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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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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他开始从头到脚检查我的身体。要不是差个听诊器,我还以为是在大夫的诊所哩。他检查我的头发、耳朵,叫我张开嘴巴,伸出舌头。他让我举起双手,摸遍我全身。
  “把你的小便举起来,高一点!”
  “转过身来! ”  ( 我照办了)   “用手抓住屁股,扳开来,扳开一点,更开一点。”
  他弯下身子,凑到我屁股后面。我忍无可忍,向他叫道:“你在那里面丢了什么东西吗? ”
  “你不要惹我,不然有你瞧的。穿上衣服吧。”
  他翻我的箱子,搜出一公斤没有炒过的咖啡豆,是我在德黑兰中途停留时买的……
  “这是什么? ”
  “大麦……”
  我很高兴看到他把咖啡同一般只让我们带进监狱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他把留下来的东西列了一个单子:领带,鞋带、挂带等等。我在一大堆废纸上签了字。然后,一个中尉又来签了一张收据,证明有些什么东西“交”了给他,接着便叫我跟他走。我们沿着长长的,一个人也没有的长廊走去。他打开了一道门。我走进了一间牢房,里面放着两张床,在其中一张上面睡着一个人,面向墙壁,双手放在被子上……
  “这是你的床,脱了衣服就躺下!”
  我服从了,但是睡意不来,一夜我都睁着眼睛。每三分钟,门上的小窗眼就要打开,露出一只眼睛盯着我。由于我张开着眼睛,看守便感到心神不宁,他一动不动地观察我。这一夜我上了第一课:如果你不睡,你还是闭上眼睛,这样,可以安静一点。
  清晨,从小窗口伸进一只手,把“早餐”送进来:一碗发黑的水,要是你不去尝尝的话,倒有点象咖啡,一点点糖和一片面包。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面包是吃一天的。”
  我咽了一口咖啡,但那东西下不去。我咬了一口面包,粘得象发面似的。对于所有这一切,我都漠不关心。什么事情都好象同我无关。我的同伴醒来了,打个招呼,便不说话了。他是个军官。
  四天过去了,我一个人也看不见。
  第五天早上,换班的时候,那个下级军官问道:“你有什么要求要提的吗? ”
  “有,”我尽量用强硬的语气回答说,“我想见监狱的领导! ”
  一个小时后,一个上尉走进牢房来:“什么事? ”
  “我想马上见部的领导,是关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
  两天过去了。一个军官来到我那里,叫我跟他走。我们经过长长的走廊,到了一个小房间。一个女人把一张收条交给那个军官。又来了一个当官的,在一张证件上签了名——唉,这种官僚主义——他带我通过另一条没完没了的,但是铺着地毯的走廊。我们走进电梯。他打开一道门,把我引进一个大厅里。地上是一块大得无比的红地毯,墙上是“人民的好爸爸”的肖像。他眼神严肃,胡子沉甸甸。  “他”注视着一切。在一张很长的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人,年纪还轻,结着一根十分漂亮的领带,立即引起人家注意。
  他站起来,走近我,并带着南方的口音对我说:“啊,原来是你!是你参加了反革命分子柏尔青和他的同党那个大情报网? ”
  他说到后几个字,嘴巴由于憎恨而歪扭起来。我没有答话。
  “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 ”
  “要不是那么奢华,我还以为是在一个法西斯巢穴呢!”
  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示意让我走近那些大玻璃门窗,用手指着外面的监狱问我;“你知道你住在那里的又是什么地方? ”
  “我想象得出来……”
  “为什么你让这个叛国集团把你拉进去为外国工作呢? ”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
  “将军……”
  “将军同志,”我接着说,“我并不是为一个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红军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他改变话题,问道:“为什么你要求会见部里的什么人呢? ”
  “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我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挽救情报网战士的生命问题。我要求你去见情报中心的领导人,商量如何安排这个行动。”
  “以后要办的。目前就到此为止。”
  我们走的是回头路,一直到那个分界线上的房间,从那里起,一边是部办公室,一边是监狱……收条又要一张一张地签署,就这样,我回到了牢房。
  两天之后,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去,那里有两个穿便服的人在等候。他们是属于情报部门的呢,还是属于“斯梅尔希”的呢? 总之,他们很熟悉我的问题。
  “我们来谈谈你的计划吧。营救你所说的那些人是办不到的。他们大部分都不是情报部的军事干部。”我捏紧了拳头,免得吼叫起来……
  “但是,‘红色乐队’的战士,难道他们就不是军事干部吗? 难道对你们来说,他们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他们为胜利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吗? ”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件事:把潘维茨和苏科洛夫( 肯特) 弄到莫斯科来。如果你有些什么具体建议要提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照办。”
