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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葬，因此，到南渡后，更加盛行。
不过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接受火葬（只有少数士大夫赞同火葬）。一位宋代士大夫对火葬的习俗感到不可理解：“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播爇而捐弃之，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认为火葬是对死者的不敬。所以他建议，“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我对宋代政府与部分士大夫意欲禁止火葬的做法，并不支持，南宋时也有人反对火葬禁令，如写《吹剑录》的俞文豹便质疑火葬之禁：“今京城内外，物故者日以百计。若非火化，何所葬埋？”
事实上，宋朝政府对火葬的禁令也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民间火葬之风，可谓屡禁不止。所以南宋初又有官员提出：“既葬理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并建议“除豪富氏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共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此建议得到宋高宗的批准。这是宋政府对火葬的让步，允许一部分人选择何种葬礼，听其自便。
在土葬与火葬之争的过程中，宋朝官员的另一种做法则表现得非常明智，又富有人道主义精神，那就是在官地中划出一块“义地”，建成公墓，收葬贫民；或者设立公益性火葬场，助贫家火化。让贫无葬地之民得以葬亲——不管是土葬，还是火葬。
值得一说的，还有宋政府在诸州县推广的公益性公墓——“漏泽园”。宋代漏泽园有一套顾全逝者尊严的制度：免费收葬贫穷无葬身之地的逝者和无主的遗骸；坟墓统一规格，约八尺见方，以两块大方砖铭刻逝者的姓名、籍贯、生辰、安葬日期，有亲属信息的，也刻于砖上，作为标记；没有棺木的逝者，政府给予棺木收殓；贫困家庭若有亲人去世，也可主动申请安葬于漏泽园，政府将安排一块九尺见方的墓地——当然，不用收费；漏泽园还设有房屋，以便逝者的亲属来此祭祀。
宋政府又聘请有德僧人来主持、管理漏泽园，如南宋时，仁和、钱塘两县有“漏泽园一十二所”，“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瘗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家给赐紫衣、师号赏之”。僧人由政府支付薪水：每月五贯钱、一石米。每收葬满二百人，可得到请赐紫衣、师号的奖励。
那么宋政府为漏泽园的福利事业投入了多少钱？宋真宗时，每收葬一名死者，政府需要花费六百文钱，包括棺木的费用；宋神宗时，要两千文；到南宋高宗时，大约是三千文。全国各地漏泽园的经费加起来，数目应该非常大。为了让国民在离开人世之后，能够获得有尊严的安葬，宋政府愿意从财政中掏出一大笔钱来，这，便是文明的一种表现。（《生活在宋朝》第四辑）
5。 受佛道二门的迷信做法
丧葬仪礼还受到佛、道二教和民间其他迷信的很深影响。主要表现在七七日和百日、周年之说，择日和择地安葬，做道场等功德，穿孝服，居丧饮食等方面。佛教编造人间和阴间、天堂和地狱的故事，说人死后，每遇第七天，其魂必经一次阴司，受许多苦。由头七、二七，一直到七七即过完最后一次阴司，称“断七”。然后有百日、三周年，都要经过一次阴司。百姓出于孝心和爱心，以及迷信无知，便在父母等亡故后，请僧徒做道场或水陆大会、打醮，写经造像，修建塔庙，称“做功德”。做完功德，又做羹饭，称“七次羹饭”。据说，这样便可弥补亡人的罪过，使之脱离地狱之苦，升入天堂，享受种种快乐；否则，永远打入地狱，受尽锉烧舂磨的痛苦，不得超生。道教原来只讲清净自然，没有地狱天堂之说，但见佛教僧侣获利，也加以仿效，编造了“送魂登天，代天肆赦，鼎釜油煎，谓之炼度；交梨火枣，用以为修”的说法，其中“可笑者甚多”＇注释＇。于是民间遇到丧事，请僧侣和道士念经、设斋、打醮、做佛事等，便成为习惯，鲜以为怪。
百姓还相信阴阳先生或“葬师”的话，人死后，安葬既择年月日时，又相信风水形势，认为日后子孙是否富贵贤寿或贫贱愚夭，全部靠此。所以，世俗多将棺柩寄放僧寺，无人看守，往往因为年月不利，拖延几十年不葬，甚至终身、数世不葬，不免被他人抛弃，或被盗贼所发，或遭水火漂焚。还有一些人家因为离卜葬的日期还远，又不愿出殡置之费，多停柩在家，以致将家中各种杂物放在棺上，就像使用几案一样。
6。 丧乐
在丧葬过程中，民间已习惯“用乐”即聘请乐队奏乐。初丧时，奏乐“娱尸”。出殡时，仪仗队由“美少年、长指甲”的僧侣敲打着从少数民族传来的花钹、花鼓槌在前引导，与丧者家属的号哭声前后呼应。宋初，曾下令禁止士庶之家在丧葬时用乐和僧徒仪仗前引，但收效甚微。南宋时，临安府居民在修设道场时，普遍用“瑜伽法事”，整天敲击鼓、钹。同时，民间在居丧期间，照样饮酒吃肉，还互相宴请，鲜以为怪。
