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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道以武力压服别人，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前景不会远久。
胡宏论道：“春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诸侯之罪人也。”
春秋五霸挟天子以令诸侯，各诸侯甚至大夫纷纷效尤，以武力相争斗，对天下安定造成极大破坏，百姓流离失所，此为罪人。
他论道：“故，孟子曰：春秋无义战。”争霸、扩张的战争都不是正义之战。
又论：“荀子曰：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认为王道与霸道，两者都是可以强国的。“然曰：粹而王，驳而霸。”但荀子还是说，王道胜于霸道。
荀子曾说过，孔门弟子都羞称“五霸”，因为五霸单纯诉诸于武力，但战争胜负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的好坏，在于人心的向背，不只是实力的竞赛，实力是可以转化的，正义的战争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即使力量暂时弱小，也会转弱为强。
“故，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
以战争兼并别国的土地终究不会长久。
胡宏接着论道：“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大明。”
为什么说洛学将王霸之道辨明了呢？
胡宏论：“明道先生云：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程颢说，尧舜之道即王道，在于上得天理，下及人伦。
“明道、伊川二先生云：三代以道治天下，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二程说：三代是王道流行的时代，而汉唐以私欲假仁义行事，是霸道把持的时代。
“三代”是指夏、商、周，儒家推崇“三代”是推崇夏商周三代帝王的道德人品和治国态度——当然不包括夏桀、商纠、周幽王和个别昏庸君王——尤其推崇夏禹、商汤、周文王三位，尊为“三王”，认为他们是后世帝王的楷模，言必称三代、三王。
胡宏认为，“三代之治，顺理者也。”
三代之所以为王道时代，是因为三代圣王顺承天理，循理而行，体现了天理之正。
学者们听到这里眉毛都扬了一下，胡宏这句一下将二程论王道的学说拔高了，将王道建立在天理上。
“古之圣人，至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后之君子，能行其道，则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则为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则为王者之学，孔孟是也。”
这就是在批评以卫希颜为首的主张对外扩张的大臣，不是“王者之佐”。
记者们只觉得手心发烫。
不知是运笔过度还是心里发烫，或许二者都有。
胡宏论道：“秦以法行暴。政，汉祖唐宗假仁义济私，均行霸道。”
这是在指责卫希颜的普仁及圣论其实就是兼并别国土地，假仁义之名而济一国之私欲。
胡宏道：“中国非蛮夷，蛮夷非中国。中国之王道，及中国之民。”
蛮夷的国家如何野蛮那是他们的内政，中国的王道仁政，应该着眼于中国的百姓，而不是放眼他国。
这是在指责卫希颜打着解救奴隶、推翻暴。政的幌子，其实是干涉别国内政的霸道强权。
记者们心道：高明啊，一个字都没提卫国师，却句句紧扣，不言明而一切尽在语中焉。
胡宏道：“止戈为武，古人造字，斯有大意焉。中国有戈，当止戈。无戈，当戈止。”
止戈者为武，如果中国内有战祸，应当用武力去制止平息；如果没有战祸，就应当偃武，即戈止。若发起对外战争征服他国，那就不是“止戈”为“武”的真义了。
胡宏结语道：“武，王道也。戈，霸道也。”
止戈为武，武的真义是止，此为王道。有戈而无止，是强权军事，此为霸道。
胡宏抬手一礼。
全场静默三息。
掌声骤起，热烈。
人人心中均赞：精短，犀利。
能用精炼的语言表达出完整的内涵和犀利的论点，这必须得有深厚的学问底蕴和阅事的敏锐才能厚积薄发。胡宏无疑是个中翘楚。
“铿！”
谯定敲了一下面前漆案上的小钟，表示主讲发言已结束，开始辩议。
记者们目光一亮，每届论学会最精彩的就是辩难了。
讲经台上的稷下先生们对主讲的论点必定有的持赞同，有的反对，辩难时往往形成两派，群体舌战，一人话落，就有人立时反驳，妙语连珠，精彩绝伦，听者只觉耳朵不够用。若是学问不深的，很可能反应不过来那些典故掌故什么的，要理解辩议的精义就难了。但有资格参与学会的，包括殿内的记者们在内，都是甄选出来的精英，至少知识面的广博是不用担心的。
稷下学者、国史馆编修朱跸当先发难：
“夏不行霸道，何以家天下？成汤，夏诸侯也，十一征而为强国，伐夏立商；姬西伯，商诸侯也，代商立周。商汤、周武王天下，非假以力乎？王道为霸道之体，霸道为王道之用，二者非对立也。”
成汤以武力陆续灭掉邻近的葛、韦﹑顾﹑昆吾等诸侯、部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成为当时的诸侯强国，而后伐夏立商。姬周在立朝前也是商朝的属国。他们难道不是用武力推翻夏、商的吗？难道这是以仁德服人的王道而不是霸道？
儒家中并非所有学者都推崇三代，朱跸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在河南路转运使任上因年满离任后，就因史学功底深厚，被召入国史馆主持修撰欧阳修、范镇等人合撰的《新唐书》——定名《唐史》，完成第一卷即被稷下学宫聘为“稷下学者”。在他史笔下评论帝王的一大特色就是王霸并行。在他看来，不存在没有霸道的王道，即使夏禹、商汤、周文王这“三王”也是有行霸道的。而霸道必须去成就王道，没有王道的霸道也不会久远。
