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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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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晤完毕,我心情舒畅地重回看守所,心里知道报告一定会到达目的地,一定会让情报中心彻底改变态度。不管情报中心领导对于“大赌博”将会采取怎样的决定,反正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了:敌人再也不能利用破获的电台,向我方提供假情报,让我们上当。
  我只消静候复音就成啦。
  杰林为人本来不太容易冲动。他却对我说,我们一道取得的成就实在叫他高兴。朱丽叶已经把信件收下,他深信铺子里埋伏的苏联特务一定可以亲眼证明,我去赴约纯粹出于自由行动。
  杰林既然得意扬扬,当然很好,不过我却担心能拿什么理由来解释朱丽叶的失踪呢? 我又觉得别动队一定在严密监视着那家蜜饯铺。
  朱丽叶实在是非走不可的。我没有任何权利再让她冒风险,对包利奥尔也是一样。
  星期二下午,蜜饯铺照例该开门了,只见杰林心事重重地走宋对我说:“你知道么? 那个女的没到铺子上班。”
  我当然想法让他放心。我说:“人已经抓了那么多,朱丽叶当然不敢放心,这不是很自然吗? 她怎能不怕你手下的人和她过不去呢? ”
  我这些道理,当然说服力不会太大。杰林开始有点满腹狐疑。过了一个星期,他派一个会讲法语的别动队队员到蜜饯铺去打听朱丽叶的消息。那人回来学掌柜的话说:朱丽叶的婶母病危,打电报叫她去。她不能不去呀。
  杰林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他对我说:“你看,法共大概起了疑心,觉得你去赴约的时候,行动并不自由。”
  “我看哪,朱丽叶到底是个女人。女人嘛,办起事来总有点叫你料想不到。反正,最要紧的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咱们不如等着瞧。这才是一切的关键。”
  杰林摇摇头,模样还是不太放心,只好再说吧。我真正担心的倒不是别动队队长的心情,随后我还有机会做他的工作,真正担心的乃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到了夜里,我也不免疑心生暗鬼。我根据切身经历,很能理解要一个人自己认错,该有多大的魄力。情报中心在1942年一年里,一再犯了多少错误? 有时候竞把我都弄得心里寻思,难道撞了鬼啦? 难道有敌人的特务混了进去啦? 是呀! 多少夜我睡不着,夜静转侧,千思万想,越想越担心,越发怀念过去有柏尔青那样的人在领导红军的情报工作。
  1943年2 月23日,又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杰林兴高采烈来到我的拘留所。我等他先开口。他得意扬扬地告诉我,肯特的电台接连收到两封情报中心来电。他把两封电报都递给我。头一封电报上说:“红军建军节也是你的生日( 我看了几乎失声欢叫,情报中心知道了) 。我们向你们祝贺。情报中心念你劳苦功高,决定建议政府授予你军功勋章。〃 第二封电报封说:“奥托,同志们转来电悉。希望局势好转。为了你的安全,同意暂停联系,以待后命。有事可径报情报中心。今后工作方针再达。局长。”
  看了电报,我不用再掩饰我的高兴,一切努力都收了效果,“大赌博”的主动权业已落入苏军手中,报复的时刻到了。
  杰林也得意得脸上放光。他对我说:“好极了,好极了,我们已经有了证据,情报中心信任我们! ”
  就在这时候,我的妻子带了孩子们撤退到西伯利亚,她也接到情报中心的通知,说是:“您的丈夫是英雄。他为祖国的胜利出力报效。”签名的有:艾普斯坦上校,波拉柯娃中校,列昂节夫中校。
  第二十一章布林敦克地狱
  地狱是无法形容的,但可以看得见,可能侥幸挣扎出来,大多数时候却永远留在那里,总是受尽折磨,没有尝过盖世太保暴行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想象力再大,也想象不出那种成了制度的恐怖。  “红色乐队”的幸存者从地狱回到人间,在他们的记忆里,只留下肉体的剧痛,至今仍旧常常从梦中把他们惊醒。历史的车轮继续滚动,随之而来的是屠杀,罪行,种族灭绝和酷刑拷打,流的血比报纸上头条新闻的墨迹干得还要快。在人类的记忆里,这次战争的轰鸣和惨状逐渐模糊了,甚至给说得象一次郊游。文学,电视,电影给可耻的暴行披上清白的外衣,要不就说成是美德受到了玷污。战争罪犯得意扬扬,云集在游泳池边上,为“黄金时代”碰杯。
  今天,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暴行开脱的大有人在;这些卫士为纳粹“褐色瘟疫’’粉刷开脱。历史学家,导演给某个盖世太保——缪勒,某个卡尔,杰林,某个潘维茨,某个雷塞以及他们的帮凶脱下血迹斑斑的屠夫围裙,重新给他们穿上绅士的礼服。雪白的手套掩盖着过去拷打,摧残和折磨池人的魔掌。天真无邪的人说,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都是高官、军人,反问谍专家,他们要服从命令啊I 他们过去忠实地执行罪恶的指示。今天,第三帝国的这些忠仆给当做老实的公民抬了出来,一本正经地履行他们的所有任务,除了他们所最擅长的以外,也就是,在受难烈士的地窖里充当血腥的刽子手!单纯的执行人,他们单纯地执行处决令就是了.今天,有人却给他们恢复名誉。请你问问“红色乐队〃 的幸存者吧,请他们说说他们的经历,你马上就会觉得时间在倒退,退到中世纪。可是,这不过是三十年以前的事。那些盖世太保“绅士先生”们在那儿确实如鱼得水啊。至于被捕的人,他们的肉体永远烙上血腥的四个大字:盖世太保。
  1941年12月7 日,希特勒签署了一道臭名远扬的《就地处决法》:  “占领区内,对犯有反对第三帝国罪行者,可采取任何措施,以取得情报,可以不经法院审判,予以枪决。”
  1942年底,卡纳里斯和希姆莱签署了一项指令,名为“共产国际线’,规定使用一切手段,对捕获的电讯员,密码员和情报员进行逼供。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拷打情报网头目,相反,应尽一切力量,招降他们。
  德国的别动队,在这两个指示启发下,从此以后,十分活跃……整个占领期间,比利时的布林敦克炮台就是纳粹选中的一个地方,来发泄池们的兽性。我们的许多同志便是在那里惨遭折磨和牺牲的。
  布林敦克建于1906年,位于布鲁塞尔到安德卫普的公路旁。1940年战争期间,曾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的总部。
  8 月29日正式改为“接收营”。9 月20日,党卫军头子史密特将第一批俘虏押送到那里去。以后拘留人数不断增加(1940 年11月约有五十余人) ,1941年6 月,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时,达到新的高峰。
  吃不饱的口粮、苦役劳动、侮辱、殴打、酷刑,这就是·俘虏的日常生活。从1941年9 月开始,改由比利时党卫军当看守。他们有一个人在接收新来俘虏时说:“这里是地狱,我就是魔鬼!”