7。 丧服和披发
子孙的孝服，在五代刘岳撰《书仪》时，规定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以亲疏为等差）都穿布衣，衣裳制度大略相同，这还接近“古礼”。到宋朝，由于“世俗多忌讳”，除非儿子为父母，媳妇为公婆，妻子为丈夫，小妻（妾）为丈夫，无人穿着麻布做的衣服。不然，丧家的尊长不同意，众人也会讥诮。当时还习惯遇到至亲丧事时，要披头散发表示哀悼。按照“古礼”，应披散全部头发。宋太宗死后，真宗“散发号擗（分裂）”。“有司定散发之礼”，仅皇太后“全披发”即披散全部头发，皇帝和皇后、诸王、公主、县主、诸王夫人、六宫内人皆“左被发”即披散左边的头发。民间则习惯为父亲只披散左边的头发，为母亲披散右边的头发，为公公披散后面左边的头发，为婆婆披散后面右边的头发。这比前代要复杂得多。
（以上都出自《两宋文化史》第八章 ，宋朝的礼制和宗法）
第三百二十八章
尽管未曾有人刻意宣扬，庄园原主的远亲们搬离时动静也不算大，但城郊那处小庄园易主的消息，还是在小范围内不胫而走，引来了一些好奇的议论声。
对此最为关注的，还属在距这处庄园最近的那家私塾中走读的学子们。
“永叔，永叔。”
在友人的迭声相唤中，一手捧书，一手撑腮，读着读着、却不自觉中神游天外的弱冠少年，才终于回过神来：“何事？”
李舒无奈地重复道：“我已唤你好半天了，方才的话，你肯定没听到吧？”
“对不住，”欧阳修不自在地放下了书，轻咳一声，辩解道：“只是，你刚刚不是在同齐云他们说话么？”
以何齐云为首的那些士子，多是家境较为优越，虽脾性不坏，但到底与家境贫寒的他交际较少，也难合得来，不过是身为同窗的点头之谊罢了。
两头都吃得开的，只有家中颇为富贵，却因竹马之谊，很是看重欧阳修的李舒。
李舒轻哼一声，到底原谅了他的走神：“他们可不只是寻我说话来的。”
原来是最为消息灵通的何齐云，不知从哪儿探听到了夹在州城和私塾间的那处小庄园易主的消息，便有意领同窗们前去拜会。
听到这里，欧阳修很是莫名其妙。
庄园易主，与他们何干？
不知那新主身份，未有半点交集，更不曾受过邀约，对方亦不曾召雅集聚会。
他们一行人就此贸然上门拜会，实在太过唐突。
“个中缘由，齐云也不曾细说，” 李舒却另有想法：“只不过在我看来，原先住那处的人家不好相与，自是不必理会。不知新主如何，现有齐云带头，一道去打声招呼，应也无碍。”
听到领事人在原因上语焉不详，欧阳修蹙了蹙眉，更不想去了，开口便是推辞：“我想还是……”
“就当作陪我一趟，”李舒笑着堵住他话头：“你在家也只是闷头读书，不少这么半天吧？”
他可是清楚，自己这位学业优异、在随州城里称得上佼佼者的好友，自前几个月初下解试场，却因落了韵脚而不幸折戟之后，就有些郁郁不乐。
之所以会强邀永叔前去，倒不是真心想凑这热闹，而是不愿见他一人心郁难解罢了。
话既已说到这份上，欧阳修纵再不情愿，在长叹一声后，还是点头答应了。
两日后，不论何齐云的真实目的为何，这位长袖善舞的年轻士子，还是成功地集来了十六名同窗，在一日提早散学后，就有说有笑地朝那庄园走去。
在去的途中，何齐云也终于解释了之所以要拜访那不曾谋面的新庄园主的原因：“在那陆姓的新主迁入园中前，还派下仆到城中书肆走了一趟，将铺席上摆的所有书都买了一本回来……”
听到这里，这些年轻学子都不由发出了羡慕的叹声。
随州虽距京师汴梁不过千里，然而处境却颇为窘迫，只因几百年间，‘未出一士’，可谓‘山泽之产无美材，土地之贡无上物’的偏僻陋邦。
迁来的人少，迁出的人多，而在迁入的人中，要么是穷困潦倒不得不逃难来的，要么是与本地人有沾亲带故的远亲，可从来不曾有过达官显贵，或是士林中扬名的才智之士。
在这样的普遍认知中，忽然冒出个既有那财力孤身置办一处小庄园，又有那读书集书的雅兴的年轻郎君，难免让人生出浓重的好奇心来。
何齐云在成功引得同窗们纷纷议论后，便未再多言，心里却还揣着别的主意。
他家里有人在官衙中当差，虽官职并不算高，但正因如此，他在外行走，也能被客气地称个衙内。
他那位在衙署中担任官职的亲人，曾隐晦地提点过他，道是近期迁入那庄园中的新主，虽处事极为低调，但来头应是不小，可做不知情的模样，设法结交一二。
何齐云未尝没有独美的心思，只是他转念一想，对方自搬来此地后，一直闭门不出，并无与人结交的意思……若单他一人上门拜访，未免太过突兀和刻意，易让对方起反斥或怀疑的心思。
如此一来，反倒不美。
于是他一咬牙，索性将同窗们一道邀上，这便‘师出有名’了。
何齐云的这点小心机，确实将他的本意掩藏得极好。
正处娘亲新丧时期，对诸事都有些心灰意懒的陆辞，在得下仆通报，道有一群当地士子前来拜访时，除了略感意外之外，倒无意细究。
陆辞：“附近书院的学子？”
“郎主，可要我们寻个由头，将他们打发回去？”
哪怕再迟钝的人，也渐渐能察觉出较以往要沉默许多的郎主情绪不佳，是以说话时，都有些小心翼翼。
“无碍。”陆辞摇了摇头：“让女使沏几壶茶，请他们到正厅坐坐，我先去更衣，过后便来。”
在置下庄园，处理完冶丧之事，又将书信寄出后，他便终日于家中清懒，不曾同外界有过多的交集。
但他性情温和，对一群年轻士子主动释放善意的举动，也做不到冷漠至熟视无睹。
不过这身麻布孝服，制式极其简单，但对见外客而言，就不甚妥当了。
陆辞更换了一身仍是麻布所制，唯有款式上要来得繁复一些，再佩上腰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