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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车站，我放下手提箱，空手去向一位民警问路。他说：“你是外国人吗？”
我点点头。
他说：“我劝你手提箱永远不要脱手。这儿不是没有小偷小摸的。”
十月革命过了十五年，莫斯科还有小偷！我简直弄得目瞪口呆。我叫辆出租汽车，去找我那老朋友艾伦博根。我们还是在巴勒斯坦认识的。他为人十分聪明，有组织能力，在“团结”小组里积极活动。1927年得了病，差不多全身瘫痪了，所以组织上批准他回莫斯科。我到了柏林，便通知他我要来莫斯科，所以他正在等我。桌上有面包，黄油，香肠，伏特加酒，可是红军军官满箱的干面包仍然在我眼前。艾伦博根瞧出了我惊讶的神色，便对我说：“你一定觉得奇怪吧？我家居然有这些东西。这是黑市上搞来的。象我这样的人，收入不少，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原来，他是工程师，还在两个专门学院兼课。
我们整整谈了一夜。他尽管不是党员，却并不反对苏维埃制度。可是，他谈集体化，谈莫斯科的生活，谈党案，却跟我听到的和读到的全不一样。从头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宣传和生活之间的鸿沟，简直无法逾越。
第二天，我去伏龙卓维，波尔。那是政治侨民住的地方。
一座大楼，离市中心不远，熙来攘往，十分活跃。世界各国的老牌活动家，波兰人，匈牙利人、拉特维亚人、南斯拉夫人、甚至日本人，流亡出国，便在那儿安身。他们等待分配工作，往往要等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讨论问题。有人赞成搞集体化，有人却说集体化在乌克兰引起了饥荒。我这才知道那儿还在饿死人。大家说话非常随便，也很激烈，很象我们在巴黎，跟社会党人和托派分子漫无边际地淡天说地。我被派到一间屋子，跟另外两位同志合住。
莫斯科的新鲜事儿，还有待发现。在市中心的驯马广场，矗立着第三国际大楼，建筑高大，警卫森严。进门以前，先得跟见客的人通电话。大楼各层，分布共产国际的各部。一座搂管整个世界。我由法国组的书记接见。他已经接到我来到的通知。他已经办好手续，让我进共产主义大学。当时，莫斯科有四所共大。第一所是列宁大学，专收实践丰富而缺少理论的活动家。将来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从这所大学出去的。那时候，铁托也在那儿上学。第二所是马什列夫斯基大学，用的是第一任校长的名字。我已经在那儿报了名。
该校专收少数民族，实际上差不多分了二十几个组：波兰，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组。每组又有专业小组，由各国少数民族活动家组成。比方说，南斯拉夫组，包括塞尔维亚小组和克罗底亚小组。至于犹太组呢，组里包括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和苏联的犹太族活动家。我们了解苏联的情况，因为部分学员回家过暑假。第三所是古特夫大学，专收近东学生。最后是中山大学，专收中国人。四所大学一共选收学员两三千人。
1932年，学生生活并不轻松。大部分人住得很远，路上要走一小时。一直要到1934年，我们的大学附近才建造大楼，可以住学生一千二百人。至于饭菜呢，至少该说花样不乡。往往整个星期吃白菜，接着又整个星期吃米饭。有人编了一个笑话，几乎每逢上菜就有人学说。据说有一个学员动手术，肚子好似三层糕；一层米饭，一层白菜，一层土豆。
学校也管学员的衣服，一下子买进七百条裤子，条条一模一样。街上的人一瞧就说：“嘿！这不是马什列夫斯基的大学生吗！”保密措施实在不错！
我那时候的学生手册，至今还留着。手册里页印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后面一页是校长马什列夫斯基。照片下面都附有伟人的名言。列宁的话是：“建设的任务就在你们的面前，只有掌握了全部现代的知识，你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斯大林的话则是：“理论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就会成为工人运动的伟大力量。”
课程共分三节。第一节是社会经济学，包括苏联民族史和联共党史，共产国际史和列宁主义研究。第二节是学员的本国情况，工人运动、共产党和民族特点。第三节学语文。
没上过文化课的，可以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学习很紧张，一天平均要占十二个到十四个小时。
在我们的系里，我最爱搞犹太问题。我们的教授蒂门斯些是本世纪初最早加入共产党的犹太人。十月革命以后，他曾在斯大林手下当过民族部副部长。他熟识列宁，时常引用列宁的话：“排犹就是反革命。”蒂门斯坦教授从他跟列宁的多次讨论中，得出这样一个信念：列宁主张在苏联成立一个犹太民族共和国，享有其他共和国的同等权利。
共大的学员也受军事训练。练武，射击，救护平民，化学战的基础知识。我对兵器毫无兴趣，打靶老打在靶子外边。
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时常来做报告。后来，逐渐稀少。
我们也参加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组织的一些晚会。直到1935年 5月，这种活动还受到当局的容忍。历史上的名人，有的还在写历史，如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来主持过讨论。季诺维也夫给我的印象最离奇。大概是由于他说话拐弯抹角。他说起话来，老是火烧火辣的十分凶狠。嗓门又尖又酸，没法平静。他那天晚上讲的话，我怎么样也忘不了。他一面打手势，一面叫道：“我把耳朵贴在地上，便能听见革命来到的声音。就怕社会民主党当反革命的主力军！”
