”的决定。至此,马德的政治生命从此也就结束了!
  马德在狱中痛苦万分,悔恨地在交代中写道:“如果我能对自己的问题想的多一点,经常自律、自省、自警,就不会有今天呐!”
  此时此刻的马德,早已是泪流满面。面对着法律的审判,他表情郑重地说道:“腐败之路,是死亡之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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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谁搞垮了毕玉玺



  随着对京城巨贪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的审判,“贪内助”一词也随之成为一个流行词语。令人吃惊的是,王学英成为毕玉玺堕落过程中的催化剂,所有的起因竟然缘于一个“爱”字。她爱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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