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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我熟识的意大利商人不见啦。我走了一家铺子又走一家，家家都关上了门，理由是意大利跟奥匈帝国开战了。打这一天起，维也纳居民叫完了“上天惩罚英吉利！”又叫“上天毁灭意大利！”这算是人们见面时问好的话。上天又该怎么办呢？听奥国人的吗？该打败英法联军吗？还是应该反过来呢？上天到底选择哪一个阵营呢？
这些问题也叫我纳闷。
有一天，群众狂欢贺喜。奥国军队打下了普伦密斯炮台，维也纳庆贺胜利，十分盛大，爱国精神动人心弦。街道上悬旗结彩，人群向皇宫拥去，到处都欢声雷动，大家彼此拥抱，欢笑，叫喊，奔跑。我家附近，一位犹太老婆婆也想学样，她拼命拖着一个小姑娘，嘴里吆唤：“皇帝万岁！皇帝万岁！”不久，她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便用犹太话说：“由他去死！我可受不了啦！”这么一天，这样诅咒，叫个少年儿童听了，岂不古怪？我再一次碰上了难题：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
显然，世上搞得清楚的事少，搞不清楚的事多。除了宗教，战争也不好懂。当然罗，旗帜飘扬，喇叭震耳，战报纷纷，人群欢庆。但是，我虽然还在童年，毕竟不能不看到这些场面的背后。我家就吃了战争的苦头，不仅两个哥哥征去当兵，而且一个已经在意大利前线失踪，另外一个也受了伤。
我那可怜的爸爸，马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动身寻找儿子。他一直赶到前线，在一个小小的野战军医院里找到啦。
到了那儿，他才明白，儿子在炮战时，被炸进一个弹坑，震得成了聋子哑巴。爸爸把他送进后方医院，精心调护，总算恢复了一点听力。这个时期，家里的凄凉味儿可想而知。说实话，我在维也纳见识了一些事情，跟学校里教的，恰恰相反。
这个教训，实在辛酸！在维也纳呆了两年，重新回到老家。
怎样回去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不过，我知道，就在这个时期，我对宗教的模糊观念，转变为愤愤不平的怨气。有一次免罪节，教长十分详细地告诉我们，我们随时会有多少种死法。我仔细观察信徒们脸上的反应，只见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我觉得太不象话。我可不愿意这样逆来顺受。这样做法的唯一用意，无非是叫苦难的人们忘掉自己当前的苦难生活。
没法让老百姓吃饱肚子，那就塞鸦片给他们吃。这个真理，我不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那时候，我连他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可是，谁想学东西，那末波兰的农村却是再好不过的地方。
1917年，我父亲已经四十七岁，衰老得早，得了心脏病去世了。照犹太人风俗，整整七天什么事也不做。家里，百叶窗紧闭，镜子都罩上布，全家坐在小板凳上，在阴影里过了一个星期。落葬时来人很多。坟场里，教长唪经，教人节哀顺变，天帝的慈悲是浩荡无边的。我又一次对逆来顺受，听凭命运的说法大为反感，只觉得冤屈，无法容忍。宗教这个东西，从此与我无缘。上帝是盲目的，我扔开他去接近活人。活人在我遭难的时候是善良的，友爱的。我失掉了信仰，开始相信人道。我认为，一个人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只要想加以改造，那就只有自己救自己，千万别去靠什么天堂地狱。
人只有自助，天是不会帮助你的。这个念头怎么会坚定下来的呢？有一次，在维也纳，父亲带我去克隆纳马戏班看杂技，空中飞人连网都不张，这就使我的想法落实到行动中去。
这样，我在童年结束的时候，已经意识到，生活有如走钢丝，永远是危机四伏。
残酷的欧战年月结束，我到了成人的年龄。战后重建的新波兰，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属于少数民族，原来在德国、奥国、俄国的统治下过日子。三百万波兰犹太人的同化问题依然没法解决，反犹太主义的条件依然齐备。好几个政党公开宣布排斥犹太人。政府也不免受到它们的影响。在“犹太人回巴勒斯坦去”的叫喊声中，大学里定出了限制犹太学生的办法。政府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管行政。商店和合作社一批一批开张，跟犹太店铺竞争。同时还发起了“买波兰货运动”。
我那时候已经深信，犹太主义不单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千百年来饱受迫害，含辛茹苦，可是自己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绵延不绝的犹太主义。因此，我加入了青年犹太运动，名叫“哈柯梅·哈蔡尔”，宗旨在于复国。欧战期间，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在维也纳成立了这个小团体。接着便在整个东欧发展起来，提出到巴勒斯坦去，彻底解决犹太民族的前途问题。1917年11月2 日“巴尔福宣言”，不是宣布了英国决计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家园吗？
“哈柯梅·哈蔡尔”抱有雄心壮志，想培养一代新人，放弃小市民的生活方式，树立人的友爱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这个组织里很强大。十月革命很有吸引力。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7 月22日在加里西亚省塔尔诺瓦市举行。
议程开列的根本性问题是：“怎样解决犹太民族问题？”
