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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沃格尔也照样跟包利奥尔定了一套新暗号。
可是，最严重的是情报中心显然对我们失掉了信心。这将大大影响我们将来的行动。我们很快就看清了这一点。每逢报告情报中心有人被捕的消息，回电老说：“你们搞错了，发报仍在继续，而且发来的材料很有价值。”
情报中心并不错，发报是没有停止，包利奥尔已经截获几次艾弗雷莫夫发出的电报。他也截获过从荷兰、从柏林发出的电报。事情很明白，别动队不想让情报中心知道有人被捕，所以便让“乐队”不停地奏乐。用意何在呢？ 我们一时还搞不清楚。敌人破获一处电台，就让它反过来为敌人工作，发些假情报，让对方上当，这是合乎逻辑的，是特工惯用的手段。但是，德国人破获了电台，又用来发出真情报，使莫斯科了解真情实况：那就难以置信了。
我们觉得这样一种新策略大概隐藏着什么深谋远虑的东西，不过目前还猜不透其中奥妙。我们有责任把敌人的动机搞清楚，然后使其不能得逞。不管情况如何，一定不能让他们得手。万一我们再有人被捕，我们就表面上同意合作，以便更好地钻进敌阵。
有必要再一次把局势发展的情况通知情报中心。11月22日，我发出一份电报，把情况讲得详详细细。同时又写信通知杜克洛。然后，我们准备隐蔽一个时期，不留任何踪迹。
我在克莱尔蒙费朗附近一个名叫鲁瓦亚的小城里，办了一桩丧事。死亡证和墓碑都准备就绪。让·吉尔伯过不了几天就要一命归阴了。
我打算17日离开巴黎，卡茨晚几天走，格罗斯沃格尔一拿到居留证便去南方。
我在动身以前打电话给马尔布拉德医生。他是牙科外科大夫，本来要他给我送两个花圈，可是我又要他先跟我看看牙。恰好他在24日有一点空工夫，便约好14点钟见面。
第十四章“奥托先生，怎么样……”
11月24日，我起得很早，不慌不忙地盘算盘算最近发生的各种情况，觉得脚下荆棘丛生，非得十分谨慎小心，越想越觉得暂时分散的决定是聪明的，也是必要的。
我和卡茨在一起吃了午饭，没讲多少话。这不是长篇大论的时候，也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我们约好在16点左右会面，等我会过那位牙科大夫。随后，我再去跟德·温特告别。晚上还可以跟格罗斯沃格尔最后见一次面。当夜便搭夜车去鲁瓦亚。
卡茨陪我到牙医家去。诊所在利窝里街。我们还没有走到就分手了。卡茨离开几十米，跟在我后面。这是为了提防被捕而规定的新办法。14点正，我走到那座楼房前面，向左右两方瞧了两眼，行，可以进去。两旁既没有形迹可疑的人，也没有停着的汽车。我走上楼，按一按电铃。大夫自己来开门。我觉得奇怪。通常都是助手来接待就诊的人。还有一件事也叫我纳闷。候诊室里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平常老坐得满满的。此外，大夫一直把我引进诊室。我瞧瞧他。
他神色不对头，脸发白，手发抖。我问他：“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
他结结巴巴，听不清说的什么，接着就推我坐上治牙的椅子。他叫我仰头靠紧椅背枕垫上。我照办了。他拿起器具，手抖抖霍霍！ 简直伸不进我的嘴巴。忽然，我觉得身后有响动，可是已经来不及！ 我觉察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按说可以提起我的警惕，及早溜掉。现在却太晚了，背后大叫一声：“举起手来！”
