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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已经很有道理不该悲观丧气。一个囚犯梦寐以求的东西，我都有了。
手头有了纸笔就有希望跟外界通声气。
事情当然很明白，只要看守人员不放松，任何东西是没法写的。看守一天换两班，七点一班，十九点一班，每次都换新人。值班的党卫军下级军官，熟悉了规章制度，无不战战兢兢，两眼老死盯着我，一忽儿也不敢放松。要达到我的目的，必须不换看守，让我跟他们逐渐混熟。
我下决心和杰林商量，便对他说：“你得承认，这样下去，我被捕的消息越来越难以保密。
半个月里头，看守换了五十多人。只要其中有一个快嘴，那末外边就会知道索赛街关着一个‘特种犯人’，我说五十多个人中有一个快嘴，还是少说了。”
我说话故意带开玩笑，居然触动了杰林。从这一天起，看守只剩了六个人。
我和伯格的关系也越搞越知心。每天在花园散步，他每每一鳞半爪地透露一点别动队的消息。我用来象七巧图似的拼凑起来，可以得出别动队的真面目，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计划，迷糊的东西就稍稍明确起来。伯格甚至给我讲一些柏林高级警察当局的情况。
伯格善于轻巧地说一些笨话。有一天，他毫无打趣的意思对我说：“奥托，你听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把事情搞好，战争早日结束。万一执法队把你押到刑场，我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我用同样的口气回敬他说，“万一苏联执法队把你押赴刑场，我也向你保证，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12月下旬，有几个“红色乐队”队员在弗雷纳监狱自杀未遂。柏林发来命令，叫把各人的手反铐起来。我受到优待，把手铐在前面。
这样一来，什么也写不成了。我向伯格诉苦。他表示同情，并说他很理解，铐着手是多么不好睡觉，然后教我怎样把右手脱出来。这时候，看守以为我铐得结实，各自酣呼大眠。于是，每夜，我估计两点三点之间最合适，我起来把我的报告写在小纸片上。
我又向伯格诉说，我的床太短太硬，他又帮了我一把，给我换了一张铁床，铺上软绵绵的垫褥。我发现四条床脚是空心的，正是囚徒们最好的保险柜。
我安顿下来过了几天，来了三个党卫军医官，把我从头到脚检查一遍。我马上问伯格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为的是检查你的身体，比方说，看看你能经受得住怎么样厉害的刑讯。”
我心想，他们一定大有收获。我在巴勒斯坦绝食，留下了后遗症：高血压和心脏病。但是我还是想多知道一些。伯格又说：“他们根据人类学，肯定你不是犹太人。杰林真是喜出望外。”
我差点笑痛肚子。后来才知道，杰林是怎样得出这么个结论来的。他认为如果我是真正的阿利安种，柏林方面会比较容易让我搞“大赌博”。
关心我的高阶层，怎能听信犹太人的话？跟这么一个“贱种”的代表有什么合作可言呢？ 杰林需要一个阿利安人。他的理由不乏妙处。我们俩有一次谈话，我告诉他，我出生于犹太家庭，我一生下来便进行包皮环切。
杰林的话颇出于我意料之外。他说：“你真叫我好笑。这只说明苏联特工干得不错。你知道吗？战争初期，德军反间谍部派情报员到美国去，有的做了包皮环切的手术，为的是他们工作上的方便。结果他们被美国特工破了案，把戏马上戳穿，因为手术太新。”
杰林满脑子尽是些特工的诡计和窍门，连我那千真万确的包皮环切，也说成是俄国特工专家技术人员的高明手段。
再说，我屡次告诉他我是犹太人。他听了却是这样去推论的，一个人落进了盖世太保手里，怎能自称是犹太人呢？ 其中必定有诈。 结果，杰林为此进行了一番调查。在比京格罗斯沃格尔妻子家里，查出了我1924年在巴勒斯坦用过的一本旧护照，上面有我的真身份。我的真姓名叫莱奥波尔·特雷伯。1904年2 月23日出生于诺维·塔格。1942年12月，别动队的探子去到该城，试图查明我的过去。他们打回来电报说是什么也没查出来。我可以引用他们电报里的原文，说是该城里的“犹太丑类业已扫除干净，连墓葬之地也经过了犁庭扫穴”。
杰林因此越发肯定我不是犹太人。苏联特工把我派去巴勒斯坦工作，特地为我编造出一套犹太身份／特雷伯才是假名字。
对我来说，要紧的是盖世太保一直没有发现我的党员姓名：莱巴·董伯。
别动队有它特殊的保密办法。我那间牢房的门，成天有几十个人走过来走过去，门上却安上一块大牌子，上面大书特书：“注意！ 特犯所在，闲人免进！ ”后来，我听说巴黎的所有合作派都纷纷传说一个“苏联特犯”，这也就毫不足怪了。
看守我的人也往往好奇心胜过了纪律性，哪怕是德国式的纪律也在所难免。他们受到那么多的叮咛嘱咐，不准跟我攀谈。他们看守值班的规章制度又定得那么样的紧密严厉，而事情最起码的意义也一点不给他们吹风，时间长了，他们实在忍不住想跟我搭话。他们等到午夜时分，确实知道不会再生意外，便绕着弯子向我来打听，后来简直连弯也不绕了，我们便断断续续聊一两个小时，这对我很有好处，其中两个是蠢猪似的打手，百分之百的刽子手。另外几个，我记得都是党卫军，但不怎么迷信纳粹主义。当然罗，只要接到上级命令，无论什么罪恶勾当，他们都干得出来，比方说，立刻结果我的性命。我和其中两个居然彼此有了一点好感。我特别记得其中一个，他是信教的，他一面看守着我，一面对我说，他整夜为我祷告，要让我的灵魂得救。他甚至想传个信息给我家里。
第十九章此仇不报非君子
