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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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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四个月里,我们详细地谈到了有关“红色乐队”的一切事情:“大赌博”,同朱丽叶的会晤,同柏林的关系等等。第五个月里,我没有受到审问,侦审官根据他的笔记书写侦审记录。
  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来找我。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这就是记录,你阅读一下,如果你认为确实的话就签字。”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感到震惊。这里面写的同我告诉他的情况恰恰相反……
  “请听我说,上校,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丧失了理性……这个记录从第一行到最末一行都是捏造的。”
  “那么说,你不愿签字罗? ”
  “可是,你总不能认为我可以在这四页捏造的事实上签字吧! ……”
  他毫无表情……
  “你不签字? ”
  “当然不签!”
  他把文件拿过去,放在桌子上,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转而谈论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这出滑稽戏继续了两个星期。“你签字吗? ”“不签。”“那么说,你不愿签字? ”“不! ”“为什么你不愿签字? ”
  有一夜,值班的头子,同一向那样,满脸怒色,神经质地抽搐着走进来,他问那上校:“喂,这还要继续多长时间? ……”
  我答道:“一直到我生命最后的一天!”
  于是,只听见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话……接着那上校威胁说:“不要忘记了你还有个家。你这样顽固,他们可能要吃大苦头的……”    两三天后,我半夜给叫了去。侦审室外的走廊很安静,人家没有把我带到通常那间屋去,而是到最后一个房间,就在走廊的尽头。侦审官在那里。我走到我的小桌子前面,但是他请我坐到他的办公桌旁边。桌子上没有侦讯记录。他对我宣布:“我不愿调查下去了。我把你的案子交回我的上级处理。”
  我对他所宣布的意图抱怀疑态度。
  “如果你可以写出这样一个谎言满篇的记录来,那么,无沦怎样做法,对我来说都一样。另一个侦审官会来接替你,你们都是一路货色。”
  他笑了……
  “这么说,你认为我们都是阎罗王的小鬼了? ”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方式变了,但目的不变;从部长到这个‘地方’最小的一个当差的,你们都追求一个目的:打倒党内最好的干部!”
  “我想在这个没有外人耳目的地方同你谈谈……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话,我就不说了。假如你对我的上司讲出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就会在牢房里同你作伴……”
  沉默了片刻后,他又说;“我要告诉你的头一件事就是:要保持你的坚定和不可动摇的意志,未来坐牢的岁月还很长呢。特别是,不要做什么蠹事……”
  “什么蠢事,你以为我要自杀吗? 可不!我要斗争到底。
  我的意志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活得比你们长久……”
  他望着我,凄凉地微笑,接着说;“我所希望的正是听到你说这种话。我决定不再办理你的案子,因为这是一个人、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所不能允许的。我知道,这会给我造成很大麻烦,但是我准备好了。在我们分手以前,我想向你说明一些事,象你这样的囚犯是不了解这种事的。你以为我们这里发生的悲剧责任就在这里,就在于内政部吗? 错了!我们不过执行斯大林的政策罢了……”
  “忠实的执行人……”
  “可能。但是内政部并不是凌驾于党之上的机构。它服从……当然,在执行斯大林的计划时,内政部的领导可能太卖力气,因而做得过分了。斯大林宣布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于是,内政部就清洗愈来愈多的敌人,来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为什么大部分侦审官明知被扣留的人是无辜的,却那么凶狠对待他们呢? ”
  “不要把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都看做是一丘之貉。年青人没有经验,他们完成他们的工作,确信是在消灭党的敌人,斯大林和苏联的敌人。另外一些人继续工作,但没有多大信心:他们不相信他们所做的事。但是,如果拒绝工作,那么,第二天,他们就会坐在被告的席位上。恐怖就是这个制度的动力。最后还有那些‘职业家’和那些暴虐狂。”
  “有一个问题是我不明白的,”我对他说,“当我还在巴黎的时候,格利科夫元帅视察了解放地区的俘虏营。他以斯大林和党的名义郑重宣布,落在敌人手里的所有俄国人,欢迎他们都回到祖国去。于是成千上万的战俘回到了苏联? 但是却立即遭到逮捕和流放。为什么呢? ”
  “你看,斯大林并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同我们昨天的盟友打仗的可能性。于是,他便大规模地对他认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进行清洗,首先是战时曾在欧洲打过仗的人:士兵,军官,外出执行任务的人。斯大林又曾宣布,在苏联的一长串民族中有‘薄弱环节’。胜利后,他为俄罗斯民族干杯,这就等于向内政部指出了哪些是嫌疑分子: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亚洲人,乌兹别克人,犹太人,简言之是所有少数民族。这一切总有一天要完的。我们党的领导是会改变方向的。但是我自己嘛,我不愿继续做这些罪行的帮凶了。
  你的命运,就同柏尔青班子所有老干部的命运一样,甚至在头一次受审以前,就已经决定了。”
  他再一次强调说:“但是我的共产党员良心不允许我继续干下去了。”
  在他讲话的时候,我把放在桌子上那包烟拿过来,抽出一根,把它点着……他中断了他的话,惊奇地问:“你抽烟吗? ”
  “我抽得可厉害。”
  “那么说,你五个月来不肯抽我一根烟是因为我是另一边的人罗!我不后悔对你讲了真心话;你在这方面又一次表现出你坚强的意志。我坚决相信你不会象有些人那样,因为失去了一切希望,便选择了慢性自杀的道路。……”
  早上七点钟,天蒙蒙亮。我们长时间地握手。就在我走出房间的时候,上校又说:“希望我们能在监狱外面再见!”
