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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我得承认我是后来才完全看清楚的。我当时很天真，相信战争结束了，恐怖政策也会随之而告终，制度就会有所改进。一个经历过战前清洗的人竟然表现得那么轻信，确实叫人吃惊。但是，无论如何，当时我还是决定回到苏联，这里有个决定性的原因：我一家人都在那里啊！ 我不象拉多那样，能够心安理得，确实知道自己的家庭在巴黎安全无恙。我很清楚，如果我半途跑了，一家人势必要承担后果。
莫斯科愈来愈近了……矛盾复杂的心情使我十分激动。
我特别记得的是那压倒一切的欢乐情绪，因为分别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同亲人团聚了。飞机的轮子一擦到跑道，我觉得自己是个心满意足的人，因为我完成了任务，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感到自豪，渴望得到我辛苦挣来的休息。我怀念着我的同志，牺牲的烈土和惨遭折磨的人。
已经入夜了，我走下飞机的梯子，试图去辨认我的亲人。
真是枉费心机，没有人来接我，也没有人来接我的旅伴。一队军官组成了我们的接待委员会。军人来迎接战士，不错，勉强也说得通嘛。
一批高级军官——一些上校——向我走过来，十分热烈地欢迎我，请我上车。突然之间，我心里一亮，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1937年的时候，他是个上尉，他大概是飞黄腾达了！我一到达，就有一个问题急于想提出来，于是， 我问道：“我的妻子和孩子呢？ ”
“请不要担心，”我的一个向导对我说，“他们都很好，你的妻子在一个疗养院里疗养。我们投有时间通知他们，因为不知道你们确切什么时候到达。总之，情报中心领导考虑让你到一个地方住两三个星期，安安静静准备你的报告。我们就是来把你带到那里去的。”
在一个出差的上校家里，给我安排了两个房间。上校的妻子和女儿出来招待我们。在离开之前，我的护从人员——两个上校——对我指着一个年青的上尉说；“这就是你的副官。你需要什么，都由他安排……”
把我隔离开来，好让我安静地写报告。还有个副官，好象我需要个什么副官似的！ 这两个上校半真半假的态度，特别是我的妻子人面不见，所有这些因素，说实在的，在我心里造成一种奇怪的感觉，甚至使我产生怀疑。
我在新居安顿下来，至少要比蒙帕纳斯潮湿的街道要舒服一些，那个时候，我离开了白宫养老院，就象个孤魂那样，徘徊街头。
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有客人来访了……他们一共三个人，两个穿军装，一个穿便服。我认出后面一个是1938年在情报中心负责政治工作的。这个官衔掩盖着一个事实：他是内政部的一名将军。
他们带来了一顿豪华的晚餐，但是我打断了口福的享受，提出我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你们及时收到了1943年1 月我写给党领导的报告吗？ ”
“收到了，收到了。我们收到了并且考虑到了你的报告。”
然后是一阵静默。接着那位将军改变了话题。他问我：“这么说，你对未来有些什么打算呢？ ”
我心里想：就看你们如何决定了。但是我回答说：“我已经结束情报工作了。我生活的这一章已告一段落。
但是，在回到波兰退休前，我希望能同情报中心说明一下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还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说：“我打算搞清楚情报中心领导方面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
这个“宗教裁判所”的将军脸色阴沉下来。
“是吗？ 你所关心的就是这一些！ ”
“难道你就不关心吗？ ……首先，我想对‘红色乐队’的最后一次行动提出建议……”
“好吧，”那位将军打断我的话说，“我们明天就研究你的意见……”
第二天，有两个上校来访，我马上发现他们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档案材料。
“我确信，”我开始说，“格罗斯沃格尔，马卡罗夫，罗宾逊，苏科洛夫，马克西莫维茨都还活着。可以而且应该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关键在于你们是否同潘维茨还有联系……”
“他躲到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里去了。我们是从可靠方面知道的……”
于是，我建议派两个熟悉“红色乐队”历史的军官到潘维茨那里去，告诉他：从1943年2 月以来，情报中心通过我的报告，已经知道“大赌博”的真相。他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挽救“红色乐队”被囚的战士。这样，战后处理他的时候，可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否则，就马上把底细通知希姆莱和包尔曼。如果他们知道了原来那么长时间都是莫斯科领导在那里牵线的话，就一定会追究潘维茨的责任，势必使他大吃苦头，因为他们仍然有能力给他算账的。
在我看来，这个建议是完全正当的，合乎逻辑的。我的两位对话人郑重地答应向领导上转达我的意见。
我在莫斯科用了头一周的时间去写报告，有一个女打字员协助我。但是一天一天过去，我发现我头上的阴云愈积愈多。除非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看不见，不然的话就一定会明白我的苦难还远远没有到头。显然，我并不是受到欢迎的战士，起码人家并不认为我立了什么功。
我在给我安排的住宅里过了三天，内政部的两名军官才把我的行李箱带回来给我。原来，我在离开机场时，错拿了查里亚普涅科夫的行李箱，他的箱子同我的一模一样，到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查里亚普涅科夫也发觉他弄错了。内政部的那两个军官是负责把箱子换回来的。