我走进诊室一共还不到一分钟，身旁已经夹着两条大汉，各人都握着手枪，脸色灰白，跟牙医不相上下。我瞧瞧他们手里的枪，都霍霍地抖。嘿！倒是他们发抖，大概心慌得很。
突如其来的冲动刚刚过去——说不定我还是在场的人里面最不慌张的人——我马上恢复了镇静，脸上重新有了血色。我慢腾腾地举起手来，平静地说：“我没有武器……”
他们听了，大概也心定一些。另外一个人一步窜到窗户跟前，大概想挡住我跳楼的去路。
我站起身来，全身搜过，戴上手铐。他们眼神里仿佛有什么惊讶的意思。如果他肯说话，我估计他们会说：“怪事，你出门不带枪，也不带保镖？ ”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办得那么利落。
牙医走到我的身旁，好象就是他一个人还没有恢复平静。他的嗓子仍然打颤，勉强对我说，“吉尔伯先生，我向你保证，这事跟我毫无关系。”
他确实没有撒谎。我后来才搞清楚的。
当时，事情就那么摆着，我已经落进盖世太保的魔掌。
糟糕当然是很糟糕，不过仍然得保持信心。我隐约意识到我和他们的一场较量还不知鹿死谁手呢。
西梅克斯公司的职员们被捕以后，盖世太保日夜审讯。
酷刑用到一级、二级，问的只有一句话：“吉尔伯在哪里？ ”
只有科尔班一个人知道，可是他不说。我却不知道，就在这工夫，科尔班夫人和女儿都软禁在家里，由盖世太保的法国助手拉方那一伙看守着。他们以为我还不知科尔班被捕，所以到他家去等我，把夫人女儿作为人质。
23日，杰林和军谍局的皮普上尉从比京赶到巴黎。他们对埃利克·荣格很有意见，荣格是别动队队员，他自作主张抄了西梅克斯公司。杰林不乐意是可以理解的。先不打草惊蛇，只派人监视、跟踪公司的全体人员，岂不更能找到我的线索？
当天晚上，杰林把科尔班的夫人、小姐和一个兄弟都关进弗雷纳监狱。24日早晨，杰林亲自审讯科尔班夫人。他平心静气地对她说，如果在几个小时内，她还不说出我在什么地方，那末，科尔班便将在她和全家人面前枪毙，其余家属送进集中营。压力实在大得可怕。那位可怜的夫人急得五内俱焚，只好搜肠刮肚思索，居然想起了有一天，仿佛初夏光景，我害牙疼，请她介绍一位牙医。她便介绍了她家熟识的马尔布拉德大夫。
11月24日上午11点左右，科尔班夫人才把牙医的住址告诉了杰林。我认为她并没有出卖我，因为她并没有想到这样就会害了我。原来，前几个星期，她问过我牙还疼不疼。我说； “治好了，不需要再去了。”所以，她所做的正如任何情报员会做的一样；提供没用的消息，保全紧要的东西。
在这一次审讯的时候，科尔班就在旁边一间屋子里。门半开着，说话全都听得见。我想象当时科尔班听了一定很高兴，佩服他那口子居然想出了办法，扔点东西给盖世太保去啃嚼。
杰林和皮普马上出动。11点30分便到了牙医诊所。牙医不在。助手说他还在医院里。他们当即叫助手打电话去医院，说有急事，把他叫回家。大夫的父亲正害着病，住在诊所楼上，所以大夫一听说，马上赶回家。回家撞上盖世太保，逼着他把病号的名单念给他们听。大夫拿出身上的小本子，把一个一个人名字念了出来。就是没有那么个吉尔伯。
杰林拿过本本亲自检查一遍，仍然没有。直到最后，牙医想起了一个病号，本来约14点到诊所来，结果改了期，补上吉尔伯……
杰林和皮普真叫喜从天降，一辈子也没遇见过这样的好事，竟能把我手到擒来。他们一心要快，忙叫牙医形容出我的模样。牙医说，我是比国企业家，原约27日，最后才改24日的。杰林他们什么也不说，只叫大夫不要走开。
那时候大约只有12点半光景，张大网已经来不及，只好亲自动手。1 点半钟，他俩回到牙医家告诉他说：“我们来逮捕吉尔伯。你得跟往常一样，叫他坐上手术椅，把脑袋贴在椅背枕垫上。”