三种思想倾向彼此交锋。第一种倾向主张加入波兰共产党，因为只有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进行社会革命，才能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第二种倾向主张去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积极分子都得离开大学和工厂，回返日间，建立平等的新生活。第三种倾向是我赞同的倾向，主张一面留在“哈柯梅·哈蔡尔”，一面跟共产党合作。大会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我却成了诺维·塔尔格市的组织领导。
第二次大会于1920年在尔窝夫举行。我被选进全国的领导班子。这一年，我十六岁，离开中学，到钟表店学艺。每天的主要重活是去教堂开钟。我对这门手艺不见得有什么天赋。
1921年出了一件大事情：我家离开诺维·塔尔格，迁居西莱西省，东勃罗瓦市。这个地方工业化程度很高，煤烟熏得到处乌黑。工人生活很惨。正是在这儿，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一分子。接触到了民族问题，我又接触到阶级斗争问题。我仍然领导“哈柯梅·哈蔡尔”组织，同时参加少共秘密活动。这个时期，我取了一个别名，叫做董伯，从事政治工作。我一辈子的战斗生涯中，一直用这个别名。
我一家人简直穷得食不果腹，可我就是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我接连进过冶炼厂，肥皂厂，又开始搞些非法的活计，赚几个小钱。由于当地的税制，本地的烧酒比在克拉柯维亚便宜一些。从中贩运，可以赚钱。由于警察检查频繁，我只好做了一条特别的腰带，插上扁酒瓶。衬衫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我并且趁机会上克拉柯维亚的大学。我的好奇心很广泛，从来也不满足，最喜欢社会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我贪婪地读弗洛伊德的著作，试图弄明白我们身上秘密的冲动。同志们一起讨论：怎样才能培养新人，摆脱成见，不受异化，这样研究问题，心理分析很起作用。
我并不因此而忽略政治生活，反而一天比一天积极。开会、示威，写传单、散发传单，占了我大部分时间。这时候，工人运动正在高涨，斗争广泛展开。1923年，克拉柯维亚的工人反饥饿起义，宣布总罢工，占据城市。政府派出手持长矛的马队。流血斗争持续了几天。我积极参加运动，破天荒尝到了警察暴行的滋味。从此以后，我上了黑名单，再也没法找工作。剩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转入地下，一条是到巴勒斯坦去，追求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犹太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了。
第三章 巴勒斯坦
1924年4 月，我和一批小伙子动身去巴勒斯坦，共约十五个人，年龄都是二十来岁，跟我不相上下，人人都有合法的护照。我们一个钱也没有，只好把薄薄的褡裢袋各自搭在肩膀上。头一站是维也纳。当年跟爸爸在那儿居住的日子，就在眼前，回想起来十分伤感。其实，事情已经过了很久．我们一帮人，免费住在一个旧营房里。接着便满城奔跑，参观名胜古迹、展览馆、博物院，正是乡下佬进城，高兴得如痴如癫。一个援助移民的组织，给我们发了盘费，好继续上路。我们在奥国的京城住了八天，便乘火车到的利斯特，再去勃林提西港搭船。船是一艘古老的土耳其货轮，走了十天才到贝鲁特。
我们的货轮靠拢另一艘轮船，给它装煤。成百成百的阿拉伯人，光着脊梁，浑身煤灰，哈腰曲背，一个接一个扛着沉重的煤袋，慢吞吞地在甲板上爬。动作是那么慢，有条理，象蚂蚁，仿佛一幅古代史上的情景。我想象中，埃及建造金字塔的场面就是这样。
我问一位水手：“这样的奴隶劳动，能挣多少钱哪？”
他回答道：“你知道，先生，你要去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很不一样。此地的人，干牲口的活。挣多少钱？到中午，瞧瞧他们吃些什么就明白了。”
过了一忽儿，哨子一响，人串儿住了脚，然后解散，接着便三三两两蹲在一起，急急忙忙地吞吃一些面包和西红柿。
我在波兰也过过穷日子，可是非要到了近东才发现什么是赤贫的困苦。我们的货轮再次启航，把我们送到扎发港上岸。
我下了船，在码头呆一会儿，看看风景。整个港口骄阳似火，对一个北欧青年来说，是休目惊心的。他习惯的是低沉的天空，灰暗的气候。这儿的光，生硬耀眼，逼得我眯起眼睛，从半开半闭的眼皮隙缝中，看那熙来攘往的人群，仿佛漩涡似地转悠，不知为了什么，好象在发疯。
男人穿吉拉袍，五颜六色，十分宽大，脑袋戴顶小帽子，你推我拥，匆匆忙忙，神经质地你喊我叫，嗓门儿挺粗，象在吵架。整个市区就象都在扭斗。
我对身旁的同伴说：“他们跟咱们是一家人哪！”
“为什么？”
“池们也用手势说话。”
我们走进城去，情景越发陌生。曲里拐弯的小巷子，吵吵闹闹的手工作坊，五光十色的市民，大多数是阿拉伯人，妇女挂着面罩，低垂着眼皮走路。到处都是声响，尖厉的嘶叫，水果的浓香，在烈日下熟透。天气闷热，我们这些白脸的北方青年真受不了。各种闪烁多姿的生活马上就迷住了我。
特拉维夫是我们的第二站。那时候还不过是个小市镇，移民中心却在市镇边外，到了深夜，豺狗在屋外游逛、嗥叫，把我从睡梦中吓醒。
还有许多东西，等我去一一发现。口福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对我来说乃是意外的盛筵。许多果晶都是生平没有尝过的，比如橄榄、无花果，仙人掌果，跟我在波兰经常吃的土豆白菜比起来，真给我换了胃口。还有一个阿拉伯人教会我怎样吃仙人掌果才不刺痛手指。
我们得赶紧找到工作。负责移民的组织，建议我们到一个名叫赫德拉的小村子去。那儿有富裕犹太人的好些橘园。
那时节，新到的移民一般都尽先派去搞筑路平地等粗重的活计。我们听说去管果木，大家都高兴。到了那里，一瞧见庄园中央的漂亮宅子，小伙子们更加兴高采烈。不过高兴得太早一点。掌柜的把我们领到一大片沼泽边缘，对我们说：“选块地方搭帐篷罢。”说着，他向面前茫苍苍的沼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