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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侍郎宋藻给使臣赠书时，说：“这些圣贤经著，乃是天朝上国千年文明的精髓，吾朝士大夫无不通晓，以为修身、齐家、治国之道；这些诗词集作，乃是大宋最负盛名的大家之作，吾朝士大夫无不流传吟诵，以为雅致……。今宋日两国已书契立约为友好之国，吾朝陛下仁德，愿将天朝上国最精髓的文化赠予贵国，以作交流。”
日本使臣匍匐拜地，感激不已，大呼“天朝仁德！陛下仁德！”
宋藻半眯着眼，想起早前朝殿上争议的一幕。
卫希颜奏议赠书，道：“……大宋既为天朝文明上国，当使这些邻国番邦知礼仪，懂廉耻，温文尔雅，此为大宋教化之任。”
反对的朝臣道：“儒家经集是治国精要，怎能为倭夷所学？”
事实上，宋朝的君臣一直在办一件蠢事——当年辽国和高丽的使臣都求取经著书籍，被宋廷谨慎拒绝，然而却任由《武经总要》这样的军事器械专著流入辽国，因为这是“末技”。
直到名可秀和卫希颜掌持南廷，才改变了朝廷忽视“末技”外流的思想，凡是军工技术、造船和航海技术、冶铁冶钢技术等都被列为国家之秘，不得外传，相关著作也把控得很严格，兵法书籍倒是在书坊能看到，卫希颜对此倒不禁止，所谓防敌不如强己，除了涉及国防的技术外，其他的都要禁那就是因噎废食了，不利于民间的汲取创造。
总之，卫希颜是要用圣贤经著去影响邻邦。
为什么汉人谦和讲礼仪，而胡人却野蛮好斗？这跟生存环境当然有关，但不可置疑的是，中原千年以来的儒家文化是要教养出温文尔雅的君子，而君子“动口不动手”。
问题是，周围的邻居很爱动手，只有宋人读经书讲礼仪，那就只有被打脸的份。
所以，既要拿经书，也要拿板砖，遇上好斗的，先用板砖敲老实了，再上诗书谈礼仪，培养谦谦儒雅的君子，即使本性是狼，也要磨掉他们的狼性。
日本使臣回国后，对天皇朝廷大大渲染天朝见闻，天朝的京师是多么的繁荣，人烟密集，百舸争流，酒楼茶肆店铺林立，士大夫的生活是多么雅致，他们都通读圣贤经书，吟诗作词，品茶斗茶，绘画书字，围棋投壶……
又特别说明，在天朝上国做官，只有通晓经书并会诗词的士大夫才能做到高官，他们在天朝最受尊敬，他们的生活最雅致，引领了上国风尚。
这个时代的日本公卿贵族，追求的就是“雅致”，上国士大夫的雅致如同当年的大唐风尚一般，成为风靡了平安京，并影响到各个属国。
在平安京内刮起了一股“学经”风，涂着白脸出席宴会的公卿贵族们，左手《论语》，右手折扇，宴会上不讲几句“之乎者也”那就是落后风尚，不雅致了。
就在公卿贵族们高声吟诵《论语》《中庸》时，民间交流也在积极发展着。
宋日贸易高扬后，就有很多日本国的商人搭乘宋船前往大宋贸易，有些倭商被明州和华亭的繁华迷了眼，使出浑身解数想留在大宋，拿到“宋民户贯”，成为大宋人。
另一厢，也有越来越多的宋商在日本国居住。
起先是国内大商会在经常贸易的港口留驻亲信仆从，渐渐形成了群体；有些随纲首搭货的散商，货物没有售完便在当地临时租屋住下，随着贸易发展，商品越来越多，暂时停留的宋商便也越来越多；有些宋商因为往返频繁，索性在当地买地建屋，既方便居住又能安全储货；又有些宋商接受当地贵族的雇佣，成为他们往宋贸易的代理纲首。
日本朝廷并没有禁止本国商人外出贸易，但受限于造船技术，倭商很少能够组船到大宋，即使组船出行，也没有宋人的远航技术，海上遭难的危险高，一般都是先到高丽，再到大宋，如此繁琐花费反而更高，于是便有国司、大寺院和庄园主找到有信誉的宋商作为代理纲首，许以商货减税、便利置田、授封领主等诸般条件，代理他们到宋朝购货，这些宋商被称为“代置纲首”……后来，随着“代置纲首”的增多和势力发展，渐渐成了日本沿海属国的新兴阶层，并成为日本对宋贸易的实际掌握者。
而随着宋商在日本买地建屋的越来越多，族以群聚，很自然便形成了宋商的聚居地，房屋的建造风格都是宋式，倭人称为“宋房”，又将宋商聚居的地段称为“大宋街”，将宋商吟唱的词曲称为“宋乐”……大宋，渐渐地被日本国的民众所熟悉，并取代了“唐人”“唐物”的称呼，成为繁荣强大的天朝上国的代称。
大宋文明，正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慢慢渗透进这个岛国。
当卫希颜率领的大宋水师舰队抵达博多时，倭人口中“威武强大的天朝上国军队”立时引起了博多轰动，听说消息的日本百姓都纷纷拉着女儿跑了出来。
“轰！轰！轰！……”
一百二十多艘战舰启开舷炮门，齐齐发射礼炮，在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岸上的日本百姓带着敬畏的神情，看着他们难以想象的庞大舰队驶入博多湾……
随后，人们的热情仿佛死寂的火山突然爆发出来，很多人拉着自己的女儿使劲向前奔跑，就像看到鲜血的蚂蝗一般扑向了码头。
纯种的宋人啊！还是最强悍的军种！
随着战舰距离码头越来越近，岛上的欢呼声越发高扬，手臂挥舞得越发有力，有的日本百姓将女儿负在背上，力图让英武高大的天朝水师看到“美人在此”……
站在船首的叶清鸿听到岛上渐近的叽喳声，表情有些疑惑地回眸，问卫希颜：“……何谓‘渡种’？”
正在船头准备下锚的一名亲卫嘴唇抽搐了下，赶紧低头当作没听见。