后来的情况，上文已经叙述……我的人身自由就决定在那末一些细节上。人生满是偶然，而搞特工的就得要能够预料出无法预料的事情。当杰林和皮普带我上车的时候，我想的就是这些。车开了，我沉默一下便对杰林说：“你真有造化。今天逮不住我，可得打完了仗再见啦。”
他兴高采烈地答道：“我真高兴，我们追你已经追了两年。凡是德国占领的地方都找遍了。”
我们一阵风似的来到索赛街，直奔四楼别动队队部。不一会儿，巡阅开始了。消息已经传遍各机关。头头们都进来看怪物。一个大胖子，酒糟鼻，见我就喊：“好了！ 总算抓住了这头苏联熊！〃 这人就是波梅尔堡，盖世太保在巴黎的总头目。
杰林忽然踪影全无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满面红光地跑回来，原来他直接打了电话给希特勒和希姆莱，报告抓住了“大头头”。这话真假不知，至少杰林是这么说的。他又说：“……希姆莱高兴得很，”他说，“现在可得留神啦，最好把他手脚都捆上，填在沟底里。跟这等样人打交道，谁也不敢说到底会出什么事。”
天黑下来，他们又把我带到街上，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撞上我们。街上有车等着。我的手上了铐。三个盖世太保簇拥着我，前有汽车开道，后有汽车殿后，风驰而去。到了曼纳大街，我知道要送我到弗雷纳监狱去。进了监狱，又等半小时，把闲人一律赶光。显然他们要把逮捕我的消息完全封锁起来。走过的走廊一条条空荡荡阒无一人。最后走到特犯监，押的都是“红色乐队”的人，现在也出空了．我被人推进一间牢房。门叭嗒一声关上了。牢房景致是很熟悉的：一张小桌子，一张草垫，一眼小窗。
我暗中盘算一下，不知同志们的下落如何。首先，我跟卡茨曾约会在16点。他一定等候了一阵子，不过事前也曾讲好，如果等不到我便给牙医打电话。后来我才知道，牙医按照盖世太保的吩咐，回答说吉尔伯先生没来。这样回答是不顶事的，卡茨明明瞧见我走进诊所的嘛。就在他在利窝里街等我的时候，盖世太保抄了他的家。
乔琪·德，温特呢？ 她没有落网纯粹出于奇迹。她等到18点光景，见我没有如约来到，便决定到卡茨家去。这不是送上门去吗？ 刚进大门，门房告诉她，盖世太保就在楼上。
她二话没说，转身溜掉。
11月24日，我一直呆在牢房里。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谁也不来照面。古怪呀！我不禁心里嘀咕，监牢里的一套，我是知道的。一般都先填表格，就跟住旅馆一样，姓什么，叫什么，脱衣搜身……
接着，许多阴沉沉的念头向我袭来，心想： “难道杰林已经骗信了情报中心，所以不必再请教我了？也许‘乐队’遭他们策反成功，红色变了褐色，机器运转得已经很顺当了？
这么一来，你被捕了，岂不打乱了他们的把戏。他们肯定会了结你的账。盖世太保会一直好好利用‘乐队’向莫斯科送假情报，直到战争结束。” 尽管我觉得死期已近，可是仍然不朦胧睡去，没睡一会儿，门又嘎吱一声开了。灯光射进来，一声吼叫：“起来，走！”
走？ 走就走！重新走过一条条空荡荡的走廊。仍然是下午那三辆汽车，仍然风驰电掣。开了几分钟，车就停下。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根本没法猜出地点来。看守们下车，只见人影憧憧，窃窃私议。就在这一刹那，我确信旅程已经到头。车门开着，天色黝黑，乘机逃走罢？ 可能性很小。不过至少可以让他们追我，开枪打我。我这就是死于战斗。这是最后的挣扎，最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