这两位使者的“身份”是很说明问题的：显然，查里亚普涅科夫也落在他们手里了。这样我就明白了：莫洛托夫当时给他写过这样热情的信，邀请他回国，现在是如何接待他这个“亲爱的同志”的。真是阴险透顶了。我心里十分难受，感到无限痛心和厌恶，想到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多么不幸！ 本来，他是那么高兴地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准备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却发现自己落在怎样的一个圈套里！ 他在等候莫洛托夫的汽车，人家却给他派来了保安部的汽车，把他笔直拉到卢比昂卡！我的“副官”唯一的职责就是用他那双黄鼠狼般警觉的眼睛监视我。除了同我在一起的时间外，其余的他都用在房东的女儿身上……一天下午，他外出了，我走进他的房间，我发现的东西使我恍然大悟：这混蛋把一份报告落在桌子上了。报告精确地记录下我的一举一动，我在那上面看到了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更不用说那些栽在我头上的假话和无中生有的东西了。暗探加伪造犯，真是个理想的伴侣……于是我决定批改这个模范告密者的作业，在所有不正确的地方下面，用红笔划上杠扛，并在页边批上“撒谎”二字。
我的护法神这一天回来得很晚，第二天就人面不见了……无疑地，他宁愿抢在我前面向他的上司报告。
我回来以后的情况是不难作出总结的：几乎毫不掩饰，我成了个十足的囚犯。
人家又给我凋来个新副官，比以前那一个年青。他采用献殷勤的办法。他请我去看电影，我接受了……画面在我眼前一幕一幕掠过，但只能引起我注意几秒钟。我脑子里只翻滚着一个问题：他们要把我怎么办？ 过了十天，那三个人又来吃晚饭了。象头一次那样，我一点也用不着操心，因为他们带来了丰盛的肴馔。
尽管佳肴美酒，任你享用，但是气氛缺乏热情。毫无疑问，他们是负责来盘问我的。我们先前的聚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佳，他们希望这一次，我的情绪会好一些。内政部的将军打破冷场：“那么说，”他问我道，“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回到我的故乡波兰去，但是首先我想同领导上谈谈！ ”
他摇摇头，显然，我是个无可救药的顽固不化的人。他的回答是干巴巴的：“要是你那么迷恋过去，奥托，那么同你谈这问题的就不是我们了。这要在别处谈了（ 他很强调最后四个字） ，你明白了吗？ ”
“我很明白，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我根本不想知道谁管这件事！ ”
这太过分了。那将军站起身来，也不同我告辞，便和他的同伴一起走了。我可以倾家荡产地打赌，他们一定马上去报告了。我的态度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竟敢痴心妄想要情报中心作出解释，梦想回到我亲爱的波兰去，真是荒唐，不知天高地厚，不可饶恕的野心啊……我发现，我们几乎没有触动桌子上的菜，这些菜却都是十分美味的。
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准备对付最糟糕的情况。反正我听天由命。一个上校来了，是另外的一个。我差一点没对他说：“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他对我说：“你得换个住处。”
我咬住舌头才不致于问他：那个地方生火不生火，铁窗有多厚。我收拾了东西，就跟他走。我们上了一辆汽车，谁也不说一句话。黑夜已经降临，但是我颇为熟悉莫斯科，可以估计出我们是朝哪个方向开去的……到了捷尔仁斯基广场，即使我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这时也消失干净了，那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就座落在这里。
我们一跨过第一道门，那两扇沉重的大门就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到了第二道紧闭着的门。那个上校一点也不离开我，一句话也不说，便上前按铃，然后通过门上的小窗眼，同一个什么人交谈了几句。门开了，我们便到了这个大衙门的接待室。上校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收条，交给了值班军官签字，然后向我转过身来。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长时间地、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我可以作证，他的眼睛闪着泪花。最后，他走了。
我四面看看……有如身处大雾的云烟中。然而，现实刺得我眼都花了：我是个囚犯，是卢比昂卡的囚犯。
第二章 卢比昂卡
这个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在全世界，卢比昂卡是内政部恐怖统治的象征。在莫斯科正中心，就是内政部的大楼。大楼中央，修建·了一座小监狱，专门接待几百名“贵宾”。从部内到各牢房里，有长长的走廊接连，用不着走到外面去。这样，大家就都在“家里”。
我在候审室里，每边都有十几个小单间。人家把我叫进其中的一间去，里面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门在我背后砰地关上了。
我觉得十分疲劳，无力地倒在椅子上。我毫无感觉，一点力气也没有，失去了反应的能力。我觉得我的脑袋空空洞洞，什么也进不去。我摸摸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胳膊： “是的，是我，就是我在这里，在卢比昂卡当了囚犯。”
有人开门，把我从这种半昏沉状态中惊醒。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为什么你不脱衣服？ ”
我明白这个穿白罩衣的下级军官是在对我说话，我便回答说： ’“为什么脱衣服呢？ 这里又没有床！”
“脱衣服，别多问！”
我照办了，然后赤条条地等着。门又开了。两个也是穿白罩衣的人走了进来。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仔细搜查我的衣服，把我口袋的东西放在一堆。当他们完事了，其中一个人命令道：“站起来！”
于是他开始从头到脚检查我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