他是明州人，城里有来自倭国的商人，这些倭商都带着自家的女儿或是别家的女儿来到大宋，据说是过来渡种的……他当然知道“渡种”是什么意思。
卫希颜扑哧笑出，然后道：“咱们大宋的马种不好，太过矮小，所以要引入腿长体健的北马、西马和大食马来配种，希望混血后的马种更优良，这些拿来配种的马就叫‘种马’。”
她扫视身后雁翅般侍立的亲卫，用一种揶揄的口气道：“在岸上这些倭人眼里，大宋战舰装的就是一大批腿长体健的种马，还是军马马种哩。”
“……”众亲卫的脸色都绿了。
他们才不要当“马种”！
叶清鸿看着岸上那些矮小的倭国人，表情有些无语。
卫希颜心道，在没有出现奶牛之前，不能实现“一杯奶强健一个民族”，通过配种方式改变基因也算是一项国策嘛。
当然，若往深里查究，是因为这个民族拜伏强者，所以利用、学习强者的一切强大，来改变自己的一切弱小，那是想当然而应该的，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思维引导行为模式。
所以，对倭人来说，“渡种”并不可耻，这是一种追求强大的方式。
真是一种可怕的思维模式！
所以，必须要教导这些岛国人，知道什么是道德、廉耻，什么是节操，当很多坚固的思维被打破时，这个民族的灵魂就改变了。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1、什么是摄政关白：
古代日本不是一个完全集权的皇朝，天皇的权力乃至婚姻也要受到诸多制约。藤原氏北家一流（简称藤原北家）是平安朝最大的权门贵族，不仅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并且是“外戚专业户”，专门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历代天皇，然后安心地做天皇的岳父、外祖父，代理天皇总摄天下大政。
当天皇年幼不能主政之时，朝政便由藤原北家任太政大臣的族长操控，是为“摄政关白”，这种外戚掌政的模式在日本叫做“摄关政治”。
最早起于藤原基经任摄政，887年，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他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
“关白”一词出自《汉书》，系“禀报”之意，在日本变为官职之名。
这样，藤原氏便开创了日本史上“关白政治”这一特殊政体，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时作“摄政”，天皇成年后作“关白”的政体。
2、天皇、上皇、法皇：
日本天皇逊位后称太上天皇，简称上皇，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太上皇。
出家（在日本或称“入道”）为僧的上皇则称太上法皇，简称法皇。
在平安时代的日本，佛教十分兴盛，多位天皇心仪佛法，故退位后出家为僧，类似于大理国的多位国王（如保定帝段正明、宣仁帝段正严等）。
虽然法皇在本质上就是上皇，但被称为“法皇”者未必就享有上皇的尊号，而享有上皇尊号者也可以被称为“法皇”。所以，相对于具有尊号意义的“太上天皇”而言，“太上法皇”只是一种通称，不需要经过册封。
在院政时代，上皇和法皇都是院厅的开设者和领导者，可以称他们为“院”，他们的地位高于在任的天皇，并且掌握实际大权。
上皇的全称是：“某院太上天皇”，法皇的全称是：“某院太上法皇”。（“某”是上皇或法皇所在院厅的名字，即院号，也被作为谥号。）如文中白河法皇的全称是“白河院太上法皇”，不过当称某法皇为“某院”时，“太上法皇”四字常常省略，如“白河院”也是指白河法皇。
总之，天皇很悲摧，不是摄政关白掌政，就是法皇、上皇掌政，反正没天皇什么事儿。
3、武官和武士
日本的史学观点很明确，“武官”是“武官”，“武士”是“武士”，两者绝不等同。
“武官”是在律令制度下，接受国家训练，承担军事任务的公务人员。而武士则是十世纪涌现出来的，以武艺为职能的氏族——其私人武装因为得到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承认而合法化。
所以，武士是“士”，也属于贵族阶层，不过贵族有大贵族、小贵族，所以武士中也有阶级，最低级的武士就是郎党。
在平安时代前，日本的军团制崩溃，朝廷没有武装力量来平定地方叛乱，地方上的豪族便被组织成军，称为“健儿” ，健儿中的有力豪族，因为有一定田产，可以负担马匹、铠甲的费用，成为最早的武士，而豪族的同族子弟或下人则成为他的“郎党”（郎者，豪族子弟；党者，庄民、随从），在战场上跟随豪族作战，这就是武士团的雏形。
4、平安时代：因京都叫“平安京”而名。
话说，这章还是够肥的吧~~~~~~~~~~~~
☆、经略东洋（二）
码头上熙熙攘攘，只见得人头攒动，到处是挥舞的手臂，喧阗的声音。
但让博多百姓失望的是，天朝上国的水师只有百余人上了岸，并且无视他们的热情招臂，目不斜视地阔步向前。国司府、筑前守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