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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卑非是天道——这更难。”
卫希颜微微点头，与名可秀一起久了，她对这些古代圣贤的学说也泰半有了解。这些圣贤人物在后世是被称为哲学家的存在，而这些古代先哲们谈天说地时，总不离人，总不离伦理，是以用“天道”来说“人道”，又以“人”来为“天地立心”。——要想将天道和人道分割，难之又难。
其他且毋论，从哲学范畴来看——卫希颜不是哲学家，对哲学也毫无兴趣，但大体知道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之类的词义，以她这点哲学常识来认知，中国古代先哲们论证“天人之理”都不是单纯探究自然之道，而是强调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强调自然对人事的意义，这与古希腊的哲学就很不同。
古希腊哲学家研究自然只是为了说明物质的构造和自然的本原，很少把对自然的解释和人事纠结在一起，可说是为知识而知识。当然，他们也研究人，但对自然的探讨并不是以人为中心。
现今凤凰书院的译书馆已经翻译出大食文译写的一些泰西哲学著作，从中就能看出与中国先哲们的相异之处。
在宋儒眼中，泰西人是为了格物而格物，此为下道也。
名可秀并不忽视泰西物学，但她也对卫希颜道：“究天人之理是大道之上，而格物之理是大道之下。泰西之学致力于格物，华夏之学致力于致知——人之道德。前者作用于事，而后者作用于心。这就好比你说的技术与思想之关系，技术不进，则国弱民贫，但思想不进，则人无道德信仰，必陷物欲迷茫之困。”
卫希颜不由点头。
名可秀继续道：“所以‘理学’之二，必得研索道德性命之理。——国朝儒者善谈道德性命，此由王荆公而起。”
王安石为什么谈道德性命？——为矫世变俗。
王安石提出：“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
并阐释说：“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经虽亡，出于人心者犹在。”
把道德纳入人心，认为人人皆有这个道德，而人人都必须遵循这个道德。《诗》、《书》只能循而达，不能夺其道德。所以经虽亡，而道德仍存于人心。由此推及，人们应该尊重道德高尚的人，即使天子也应如此——“若夫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而以道德性命教化天下，则“得所以教，则虽嚣凶之民，触法而不悔者，亦将有善其心之用也”。
又说“命”，不独是个人的贵贱死生，当含“万物之兴废”，个人之命系于国家，是以国兴则命兴，国衰则命弱。——其“命”之说，成为王安石变法图强的理论依据：国不富，兵不强，民何安之？
所以王安石的变法以国家敛财为主，即使掠夺民利也在所不惜，盖因人之“命”系于国，为了国之富，暂时可夺取黎庶之利。
而司马光则反对王安石这一论说，提倡“国富民安”，国要富，但不能乱民生，而“人命大于天”，不可因国富而损黎庶之利。
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儒学中的经世功利派与道德治国派从学术分歧到政治分歧的斗争。
而之后兴起的二程洛学，因未能进入朝政核心，其道德性命学说便绕过政治，专究性理致知。
二程正式提出了“天理”概念，并将天理赋予新的内涵，称天理即是“三纲五常”。这又比董仲舒的学说更进了一步，名可秀嗤道“非为天理，而是荼毒之理。”
当年董仲舒提出“天道贵阳而贱阴”，以“君、父、夫”为天之阳面，“臣、子、妻”为天之阴面，以此确立君权、父权、夫权；并又引申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置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准则。——从而为“三纲”、“五常”赋予了天道外衣。
然董仲舒的学说毕竟是间接地以阴阳来论证三纲和五常，而二程的“天理”学说则是直接将“天理”等同于“三纲五常”，“三纲五常”即“天理”。
如果说，攻击董仲舒的学说可以质疑其阴阳学说，但按二程的天理学说，质疑三纲五常即是质疑天理。——谁敢质疑天理？
“此等‘天理’若行之大道，则纲常不可撼动矣！”名可秀眉锋冷凝，说道，“二程学说多有可取处，唯‘天理者，纲常也’绝不可取！”这也是名可秀在朝堂和官方学术上“扬王抑程”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只是遏抑还不能动摇纲常之说，毕竟程氏之论有董仲舒之根基。——若是一个学说无法推翻，就只能湮灭，用新的阐释淹没它。”
名可秀眼眸深深的一笑，“所以，要有一个学派，建立新的学说。学派攻学派，方是正理。只要有争辩，就会有质疑。即使湮灭不了，搅浑水亦是好的。”
卫希颜笑着点头，“是极，是极。只有搅乱了固有的，才能将新的打进去，再慢慢扶植起来。”
名可秀扬眉一笑，接着道：“说了‘天人之理’，‘道德性命之理’，其三，就是‘理学’‘格物致知之理’了。这个‘格物致知’与程学视为核心的‘格物致知’不一样，这个‘知’，不是道德，是认知，是原理，具现为技，则用之于物，而惠于世。”
卫希颜点头，如果说理学的“天人之理”和“道理性命之理”是哲学和道德范畴，那么理学的“格物致知”就是指自然科学。