  我这个囚犯同内政部负责审讯犯人的上校进行了这次交谈,好几个星期来,一直占据着我全部心思,是我取得安慰的泉源,它孕育着希望。我刚刚得到了证据,证明即使在撒谎做假的王国,真理也是可能取胜的,虽然这不过是暂时的胜利,但却在我的牢房深处射出了一线光明……
  这个时候,内政部拼命消灭我被关在卢比昂卡的痕迹。
  其实非得在真空里隔离起来,一点消息也不传出去的并不只有我一个。我的妻子露芭接到军队情报部门的正式通知”,说我在战争期间失踪了,可是这个失踪的人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步行二十分钟就能走到。由于我下落不明( “失踪”
  这个词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假设) ,所以我的家庭拿不到津贴,但是却免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我妻子在莫斯科郊外买了一问小板房,就同我们的孩子住在那里。如果法国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朋友问到我的下落,人家就可以证明我的亲属生活得很自由,身体健康。
  当1957年我回到了波兰时,以往的一个熟人告诉我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负责会见那些关心我的人,设法让他们安心,但是装成是偶然碰见他们的。他故作神秘地告诉别人说:“特雷伯嘛,可是你知道吗,他出差到外国去了,可不敢说出去啦! 现在,如果你想见见他的妻子和儿女……”
  犹太作家伊萨克·普费尔1948年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委员一起被捕了。不久后,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路经莫斯科,要求见见他的老朋友普费尔。“当然可以,不过你得等一个星期,他现在在黑海休养。”
  整整一个星期,内政部的人把食物和药品塞给普费尔吃,让他那种囚首垢面、蜡黄的脸色来得及缓过来,然后给他换上一身新衣服,把他带到罗伯逊的旅馆去。访问结束了,又把他押回牢房,后来,到1952年8 月,他就给枪毙了。
  1946年初,我已被送到勒福托沃监狱,在那里呆了将近一年。新侦审官是个少校,他从零开始办理我的案子。他早就知道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所以并不试图从我身上取得什么惊人的结果。但是他开始用一种新战术——刽子手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使我在狱中的生活更加痛苦……最初,我同一个俄国军官住在一个牢房里,他被控是给美国收买过去的一个间谍,因为他被德国人俘虏了,整个战争期间,都关在一个集中营里,而这个集中营后来是由美国军队解放的。这个可怜的人在白俄罗斯家乡的一家人都给纳粹杀害了,即使这样也得不到宽容和怜悯。以后,又赏给我们另一个伙伴。他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的功劳本上,着实可观:他是白俄罗斯盖世太保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好象是凑巧似的——他曾在明斯克附近大肆屠杀平民。
  我听完了他的罪恶回忆,问他说:“你会不会有时觉得内疚呢?”
  “内疚? ”他回答说,“一点也不,我不过执行上级的命令罢了。不过,请看,有时候我会做恶梦,又看见我曾目击的可怕场面,要是我在睡梦中惊叫起来,请你们不要见怪。”
  那苏联军官一言不发,听完他的话,情绪十分激动,脸色惨白,从他全身发抖和直楞楞的眼神来看,我知道他很难控制自己。
  他不停地说,声音很低,几乎听都听不见:“也许就是他杀了我的一家!”
  等那纳粹分子受审去了,我们把值班军官喊来,要求他把这家伙带走。他把我们从头到脚打量一下,回答说:“你们简直忘记了你们自己也是一丘之貉,根本谈不到把他带走。”
  说完,他便走了出去,砰一声把门关上。
  清晨一点,那盖世太保分子受审回来,他躺下来,马上就睡着了。我却无法入睡,我发现我的同伴也张大着眼睛。
  突然那纳粹分子嚎叫起来,既可怕,又叫人无法忍受。
  这时,我看见那军官站起来,掐住那家伙的脖子,使劲地把他的头往墙上撞……在这种碰撞的治疗下,当然,他醒过来了,痴呆地两只手捧着脑袋,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以前告诉过我们说你晚上会叫唤,”我对他说,“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你还会乱闯乱动。你在梦中把脑袋撞在墙上了。”
  这一回吵闹得很凶,看守冲到我们的牢房里来。我们彼此一句话也不说。看到了我们那个同房囚犯的样子,他们明白了,什么也不问便出去了。
  这一天晚上,我去到受审的地方。我的侦审官笑着对我说:“看来,你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囚犯了,你已经以审判官自居了!”
  “你要说什么? ”
  “得啦,不要装成清白无辜的样子了……那盖世太保分子,是你的杰作呢,还是你的同伴的杰作? ”
  我笔直地盯着他的眼睛说:“两个人都有份!另外,我要提醒你,如果不把那家伙从我们那里带走,以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概不负责任。
  情况可能会更为严重!”
  我回到了牢房,发现那纳粹分子已经不在那里了。
  过了不久,又换了一个人来。这是以前的一个红军上尉。
  战时他给一块弹片削掉一角额头。这创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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