他话音一落，延平先生李侗当即反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桀纣残暴，商汤、周文吊民伐罪，此为义战。保民而王，非为私也。夫仁义，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汉唐，假之也。岂有类焉？”
论王道仁义，尧舜是天性，从心所欲自然而然；汤武是修养，身体力行反身而诚；春秋五霸及汉唐诸帝是假借仁义之名作幌子。一个是自身的修养，一个是假仁假义，怎能相同呢？
睢阳书院山长王大宝立即驳道：
“汉高、唐宗禁暴戢乱，爱民利物，察其真心，均发于仁政，岂是假仁义之名而济私？”
他话音方落，国子祭酒胡宪便犀利反驳：
“汉高祖见始皇出巡，感慨云‘大丈夫当如是’，其推翻暴秦，非为天下公心，而是成个人功业之私。唐太宗诛李建成得天下，亦为私欲使然。若以其立国家、开盛世，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正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羞其诡心不出于正也。”
白鹿洞书院山长郑刚中辩驳道：
“霸道固本之于王也。汉唐之君，以其立国长治，而百姓赖以生息，国家富强，则王道行之矣。故王霸可以杂用，而天理人欲亦可以并行矣。”
北周稷下学者、恒山书院山长王去非驳斥郑刚中道：
“国家富强乃行王道之必然，然则富强未必皆因行王道而得，霸道亦可得之。但不以王道，而以富强论之，则是以成败论英雄，失了仁义之准则。若人人以成败论，则功利之心大焉，道德何复存？”
这位来自北周的稷下学者也是反对扩张战争的。
他认为国家富强是行王道的必然结果，但霸道也能让国家一时富强，如果以国家富强这个结果来作为帝王的评断，那就是以成败论英雄，这是趋于功利的评判，而非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如果天下人人都以成败论，那就会陷于功利，为了成功而人人不择手段了，遂道德沦丧。
大宋太学祭酒金安节驳王去非道：
“先生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功利私欲，都无要富贵的人？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尽概圣人之心者。自三代圣人始，固已不讳其为家天下矣。”
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就已不否定人欲的正当性，而三王正是以霸道的手段行王道的。
金安节并不是要否定三代，而是说明人欲、霸道存在的正当性。
白鹿洞书院山长郑刚中顺着金安节的话道：“不可尽以成败论英雄，但也不可不看成败。宋襄公假仁失众，便是此证。 ”
宋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水之上。楚人正渡河，宋军统将说，敌众我寡，趁楚军正渡河时出击。宋襄公说这不是君子的做法，不听。楚人渡河毕，尚未列队，宋将又说，可出击。宋襄公说，君子不攻不成列之军。待楚军列队完毕，宋襄公这才发令进攻。结果宋军大败。
郑刚中举这个典故，即是说讲仁义不能迂腐，以德服人也要分时宜。如果霸道可以让国家、百姓得利，行霸道也是合宜的。
北周稷下学者、太学祭酒晁公武反驳他道：
“宋楚之战非义战，争利之战也，无谓仁。夫王道，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夫霸道，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
王道是使天下之人亲近尊贵我，使敌人畏惧我，达到不战而臣服天下。行霸道是让国家富强，同邻国修睦和平，以友相待，不是去兼并别人。
这一位在北周也是反战派。
邙山书院山长富直柔绕过战争不谈，说道：“若夫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则王霸二道，如德泽有深浅耳，非若白黑之相反也。”
如果王霸均本于仁义，都能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那么二者的不同仅在于对仁义践行的程度上的深浅差异，而不是白与黑的对立。
富直柔从户部侍郎职任上致仕后，便回祖籍洛阳的邙山书院执教，他认同以义取利，义利是可以统一的，王霸也是可以统一的，并不一定是对立。
但他的辩议立即遭到了胡宏的反驳，说道：
“王霸之别，在心不在迹。太宗诛建成，比于周公诛杀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是假公义以济私欲也。”
唐太宗杀李建成是为自己做皇帝，这是私欲。周公出兵剿灭管叔、蔡叔等前商公侯之乱，是为周家天下，出于公心。虽然两者都成就了国家功业，但周公是以德为出发，是王道，而唐太宗是以私为出发，是霸道。故而王霸是德与私的对立，而非是仁义的深浅程度不同。
主殿堂的后殿东暖阁内，赵昚穿着一身圆领朱袍的便服，坐在北面的锦袝椅上，殿堂内的声音通过传音管能清晰地传入这间特殊的阁子中，他听到胡宏的辩驳时眼眸一深，心中不由忖道：若以胡宏论，太祖皇帝当如何？
他抬了下眉，目光扫向对面，便见卫希颜唇边似有一抹哂笑。
他目光微动，便出声问道：“王霸之别，在心不在迹。国师怎么看？”
卫希颜隔门听着主殿内激烈的唇枪舌剑，忖度着名可秀应该不会这么早参入到辩议中，便有了闲暇的心思回应皇帝，但她不答反问：“心为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