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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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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布拉格的刽子手
  1943年6 月,杰林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喉癌有了严重的发展。我独创的药方——我介绍他喝白兰地,但是,即使我不介绍,他自己也会选择这种治疗办法的——这个药方也不灵。他喝得愈来愈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不久就要退场了。尽管他向柏林写报告,次次都说胜利了。但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信心十足的。毫无疑问,为了让上司安心,他给柏林写道,大首长已经投到德国一边。但是每一次我同他长谈,他总是老话重提,表现出他的不安。有什么更深的原因促使我参加“大赌博”呢? 我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预料到苏联和德国会单独议和。
  他并非深信不疑的,他知道我是犹太人,也知道我始终是个共产党人,而且是坚决反对纳粹的。
  杰林是个聪明的警探,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不能不按照逻辑来思考问题。如果有人向他揭发:在牢房里,虽然日夜受到监视,但是我竟能写了报告,并且交给了朱丽叶。他一定会回答说,不可能。同样地,那些苏联反间谍组织幽灵使他胆战心惊,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确有这样的组织,因为这是合手逻辑的。
  有一个念头始终指导他的行动,那就是:只有别动队的头头应该了解整个行动如何开展。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向我谈他行动的原则:“一个人领导着象我领导的那种大赌博,应该善于断定,在同他合作人的关系中,应有多大分量是事实,又有多大分量是谎言……对于柏林的负责人,主要是让他们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让他们相信一切顺利。至于军人嘛……他们对于这桩事的微妙性质懂不了什么。还有德军情报部,他们知道得愈少愈好,我认为他们应该知道多少才告诉他们多少,唯一掌握全部真情的人就是我。……”
  下属所接触到的情报仅仅是严格地对他们工作有用的那一些。
  当潘维茨代替杰林出任别动队头头时,他没有别的材料做依据去估计情况,只有发给柏林的报告,但内容同现实形势相去甚远。我深知杰林是个残酷无情的敌人,狡猾,诡计多端。但是,我也担心,他的继任人会使“大赌博”的结局更加惨酷。我应该指出,与此同时,雷塞也给解职了,并调到卡尔斯路赫的盖世太保总部去。这样,我的对手都换了人。
  我在1943年7 月初认识潘维茨。我记得十分清楚他到纽伊走进我房间的那一天.当时,我非常注意和好奇地观察别动队的这个新头头。我之所以好奇,以后大家会明白的。这个人成了我的主要对手。从外表上,他同他的前任大不相同:年青,肥胖,面庞又圆又红,贼溜溜的眼睛藏在厚厚的眼镜后面,穿着得很讲究,派头象个小市民,一会儿沉着,一会儿急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一个黏糊糊、不好抓的球。
  他1911年诞生于柏林。他发展成为刑事警察确实可以为精神病学家提供大好的研究题材。少年时代,他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童子军组织。由于在家里接受了严格的基督教教育,他接着就研读神学,花了三年时间b 但是他没有成为牧师,却当了刽子手,上帝的道路是无法捉摸的。
  潘维茨二十岁时,希特勒上了台。他在刑事警察部门当差,后被凋到“难案”组。但是,他负责处理的刑事案不能真正地让他大显身手。呸!多么庸俗呀。他所要干的是政治镇压。他认为只有这样,英雄才有用武之地。为了在纳粹制度下一步一步爬上去,最可靠和最迅速的道路就是走“盖世太保”的道路。他狗运亨通,受到了注意和赏识。这条狼崽子便高攀兽王了。他成了诲德利希的助手。当时海德利希招募一批年青有为、野心勃勃的潜在杀人犯。这帮人后来都哄动一时,他们叫做艾克曼,叫做席伦堡。
  1941年9 月29日,海德利希提升为波希米亚莫拉维亚的总督,进驻布拉格,他的左右手是潘维茨。这样,捷克人民便经历一个可怕的痛苦时期,到处都是集中营,反抗纳粹主义的人成百成百地被枪决,流放和折磨。伦敦和捷克流亡政府决定空投游击队反击褐色恐怖。1942年5 月27日,经过精心的准备后,袭击了海德利希的座车。这个刽子手受了重伤,6 月4 日丧了命。
  报复是可怕的。潘维茨是亲自负责海德利希的安全的,这次竟然措手不及出了事,所以怀恨在心,布置围剿。戈培尔宣布,犹太人首先要对此负责。于是,他们当中,囚禁在特西恩斯塔集中营的几百人遭到杀害。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有三千人被捕。而且,海德利希6 月4 日丧命后,恐怖政策加剧了,实行了血洗,仅仅在布拉格监狱,就有一千七百捷克人被处决。在布罗诺,有一千三百人被处决。6 月10日,利迪斯这个小村庄的全部男人和儿童遭到屠杀,妇女一律流放到拉文斯布鲁克。
  潘维茨亲自指挥追缉这次袭击的执行人。他就是所有这些屠杀的罪魁祸首。他肯定没有忘记这一切,肯定看见无数的受害者的身影,看见布拉格监狱地牢一幕接一幕的酷刑出现在眼前。又是他亲自指挥一团党卫军特务进攻圣·查尔斯·博罗海教堂,里面藏着执行这次袭击的游击队。
