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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学堂这条道能走多远？
总是要试一试的，苏駉心想，就如凤凰书院“兼收并蓄，百家争鸣”的路子，不也走得有声有色？！
顷刻，众官步入书楼内，但见一室宽阔，内里是一排排樟木书架，外面整齐摆放着杉木书桌和书椅。这时学子们都在上课，书屋内空荡荡的，只有青巾布袍的书管恭敬立在一旁，向众位官人行礼。
两位夫子守在门外，以防学子下课后贸然闯入。
门内左右两侧分别立着一座木刻屏风，填漆字体遒劲有力，赫然醒目。
左面的屏风刻着“学思并进”。
在这行字左侧又刻着小字释意：
“学者，知之其理也，不可恃己之聪明，而一惟先觉之是效。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不拘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
意思是，“学”要吸取先行者的成就，而不可任凭自己的主观臆测，“思”要注重独立思考，不要为先行者的学说而构牵，而学和思要并行，不可偏废一方。
众官看后，都微微点头。
右面的屏风刻着“行先知后”。
在这行字左侧也刻有释意：
“知之非艰，行之惟难。盖因往圣之学，已立知矣。而思辩辟异，未尝离行以为知也。故以行而求知，因知而进行。然知行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当相资以互用，不可缺也。”
众官看完这段文字，脸色都变得严峻起来。
这段话说的是“知行论”。
“知”即道德知识，“行”即实践。
知行论一直是儒家争论的论题之一。
时下儒家三大学派，王学倡导“知行并发”，程学倡导“知先行后”，温学倡导“知行合一”——共济学堂立在这的“行先知后”，便与三大学派的论点都大有差异。
名可秀提出的是一种实践创知论，主张获取“新知”必须以“行”为前导，唯“行”才能获得“真知”。
对于共济学堂的学子们来说，他们大多数人未来的出路是从事各类技业，而圣贤学说和课本知识无法解答在技术上遇到的难题，一切得靠他们自己去摸索，在实践中思考创造，解决问题，获得新知。
因此，行在知前，行为重。
而司马光的温学主张“知行合一”，继承的是荀子的学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着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说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意思是说，闻、见、知、行，是学习的四个阶段，而知在行先，但行是最高阶段，行高于知。这是因为，只有将知付诸实践，才是对知的真正体会。若知而不行，必然陷入谬妄困惑。——从知行的先后上来讲，仍是主张知在行前；但又强调行高于知，故而为知行合一论。
王安石的新学主张“知行并发”，即：
“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
意思是说，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益于行的深化。
二程的洛学则鲜明主张“知先后行”——
“须是知了方行得，……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强调知为先。
比较而言，名可秀的“行先知后”论与王学的“知行并发”最为相近——“行先知后”也必须在已知的原理根基上进行，即王学的“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
而与另外两学派的差异便大了。
在场众位官员面色各异，有蹙眉，沉脸，也有嗔眉怒色。
属于王学派的官员中，如叶梦得、张致远、苏駉等几人，虽然蹙着眉头，神色还算缓和。
而工科给事中贾安宅等三五位官员属于温公学派，便沉了脸。
二程洛学派的朱震、许景衡、何涣等官员就明显有怒色，这“行先知后”分明与洛学的“知先行后”南辕北辙，完全是对台啊！
而最不为所动的，当属宋藻、朱跸二人了。
不过，这两人本就是名派官员。
在同属名可秀阵营的官员中，学派很杂，像丁起倾向王学，赵鼎倾向洛学，陈旉倾向温学，也有师从张载关学，苏派蜀学，吕大临吕学的……但追随名可秀日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学术政治的影响。
其中，又以出自名花流的官员为甚，如：礼部侍郎宋藻，京卫营都统制姚仲友，军器监少监沈元，兵部郎中谢有摧，邢部郎中方显朴……论学术造诣又以宋藻为最，成为名可秀推行学术学说最得力的臂膀之一。
她将宋藻安置进礼部，便存了推行学术之心。
宋藻唇边笑意一闪而逝，一脸端然道：“这‘行先知后’倒是有些意思，不过，与时下之论颇有不同啊。”
朱震、许景衡、何涣暂压怒色，且看这学堂都斋怎么说。
章舜举一脸谦和，神色从容道：“关于知行之论，各家均有观点。不过，对敝学堂学子而言，‘行先知后’较为相宜。——便如各家书院，教义不同，所授学说亦是有差异的。”
像洛阳的伊川书院，嵩阳的明道书院，便是分别以二程——大程伊川先生程颐、小程明道先生程颢——的学说为教；无锡的东林书院以前是杨时的讲学之所，主要讲二程和杨时的学说；伊川的横渠书院，则是主讲张载的关学……这样的书院不少，尤其近年来，属于程学派的地方官员和大儒纷纷开办书院，宣扬程学，意图与王学争夺官方学术之位，使得这种讲授“异学异论”的私学越来越多。