“泰西学的论证方式与墨家墨辩一派、先秦名家的‘正名实’之法类似，而儒学则讲究‘以心尽性’，二者各有所长。不过，墨辩和名家的正名实之法于格物致知有其独到处，衰落实是可惜……”
名可秀说着，眸光扫过书案上的《墨辩》、《名辩集》二书，继续说道：“如今理学既立，墨学、名学之长亦应取之。——自宋以来，大儒者莫不以老子、佛家之说印证儒理，既如此，墨、名等诸学之长未必不能取之。”
名可秀说的墨辩是墨学的一支，而名家则是先秦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核心的一个辩论派。
墨学在先秦时代和儒学同称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在墨子逝后，墨学分化为两支，一支是墨家中的武者，成为游侠，称为“墨侠”；另一支被称为“墨家后学”，又分为“墨辩”和“墨实”——墨辩注重认识论、逻辑学，著书立说，与人辩论；而墨实则注重实践，在几何、光学、力学等方面都有研究。
凤凰书院的物理科和工械科的课本便编自于墨实的《墨经》；而格物中运用的学习和思维方式则来自于墨辩的认识学、逻辑学。
名家的学说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逻辑学。“名”即概念，“实”即事。盖因战国时期动荡，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提倡“正名实”，强调事物应“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物合乎名家所说的道理。因其辩证推理性极强，能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人辩不能及，被贯之为“诡辩”——而今的讼师便是奉名家鼻祖邓析为祖师，当知名家辞辩之强，别家不及。
在名可秀看来，墨家和名家思辩方式对“理学”这个新学派很有用处。
学派之间的斗争，免不了辩议，包括文辩和舌辩，而引鉴墨辩和名辩之法则可令论说更为严密。
对于格物之学而言，其逻辑法更是大有妙处。即使格物学科的夫子和学子们还没有意识到逻辑学的重要性，但在平时的思考、写文、说话论辩过程中，他们将会有意识地使用概念、作出判断陈述、进行推理论证——这就是逻辑学。
如此，“理学”的“三理”便囊括全了。
上理为哲学，中理为道德，下理为科学。卫希颜心想，这种定义更全面，也更适合大宋这个时代，这里的学术土壤是以道德为核心，不谈道德便不足以立学。若“理学”单指科学，则失去了华夏思想最精粹的部分，更无法与其他学派抗衡。须知，早前格物学科的建立还是依托在“格物致知”的名头上，而这个“知”不是指知识，是指道德、天理。
卫希颜想着便不由笑出来，说她这只懂一招半式的野路子果然不如正统出身的。
名可秀扑哧一笑，说：“你经学只通一招半式，格物学还是有两招的，若将火炮学拿出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理学家了。”
卫希颜哈哈大笑，“这理学家的帽子太重，我可戴不起。你是理学大宗，我给提扫帚就是了。”
名可秀奇道：“我要你提扫帚做甚？”
卫希颜脸一板，做出副杀气腾腾之态，“将反对你的统统扫走。”
名可秀咯咯直笑，然后说：“扫帚莫若春泥，化作春泥更护花。”
“得，我成泥巴了。”卫希颜唉声道，“比扫帚更不如了。”
两人脉脉相视片刻，均扑声笑出。
名可秀那句一语双关的戏谑卫希颜懂，理学才刚刚萌生，恰如幼嫩的花骨朵，还无法与王学、程学相抗衡，需要成长的时间。
不提二人之间的笑谑，自“理学”正式定名后，便引起了大宋儒林的注目。
但正如名可秀所言，理学目前还没有出现能与王安石、二程、张载、司马光这些宗师级大儒并肩的人物，若易学大宗师邵雍健在自是另一番天地，而邵伯温虽然是当世大儒，但比起其父邵雍还是差了一截，尚不足为其他学派正视。
是以理学虽有了些名头，但在四大学派——王学、程学、温学、关学——的眼中，属于“名大于实”，不足以引起论战。而理学派的夫子们也颇谨慎，主要论述集中在凤凰书院划分的“格物学科”内，而经义则属于“文史科”，暂时还没有踩到其他学派争辩的学说上。
直到理学成立两年后，才有格物科的学子在思辩堂提出“行在知先”的知行论。
事实上，这个知行论早在格物学科的实践中已经产生，但因涉及其他学派的知行论争议，理学派的夫子们并未在公开场合谈及。然而学子们却没这许多顾忌，便有工械科和地理科的学子在思辩堂抛出“行在知先”论，受到文史科的学子犀利辩诘，因这个新知行论的理论根基尚不深，格物科学子败退。而即使在格物学科内，也并不是人人认同这种知行论。
也因如此，这种新知行论虽然公开提出来了，也未引起大范围关注。
像朱震、许景衡、何涣等人，便未听闻过。
叶梦得隐隐有些印象，他忖眉暗思，这“行在知先”似乎在哪听过，然后便想起正是就读凤凰书院地理科的次子叶桯提起过。
他目光沉了沉，看向章舜举，“这似乎是……理学的说法？”
章舜举拱手道：“叶参政博闻，这正是理学的知行论。——理学有很多论述对敝学堂的教学颇有益处。”
朱震等人皆愕然，怎么突然冒出理学来了？理学何时出了个知行论？
作者有话要说：嘿嘿，要造一个不一样的理学~~
这一章是关于学术、学派、思想之论，内容比较多，原想分成两章，又担心打破统一，索性便放在一起发了。分量比较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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