  他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大部分囚犯没有经过审判,当中一些人只是暂时关押在那里,随后就送到死亡营去。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们,还要保守秘密。其他的人要受“审问”,党卫军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碉堡”。刑讯室设在原来的一个弹药库里,有一条狭长的走廊通到那里去。囚犯用滑车吊起来,惨遭前一个世纪的酷刑:夹手指,勒脑袋,电刺,用烧红的铁棍火烙,木桩刑等等……要是刑讯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党卫军头子史密特便放他的狗去撕咬受刑的人。撤退这个集中营时,看守们消灭罪证,清除刑讯室里最容易暴露的设施。他们没有料到幸存者会记住一切,使真相得以大白……
  战后,当法院调查案情时,把史密特押到现场。不用说,他若无其事,认为都是事实,就是不承认那些惨况。不过他补充说,把犯人吊起来,再让他们掉在木桩上,那些木桩稍为高了一点!
  “红色乐队”好几个队员是在比利时被捕的。自从艾弗雷莫夫变节以后,我们就再也不知道被捕的人的下落了。情报继续用他们的名义发出去。德国人设法让人家相信他们已被收买了过去,仍旧在活动……只不过掉转枪头罢了。实际上,我们的电汛员被关在布林敦克,隔离开来,惨遭拷打,根本没有参加什么“赌博”。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比利时当局通力合作,进行了调查,取得丰收,搜集到极其有意义的材料。
  首先,我想谈谈温特林克的情况。大家想必记得,他就是“红色乐队”的荷兰组组长。1942年9 月16日,由于艾弗雷莫夫出首,他被捕了,从那时起,便下落不明。好几个研究‘红色乐队”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德意志联邦的,在战后写道,我们这个同志答应了同别动队合作,1944年他居然逃跑了,当然是乘坐敌人的兵车逃跑的‘。我不愿相信这种别有用心的说法。于是开始进行调查,所得结果只能与之相反:事实完全是另一回事。温特林克最初关在布鲁塞尔的圣·吉尔监狱,1942年11月18日转移到布林敦克。与此同时,他的电台重新开始发报……要是相信我们那些研究“红色乐队”的专家,他就只能在两次受刑的空隙里发电报了;的确,这就是两年来这个所谓“投敌分子”的命运……真正的投敌分子,投到德国一边,象艾弗雷莫夫之流,他们住在舒适的住宅里,同地狱般的炮台牢房有天渊之别。
  1944年7 月6 日,温特林克被押回圣·吉尔监狱,同日,在国家射击场遭到枪决。为了隐瞒他的死亡,刽子手们施展他们的惯技,在他的墓上刻上“无名氏”几个字。
  我再说下去:报务员奥古斯特·塞赛,也是所谓德国人“招降”的人:他在1942年8 月28日被捕,关在布林敦克,直到1943年4 月,被判死刑,转送到柏林,1944年1 月被处决。
  伊兹布茨基( 博布) :电报用他的名义发往莫斯科……
  其实,1942年8 月被捕后,就送到了布林敦克。他被带去同马克斯·勒斯巴德对质。马克斯是萨拉·戈德堡的小叔。
  勒斯巴德从奥希威茨回来后说:“博布被折磨得人都认不出来了”。至于伊兹布茨基则于1944年7 月6 日在柏林查洛登堡监狱被处决。
  1942年6 月,阿拉莫和卡米也落入布林敦克监狱。受刑后,于1943年2 月18日由罗德主持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4 月30日,卡米被枪决。但是,我居然能营救了阿拉莫。我那时想起了他姊姊同莫洛托夫一道工作。1943年初,有一次我同杰林谈话时,向他“透露”阿拉莫是苏联人民外交委员的侄儿。别动队头子向戈林报告。戈林便决定暂缓他的死刑,只判了他流放。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有人在意大利边境的一个集中营发现了他的下落。美国人把他放了出来。以后交给了苏联当局。
  索菲·波兹南斯卡,阿特雷巴德街的密码员,1942年9 月28日在圣·吉尔监狱的牢房里自缢身死。
  索科尔夫妇1942年6 月9 日在拉菲特区被捕后几个月,也来到了炮台受刑。我们从当时的一名女囚那里获悉他们所受的苦难。
  贝蒂·德帕尔塞纳尔夫人写道,宪警用尽一切手段来逼索科尔夫人的口供。他们用手铐把她双手反锁起来,就这样让她等了好几天,然后叫了几个党卫军来,进行威吓,最后一次叫她“老实”点;然后进行了几次对质,重重地打了她好几记耳光,接着用刑。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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