  “好吧,我说,两三天内,我就搞一个行动计划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我问道:“你们同潘维茨有无线电联系吗? 如果没有,能否迅速建立联系呢? ”
  “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我们可以同他通讯……”
  我又重新投入行动,竞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不再是个囚犯了。我向那两个对话人阐明我的计划:“直到1943年9 月我逃跑时,潘维茨和他的上司确信情报中心并没有识破‘大赌博’。他们害怕我逃跑后,就把事实真相告诉莫斯科,因此,潘维茨便让人到处张贴追缉间谍让·吉尔伯的告示。他以为这样一来我在情报中心那里便‘完蛋’了。”
  “是的,”其中一个军官补充说,“当时,肯特发了一份电报给情报中心,同时证明你被捕和逃跑的事实。但是在情报中心这里,为了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我们答复肯特说:奥托大概已经投敌……”
  “正是这样,”我接着说,“必须让他们相信这种说法,你们应定期地给潘维茨发电报,不断提出这一个问题:奥托在哪里? 再过几个星期,你们通知他说,你们得悉奥托已经逃到了拉丁美洲。潘维茨和肯特知道了这消息,就会开始认真考虑来莫斯科,但是,你们实行这个计划,就等于对‘红色乐队’仍在德国人手里的所有战士宣判死刑。潘维茨临走前,必定要消灭一切证人,好隐瞒自己的罪行……”
  我又强调说:“与此同时,你们必须想法挽救那些还活着的人……”
  他们不回答,站起来使出去了。
  我被迁到一个小牢房里去,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几个星期。
  单独一个人……待遇要严酷得多。我逐渐地习惯了千篇一律的每天生活:早上六时,看守的脑袋出现在小窗眼处,一声嚎叫,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起来! ”
  大家便起来,拿起水桶,方向:厕所,呆上至多三分钟,然后到水房,两分钟洗脸,然后回到牢房里。七点钟:早餐。一碗咖啡,经常只有一碗白开水,一块糖,面包口粮。
  在牢房里什么都禁止。严禁躺在床上,严禁背向着门坐着,只能来回踱步,从这一堵墙走到那一堵墙,然后,在小板凳上休息片刻。永远是走来,走去。
  这样走法,每天都可以走几公里路……午饭只有一饭盒的汤,也就是一点油腻的水,上面漂着几个大麦面团。晚饭也是同样的菜谱。战后的年代,全国都苦于供应紧张,监狱里的口粮就愈来愈少了。往往,吃的汤是用咸鱼头做的。只有饿急了才咽得下这种发恶臭的东西,但是,习惯成自然,大家还是吃下去了……为的是不致于饿死。
  晚上十点钟,小窗口又打开了。还是那个阴森森的声音嚎叫道:“睡下!”
  噩梦开始了。即使在床上,也不能想怎么躺就怎么躺,必须仰卧着,双手放在被面上,脸朝着小窗口……灯火通夜长明。无法翻身,无法躲开那刺眼的照射,眼皮都叫它穿透了。以后我学会了囚犯睡觉的一些窍门:例如把一只袜子放在眼睛上。
  老—套又来了……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侦讯军官那里。
  在屋子的一个角落,有一张小桌子和——只小板凳,是给囚犯坐的。对面是一张办公桌,一个上尉坐在那里。我坐了下来,“把手放在桌子上!”
  那军官拿过来一张卡片,审问开始了:“姓什么,名什么? ”
  “特雷伯·利奥波德。”
  “民族? ”
  “犹太。”
  “你既然是犹太人,为什么名叫利奥波德,这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
  “可惜你没法问问我父亲,他死了。”
  他不动声色,继续说:“哪里人? ”
  “波兰人。”
  “社会出身? ”
  “什么? ”
  “你父亲是工人吗? ”
  “不是……”
  他—边记录,一边念道:“出身:小资产阶级……职业? ”
  “记者。”
  “党派? ”
  “从1925年起加入共产党。”
  他写着,嘴里还是高声念道:“……他自己说从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
  审讯完毕了。我走出来,嘴里有一股子灰味:波兰犹太人,“出身”小资产阶级。这就是我这个二十年党龄的党员的履历。我想哭一场,但是我忍住了泪,不能让他们痛快。
  每天晚上十点钟,便有人来找我去受审,一直审到清晨五点半,我有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了。我问自己还能支持得多久。我记起了在巴勒斯坦的绝食斗争。我发现“绝睡”要更为痛苦。而这一次,我是个非自愿的“绝睡者”。我一直抗拒审判。什么审判,不如说是想用疲劳战术把我搞垮而已……
  每夜,同样的把戏又再重演。
  “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那侦审军官说,而我则象个机器人一样回答:“我没有犯罪,没有反对苏联! ”
  接着的一个阶段,那上尉装出对我不感兴趣的样子,他在看报,时不时地重复他的问题,眼睛都不抬一下。我机械地一再说,    “我没有犯……”
  审讯放松了。时间在过去。我不做声,已经习惯坐在我的小板凳上,一连七个钟头,一动也不动。
  清晨,人家又把我带回牢房里。过了片刻,看守又一个牢房一个牢房走过去嚎叫道;“起来!”我还没有睡下,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们想把我压垮。走来走去,坚持,坚持,坚持下去。
  侦讯开始后的第二和第三卜星期,每七天里,只有一夜让我睡觉。我变得昏昏沉沉,第二天,戏又开场了……
  第四个星期的头一天晚上,一个小个子,脸色蜡黄,面带病容,走进了审讯室。他神经处于十分兴奋状态。这就是侦讯组的上校组长,整个卢比昂卡都知道他以残暴,狂虐出名。他亲自动手打人,从中取乐。他二话不说便问那上尉:    “你得到什么结果没有? ”
  “没有。他顽固地否认他的罪行,还没有松口招供……”
  那上校转身向我,并不住嘴地破口大骂,足足有半小时。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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