  这些事情发生后,潘维茨同他的柏林上司之间,出现了一些麻烦。因此他宁愿销声匿迹一个时期。他到俄罗斯前线去,在部队里呆了四个月,无疑地觉得那里的气候,对于他虚弱的身体来说是太恶劣了。1943年初,他回到了柏林,当盖世太保——缪勒的帮凶。他负责审查从巴黎别动队拍来的电报。他的新上司赏识他的才能,知道他不仅是个呱呱叫的刽子手,而且有能力担负“高级政治”活动。潘维茨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他刚回到布拉格,便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自认为这就能消灭捷克的抵抗力量。他解释说,这也是他的经验谈,每逮捕一个爱国者,就会起来十个爱国者。因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逮捕他们的头头,并招降他们。等到他们倒向德国一边,但是仍然保留在抗敌运动里的地位,这样才能破坏地下活动。
  潘维茨的计划,在纸面上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并不适应紧急形势。在捷克,盖世太保连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了,必须迅速而又有力地进行打击。于是,就仍按得力的老办法行事。
  潘维茨一看到巴黎别动队的报告便跳起来;至少,那里在执行他的计划。至少,那里是懂得了。此外,潘维茨之所以更加深信自己的想法十分美妙,是因为杰林为了丑表功,加油添醋地宣传“红色乐队”的大首长以及其他队员如何变节,如何不费吹灰之力便投效德国。这样,他的计划是明确的:即设法得到任命,取代杰林。这个病号马上就要离职了。
  为了达到目的,他便利用他所拉拢的一切上级关系。
  我第一次看见潘维茨,想不到这个举动象个小会计的家伙,双手竟然沾满了捷克爱国者的鲜血。他假装斯文,好象只搞“高级政治”活动。他不久就可以如愿以偿了。他来得正是时候。他的柏林上司认为“大赌博”的头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在尽了一切努力——和作出了许多牺牲——博得情报中心的信任后,要更进一步,开展第二阶段。
  事情本身也要求有一个新的政策。战争的势头变了。自从斯大林格勒一仗以来,红军象碾路机一样轰隆隆地压过去,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1943年7 月10日,美国人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被推翻。英,美军队在西海岸登陆的前景愈来愈接近了。柏林知道,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可能了。希姆莱,席伦堡,卡纳里斯等人对于最后结局已不抱任何幻想,所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单独同西方媾和上。从这种希望和这种思想方法出发,就可以理解“大赌博”在他们眼里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需要加快步伐。潘维茨就是带着这种指示到达巴黎的。
  是的,得赶紧了。从1943年夏季开始,马丁·包尔曼——领袖的左右手——十分关心这件事。他不仅组织一个专家组,负责准备材料,以便为“大赌博”服务,而且亲自动手,草拟电报。希特勒也知道了,但是他肯定不知道他的副手们的真正意图。在反对这个战略的阵营中,卡纳里斯和里宾特洛甫占有重要的位置。外交部长的敌意是很碍事的。因为提供外交方面的材料,必须经过他的手。自从包尔曼亲自掌握这件事以来,局势改变了:他拥有必需的权威去压服里宾特洛甫和伦斯德特两人的抵触情绪。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大赌博”改名“狗熊行动”。我被捕的那一天,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子看见我时惊呼道:  “瞧瞧他,这条苏联狗熊,我们终于把他逮住了!”所有这些战略家们都以为把这头野兽关到笼子里去了,对于这头野兽的爪子,谁也不去提防。他们忘记了这句俗话:  “不要老熊未死就急于卖熊皮。。
  潘维茨开始讲话。首先批评了他的别动队前任。他当着我面说:雷塞考虑这件事情,就象个低能的警探。至于杰林,他认为他太胆小了,  “大赌博”开展得太慢。他给我进行解释,我也尽量装成专心听他讲的样子。他说,本来早就应该转入政治阶段了。然而,潘维茨的想法,表明他在了解情况方面,有严重的漏洞,虽然凭他的盖世太保经验,他可以识破一千零一种伪造和夸张报告的手法,但是,他对杰林给柏林送去的辩解报告,却完全象瞎子一样,看不出那些假事实。
  别动队的新头头建议我从纽伊监狱迁到一座私人住宅去,并派人暗中监视。他对我申明,他认为,他的上司也认为,光用无线电同莫斯科联系不够了,在现时的第二阶段,应该建立直接联系。他怀着野心勃勃的计划,想派一个使者到情报中心去,告诉莫斯科,德国有一个重要的军事集团,想同苏联讨论单独议和的问题。这个特派员将随身携带一些文件,足以表明这种情绪的。但是,他的行李里,也带上相反的证据,证明德国另有一些派别,设法同西方商讨这种解决办法。
  整个美妙的战略目的在于分裂反纳粹联盟。他死抱住这一点不放。潘维茨是相当低能的:这是一个正统出身的纳粹党人,头脑里装满了他那种所谓优秀民族的优越感。他很知道我是个犹太人,由于愚蠢地鄙视别人而瞎了眼睛,低估了自己的敌人。显然是因为陷入完全不自觉和中了假情报的毒,才会想象到“红色乐队”的战士竟然想到同纳粹分子同流合污。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一场生死搏斗。但是,潘维茨之流是不可能理解的。
  希姆莱得悉潘维茨的计划,认为派个掮客到莫斯科去太危险了。潘维茨告诉我说:他害怕共产主义对一个牢靠的纳粹党人的吸引力。“红色乐队’柏林组的成员这个事例在他的心目中记忆犹新。象波森和哈纳克这样的人竟然成为“苏联特务”,一些在社会上十分得意的人,毫无经济上的顾虑,却投身于反对纳粹的斗争,这是盖世太保的人无法理解的。
  潘维茨并不灰心。他向我提出另一个建议,这一次是促请情报中心派一个代表来巴黎。我毫不犹疑,甚至还假装十分赞成,回答说;我认为这个计划完全行得通。肯特也被问及这事。他咬定说;这个计划完全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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