杰林想不求教我而联系上法共领导，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若要冒点风险利用我这着棋子，他又老拿不定主意，只好用一用他手里最后一张王牌：勒逼格罗斯沃格尔和卡茨两人招供。
12月整整一个月，别动队缠住不放格罗斯沃格尔，认为他既然是我的副手，想必有办法联系法共。可是他一口咬定，我们早有协议，他只管商务，其余事务一概由我处理。于是，别动队决计使出高招，对他进行最无耻的讹诈。要末他吐露真情，要末当他的面处决他的老婆孩子。他听了纹风不动，镇静如常。伯格自己告诉我说，他的坚强态度，连好些德国人也为之动容。他回答说：“杀我，杀我的妻子，杀我的孩子，随便你们先杀谁。
反正从我这里捞不到半根稻草。”
杰林和伙计们知道拿他没办法。碰上这样一尊铁汉子，酷刑也不会顶事。我呢，我对杰林说，他们如果去折磨格罗斯沃格尔，那末我对“大赌博”就将完全无能为力，因为要搞这件事，缺了他是什么也休想搞得成。情报中心总有一天要查明他的下落。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别动队回头又去整卡茨，想叫他去联系朱丽叶。后来，到了1943年4 月，我在纽伊监狱里再见到卡茨，他告诉我经受了多少磨难，真是人间地狱。
刽子手之所以拚命肆虐，显然由于雷希曼事先告诉了他们卡茨在“红色乐队”里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们先用哄骗手段，劝他到朱丽叶家去，算是转交我要发出的电报，请朱丽叶转交法共领导。
卡茨回答说： “奥托是我的领导，我只听他的命令。”
别动队只好改变手法，施展惯技，威胁他的老婆孩子。
这时候，大人孩子都关在比叶隆监狱里，由雷希曼负责看守。
卡茨依然不吃那一套。杰林心劳日拙，一无所得。
接着便日夜上酷刑，永无休止。我觉得出这个主意的人大概是雷塞。他是别动队在巴黎的头子。德国人又变了手法，叫他交代一切他所知道有关“红色乐队”的事情。他们认为卡茨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多。的确，他什么都知道。最机密的事情，他都有份。毒刑接连用了十来天。随后由别动队里出名的凶徒埃利克，扬格，大显一番身手。眼见卡茨始终不屈，他们使向柏林请派生力军，酷刑专家、刑讯大王、双手沾满鲜血的恶煞。卡茨却始终咬定我们在被捕以前商定的说法；“你们去问奥托，他会告诉你们的。我不过是西梅克斯公司里的一名小职员，没资格参与机密。”
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他便割断了右臂的动脉，可是杰林的部下没让他自杀成功。
杰林这时候不在巴黎，他回柏林去了一阵。等他回来，发现卡茨已经奄奄一息，他觉得部下闯了祸，要设法补救．他明知道卡茨对“大赌博”的用处极大，可是，没有我点头，他什么也不肯说。没有我便没法奈何他。杰林心里也明白，一个人能熬得住那样的毒刑，而且不惜自杀，总不能再把他当做叛徒的培养对象了吧？ 他便派伯格来告诉我说，刑讯不是他要搞的，同时要我通知卡茨到朱丽叶家去。为此，他要我跟卡茨会会面。杰林希望到时候只有伯格一个人在场，不要用翻译。问题是卡茨不讲德语，而伯格又不懂法语。我就提议讲意第绪语，因为意第绪语是希伯莱语和德语的混合产物，杰林同意了。殊不知这将给予我们意想不到的方便。
一面谈话，我可以夹进几个纯粹的希伯莱语，传达我的意见和指示。
几天过去了，杰林还迟迟不叫我们会面。我知道这是杰林想让卡茨受刑的伤瘢来得及平复一些。
卡茨来到的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走进屋子，屋里只有我和伯格两个人在等他。我才一个月没有见着他，他却变得判若两人，见了也认不出来。他走过来，抱住我失声痛哭。他没戴眼镜，眼眶周围都是裂痕。他说：“你瞧瞧，瞧瞧他们把我搞成了什么模样。他们在我眼里塞进了碎玻璃。再看我的手！ ”
他举起受伤的双手，指甲都已经拔光，裹着绷带。
他又靠近一些，很自豪地在我耳边小声说：“我一个字也没说。”
伯格站在一旁，看得清楚，便说：“这不是我们干的，是那煞神扬格。”
人搞成了这种样子，还要安慰他，鼓励他再接再厉，真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我只得用最温和的口气，略带一点点坚决的味道说：“别激动，卡茨，此仇不报非君子！ ”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伯格走开几次去接电话，我便利用这一点点时间，告诉卡茨到了朱丽叶家该怎么办。
结果，卡茨的神情渐见开朗。我们取胜的决心提高了十倍，我们又可以行动了。
第二十章四会朱丽叶
朱丽叶夫人依然坚守着她的岗位。她的坚忍不拔，非比寻常。落进敌人手中而能不屈，已经难能可贵，而朱丽叶则在敌人四面窥伺之下，黑天白夜，随时都有可能突如其来，出现警探把她带走。而她呢，照常生活，若无其事，这才真算得上刚强的人物。
她知道自己还能起作用，所以就抱着共产主义战士大无畏的气概，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舟。我原先和她约好，凡是奉了我的命令前去找她的人，一定要用一个红纽扣作为暗号。读者还会记得，雷希曼正因为不知道这暗号，所以碰了钉子。这也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密约实在是必要的。我在那时候并没有对她粉沛真相。我早就告诉她，那家蜜饯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