像凤凰书院，被时下儒生称为“集天下学说之地”，就是最大的“异学异论”宣讲地——几乎各派学说都能在这里找到传扬者和拥随者。
由于学说太多，反应在对经义的诠释上便有不同，执讲夫子学派不同，宣讲的释义便不同。于是凤凰书院索性将各学派对同部经书的不同诠释集中刻印，比如一部《周礼》，正解是王学注疏，而附解也有洛学、温学、关学的释义，如《易》、《诗经》、《尚书》、《论语》、《孟子》、《道德经》、《墨子》等典籍均是如此。
这些集合了各家释义的经刻本刊行坊间，被坊间书局称为“凤凰刻本”，士人争相购置收藏，即使不赞同别家学说，但知己知彼，了解别家学说才能印证己方之理。
对于夫子们而言，讲学时也更方便了，按自己接受的学说，或讲王学注疏，或讲洛学、关学、温学注疏，在讲授自家学派释义的同时，还不忘抨击一下别家学派的注疏，言辞往往激烈……使得课堂颇为“活跃”。
这种新颖的经注方式和自由的授讲学风，给了学子们自主的选择权，但同时也促使他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究竟哪家学派的释义才是最合圣人道理的。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景况：很多学子并没有全然接受一家学派的释义，而是此句信王学，彼句信程学……甚至只要是有道理，便不拘哪家学说。——这对考试并无影响，只要所答释义是书中标注的，均可得分。
渐渐的，便有越来越多的学子杂合接受了各家学说，甚至自己思考，对各派注解都提出疑义，通过学报和辩论阐述自己的观点。由于学子之间的公开辩论越来越多，书院不得不将学子辩论从明道堂中移出来，而专门辟置一间“思辩堂”，供学子参辩。
不仅仅是学子们，书院的夫子们也在学术交流和争辩中审视学问。明道堂的学术辩论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热烈，许多知名硕儒都汇聚到京城，在明道堂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汇聚在书院的大宋顶尖学者们辩论交流。
而明道堂也成了大宋学者们心中的“稷下学宫”——各种学说学术争鸣辩议的殿堂，不拘有没有名气，只要提辩的观点通过明道堂的审核，便能布告召辩，公讲于堂。很多新颖的学术观点便是通过明道堂宣扬开去，而一个籍籍无名的学者也很可能因为一堂学术的阐发而迅速扬名。
在这种学术交流的氛围下，很多没有明确学派、或是兼修几家之学的夫子们渐渐形成了一种杂合学派，有些是从争辩中获得启发，有些是从新学科的授学中获得明悟，有些是萌生出对事对物对宇宙的新思考……所谓物以类分，人以群聚，这些杂合学派的夫子和学子便形成了一个群体，拥有了类似的观点和新的思想。
一个学派萌生了。
这个学派最先表现出来的核心是格物致知——穷究天地万事万物之理，自然之理当然也在万物万理之中。书院的算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工械等格物学科都在格物致知的范畴内，这些学科的夫子和学子大多成了新学派的倡导人物——易学大家邵伯温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这个学派被称为“理学”。
卫希颜书了“理学”的题幅给邵伯温，很恶搞的抢了程朱理学之名。不过，“理学”之名其实是后世对宋代儒学的统称，狭义是指程朱理学，而在时下大宋，却的确是个新学派名。
名可秀认为“理学”这个名起得好。——道即万事万物之理。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究万物之理，而达大道之本。具现在“理”上，上为天人之理，中为道德性命之理，下为格物之理。
名可秀解释道：“天人之理是‘究天人之际’。孟子认为‘天人合一’，即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紧密相关，以‘我’去释‘道’——‘尽心，知性，知天’……”
卫希颜心道，这就是以主观去解释客观嘛。
“董仲舒是孟子‘天人合一’学说的发扬者，他以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的关系，得出五行‘贵阳而贱阴’，并认为这是天道的体现，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之论用于人道，从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人伦之说。”
卫希颜噫了一声，想起她在朱雀书院开学致辞上由名可秀指点过的那篇发言稿，不由嘿然一笑，“如此说来，要想动摇阳尊阴卑之伦俗，还得从天人之道上去寻理？”
“不错，” 名可秀也笑了一笑，说，“任何一种学说要想广流于世，都必得有根基，而天道便是最大的根基。——不攻此处，则世俗难移。”
接着，她又道：“汉儒之前，并非所有的儒者都认为‘天人合一’，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是‘天人相兮’。荀子便是代表人物，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即是表明天和人互不干扰，各行其是。”
她沉吟着道：“若要攻击董仲舒的学说，一则以阴阳平衡的天道驳‘贵阳而贱阴’；二则以天人相离之学说，力证人即人，天即天，男女尊卑非是天道——这更难。”
卫希颜微微点头，与名可秀一起久了，她对这些古代圣贤的学说也泰半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