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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加盟书记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接管了党内外其他一些机构的权力。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政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接管了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的主要职责，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动员群众运动，而国务院却不能；而且当国家需要采取应急行动以摆脱“大跃进”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许多自己的决定。它接管了通常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许多工作，因为这些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只有在得到毛个人的认可之后才能发布。在彭真强有力的支持下，邓掌握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毛后来批评说邓小平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并非言过其实。（原文如此。——译注）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政治一直笼罩在大混乱和“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之中，而毛泽东的意图原本是想让中国走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在毛发动的历次大的运动中，“大跃进”是独一无二的。毛并没有打算让这场运动剥夺任何阶层的社会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继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而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实得到了顺利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基础得到了发展，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大大提高（并超过了既定目标），每年平均增长近20％。全国铁路网增加了几千英里铁路线。然而，其他方面的发展则令人失望。尤其是农业产量的增长率一直很低（并低于既定目标），只有4％。这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并使党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保证农村人口的正常生活。其结果是，两者都要加以控制。
1956年春，党的领导人一致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农轻重的顺序和方法上应当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所不同。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表明了这个意见。他提出，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要给省和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权力，让他们来作投资和其他的经济上的决定；要减少在远离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的偏远地区建立新工厂。他说，事实证明苏联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他甚至批评了苏联在运用这一模式时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但他并没有说这个模式是错误的，或这个模式中的计划体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然而他在此后的十八个月内却作出决定：中国应该彻底摈弃苏联模式，采用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完全是以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为依据制定的，并运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利用资源和制定目标。
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毛的情绪发生了某些变化，还是他的性情变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冬季前后的行为方式让人们感到，他这时已完全变了，他几乎完全陷于急于求成和浮夸的冲动之中，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指出确实对他产生过影响的几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提前几年完成了1955年以前所有的既定目标和远景规划，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国有化。在毛看来，这充分证明（而且是再一次证明），一切都能够通过群众运动和勇敢精神得以实现。这也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所束缚着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设想打通了一条道路。因而在1955－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应当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它也产生了一些阻碍发展的因素，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混乱和破坏。1956年4月，周恩来向毛提议，应当立即停止这场运动。毛同意了，但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满；此后，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评了这种急躁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说成是一种“冒进”。这也使毛更加坚定了要证明他比他周围那些怯懦胆小的人更为正确的决心。
另一个因素是，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期间的行为表现。他们的行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并不这么看，他断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和他本人是怀有敌意的。这就加重了他（已经相当严重）对他们的偏见。他经过思索以后重又认为，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应具有三个因素：领导者的激励，彼领导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识。他开始以一种蛮横的、轻蔑的口气来谈论知识分子，并说，没有知识分子，中国就不能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早在1957年7月，当争鸣时期刚刚结束时，他就宣称：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资本主义那一套……工人阶级……就要辞退你。①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和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这使毛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赶上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苏联模式决裂的也是苏联的成就，到1957年秋，毛的这一愿望就已经十分强烈了。
“大跃进”的主要口号是“政治挂帅”和“两条腿走路”。
“政治挂帅’，表达了毛的一个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说非物质的刺激在经济领域同样能产生出在政治运动中那么显著的效果。经济领域的事实证明，他错了。但这个口号能够用来反对那些过于追求物质繁荣的行为。简单地说，如果运用非物质刺激的手段不能实现繁荣的话，那么这种繁荣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再进一步讲，繁荣的成就也许会削弱社会主义的价值，即使在实现繁荣的进程中人们一直呼吁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不能认为物质繁荣就是绝对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这最终势必导致认为：财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贫穷才是光荣的。
毛本人从没有赞同过这种观点。但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观点却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关系密切的激进分子所利用，也许是江青本人要利用它。有关这种观点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点的社会主义火车，也比正点的资本主义火车好。这是邓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种观点。
“两条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工业部门和农村的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部门（包括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农村确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业技术，如果能够合理地利用，一定会发挥这些地区的特长。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对这些资源的利用非常缺乏理性。错误之一是，让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农忙的时候从事非农业性劳动。另一个错误是，创办了一些农民的技术能力所不及的工业项目。两者都令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章程是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由一整套信条和若干决议组成，是1958年1－2月间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上共同商议作出的。该文件统称《工作方法六十条》。它包括许多不同的问题，如毛关于革命性质的新理论、管理国民经济的责任从政府转到了党、资源的分配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各省、采用新的计划方法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革命的段落表明了毛己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甚远，他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反映了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进情绪，正如他所说的：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工业和商业）……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②关于经济计划的段落表明，它已彻底打破了过去的计划。经济发展计划被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制订的两套主要产品生产指标的计划所取代。中央在制订计划时有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一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按照这种方法，工厂、矿山和农业合作社最后要完成的生产指标要比中央为它们那个行业制订的全国的生产指标增加了几倍。新的计划试行不久，便带来了种种弊端。在最基层，它驱使当地的干部向工人和农民提出过多的要求，致使他们变得日益疲倦和沮丧。在中层，它助长了浮夸风，干部们所报的产量与实际的完成情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领导层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完全错误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是想加强“领导与群众的联系”。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它却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它在位居中央的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劳作在工厂和田间的工人和农民之间制造了几个不学无术、胆小怕事的干部阶层。
“大跃进”在制度上的一个最大的创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农业生产合作社曾集中起来以便共同为大规模的修建运河、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就起源于此。集中导致了合并；合并导致了新一级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级机构的产生使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门之中的职责转到了它的身上。这时，那些在两年半前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的积极分子又立即开始行动——到1958年底，99％以上的农户都入了社。
公社一共存在了二十五年。在这段时间内，它们发生了几次实质性的变化。从公社最初的形式来看，其实只不过持续了不到三年，它们是毛喜欢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之所以最大限度地迎合毛的心意，与其说是因为他喜欢行政上地方分权，不如说他更喜欢这一级组织能够动员基层最广大的群众。公社的职权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这也迎合了毛不喜欢专业化的思想。公社倾向于组织集体生活和集体劳作，鼓励全体社员在公社食堂吃饭，鼓励妻子们在外出到田间干活时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公社通过各种活动和通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平均分配社员收入。这也非常合毛的意，因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灭热心追逐个人利益行为的一个途径，也因为他坚信，这祥做还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开辟了道路。
“大跃进”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发动起来的。同二十个月前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是由刘少奇作主要报告。他较早的报告是相当谨慎的；而现在他的这个报告是急躁和不现实的。在八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