布哈林叫我惊心动魄：口才好，有学问，他放弃了政治搞文学。每逢他做完演讲，总是一片欢呼。可是他神色不动。
有一天，他忧郁的目光转向全场欢呼的人，嘴里漏出这么一句话：“每鼓一掌，都叫我早死一些。”
拉狄克也很清醒。不过他的挡箭牌是刻薄和厚颜。什么政治变局，他都同意，还写长篇大论的文章，解释官方的路线，可是自己连一个字也不相信。其实，谁也骗不了。
斯大林再也受不了他那些轰传全莫斯科的俏皮话，叫他去谈话。
拉狄克回答说：“怪我专讲反苏掌故，那是不公平的、还有别人……”
外国党员在莫斯科上学的，不同外界往来。我们不太有机会出去旅行，也没法接触老百姓。从1932到1935年，我们跟苏联社会毫无接触，所以还不受官僚机器的压制。以全国而论，官僚统治越来越厉害。我们谈的政治问题，在党内已经没人敢谈。通过我们民族组派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我们对于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公民还清楚。我们若是不同意，就可以说。
我到苏联才几个月，便听说斯大林的妻子“自杀”了。
参加丧礼的大学生，在队伍里咬耳朵说：“她到底是自杀的，还是给……干掉的？”
1933年初，露芭带着我们的儿子米歇来了。孩子才一岁半。共产国际法国组，也叫她进马什列夫斯基大学上学，一直读到1936年。同时，她还在莫斯科的包门区做党的工作。
该区区委书记就是赫鲁晓夫。到了夏天，便派露芭到国营农场去当政委，负责秋收和完成计划。可是到了1936年，外国党员便不能再在苏共组织内担任任何负责工作了。她搞的实际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她的眼界，越发磨砺了她的批判精神。
第六章 面对现实
我眼前远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远非如此。
我到苏联的时候，党内已经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定案。可是，老干部却仍然在议论，因为他们在实验中受到的创伤犹新。本来，斯大林要把富农作为阶级敌人来加以消灭，但概念很快就变了。1930年3 月，正当集体化甚嚣尘上，斯大林便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胜利冲昏头脑》，批判了自觉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原则。从此以后，农民必须加入农庄，哪怕用大炮轰赶，也在所不惜。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只要读过列宁的书，都知道农民不经过教育说服，集体化绝对搞不成功。而且，集体化非得要有一定的工业发展水平，这样才能给农村以必要的物质基础。
大学里流传说，集体化丢掉了五百万人的生命。有人说，有的地方居民全部流放，十成人里死了几成。1934年5 月1 日，我在哈萨克斯坦领导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到了卡拉冈达，地方党领导人接待我们，并且招待我们参观市容。
到了市郊，他指着眼底下一大片营房说：“瞧，那边，那是老富农集中营。他们和家人都被送来在矿场里劳动。”
他非常自然地厚颜说，“负责营地的人想得真周到，就是忘了水。伤寒症传开了，死了几千人。你现在瞧见的是押送来的第二批。”
东道主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我们。一位党委书记和一位内政部特工上校坐在一道。那位上校指指到会的四个人，他们衣冠楚楚，一望而知是革命前的一代人。他说：“他们是这儿的工程师，指导煤炭生产。他们会把卡拉冈达搞成苏联第二号煤产中心！”
四位工程师自我介绍，自报了姓名。我听了吓一跳。原来在1928年，十一个工程师，以暗害破坏罪被控，经过审判处决。当时曾轰动全苏联。其中有几个正站在我面前！我急忙转身询问内政部上校说：“请问，我好象知道他们是沙特季案中的主要人犯。”
“不错，是他们。”
“不是判死刑了吗？人们都以为他们已枪毙了。”
上校停了一停，答道：“你明白，毙人不值什么，可是他们有本领，可以使用，所以把他们带来，对他们说：“你们脚底下有巨大的矿藏。
除了顿巴斯，卡拉冈达理应成为苏联第二号产煤区。生产由你们领导。反正二者必居其一，搞好了，保全性命。搞不好……”内政部的那家伙接着说，“一判决，他们就来了。
他们生活自由。家里人也都来了。”
我们听了这话，奇怪得瞠目结舌。假如十一个工程师的确犯了被控的罪名，那便死有余辜。跟这样的人讨价还价，简直不可思议。有一个当时在场的人指点给我们说：“这些工程师，说实话，也不见得拥护现政权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负责经管的顿巴斯矿区多灾多难，生产松缓。坑道遭了水淹。当然是自然灾害。也许有人想搞点破坏，也许起了点作用，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就此大吹大擂，形成大狱，向全国人民，为生产落后作辩解。我们呢，我们本来毫不担心，我们确信这些人有能力领导本地区的开采工作。”
工程师以“暗害破坏”罪判了死刑，却又把苏联第二号矿区交给他们开发。老富农变成矿工，成批死于伤寒，因为卫生条件太差！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和大学生，一下子发现，大学里讲的理论和社会现实，两者之间划出了一条意料不到的鸿沟。
1930年，发生另一次大党案，名叫“工业党”案件。主犯是拉木青。罪名是勾结法国情报组织，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罪犯判了死刑。过了五年，他出狱担任莫斯科一所重要科学研究院的院长，而且荣获列宁勋章，在1948年寿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