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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恶痛绝，国家的前途，也就完了。”
皇帝深思道：“故，当宽刑于民，而严正法纪于上。”
就如阿湖这案子，皇帝真心觉得不应判死罪——那刘大郎只是轻伤，却要判齐湖死罪，这公平吗？
皇帝也不认为不判死罪就是违了“夫为上”的礼，动摇了“夫”的地位——为夫若仁，为妻怎会不仁？为夫若不仁，为妻为何还要仁？就如君臣之纲，君若对臣不仁，臣为何对君要忠？当然这个臣得是良臣，若是蔡京那样的奸臣贪臣，皇帝是杀之为快的。所以赵昚能容忍谏臣用笏板指着他骂，能容忍卫希颜对他的调侃——因为他们是良臣。
皇帝觉得，恰恰是士大夫阶层的触刑为犯，为官贪腐，害仁为最大。故吏治*，他是最为忧恨的——他觉得这才是危害皇权和士大夫统治庶民的毒瘤。
一个小娘子的死活，能危害到大宋吗？
皇帝心里嗤之。
名可秀今日以刑论仁，皇帝觉得这是她对前日论讲王道的进一步阐述。
皇帝深心赞叹，看了卫希颜一眼，笑道：“国师家有贤妻呀。”
赵昚真心觉得卫希颜这个没“道德”的，有个持道为正的妻子，是天下之福。
卫希颜认真道：“陛下难道不觉得我也是贤妻？”
皇帝：“……”
作者有话要说：国师阁下，你被皇帝陛下鄙视了哟~~~~~~~~
☆、稷下盛会（九）
名枫山言辞如刀啊。
柴赟看完《大周官报》，摇了下头；微微笑了起来；传内侍召来大理寺卿。
“齐氏阿湖案；及早了结吧。”没有争辩的余地了。
大理寺卿瞥见御案上的报纸；嘴里微微发苦：这案子再争下去；就成了他们大周不及大宋仁了。
“臣遵旨。”他拱手应道，“明日寺议后，卷宗提政事堂审覆。”大理寺卿心事沉沉地走出皇宫，抬头看了会京城辽阔高远的天空；忽然觉得这案子这般结了也好；至少回家不用再遭夫人白眼了——大理寺卿自我调节的心态还是不错的。
这日；南北的报纸都卖得更多。
与王霸之辩相比，普通的坊间百姓更关心阿湖案。王霸之道他们不懂；但阿湖案他们都能说上几嘴啊。坊间百姓大多对阿湖抱有同情，觉得这小娘子丧父丧母又被叔叔卖，真是太可怜了。他们不懂礼呀法呀的大道理，只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心，觉得不该判死罪。
当然，名可秀说的那些讲仁的大道理他们不懂，但听人解释“宽刑及庶”的意思后，就觉得这位枫山先生是个大好人。随着此案件“刑三年”落定，共济会的名声在民间更响，尤其在西川的名声极好。也有更多的有钱商家、土地大户加入到共济会中，愿意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慈善事情。一句“有多难？”成了人们带有讽喻意义的口头禅，专门用来讥讽那些为官贪利，或为富不仁的地主豪户。“不忘本”也成了人们的一句口头禅，用来驳骂那些父母土里刨食供养出来的读书子一旦高中进士就以父母的寒微为耻——甚至干起压榨百姓的事儿。
外间的纷纭反应且不提，稷下论学到了第五日。
开始论讲本届学会的第三大主题，也是最后一个主题。
自从报纸预告后，南北两国的士大夫和学者学子们都在关注着这一日。
今日论讲的主题是：《中庸》。
论讲者：名可秀。
《中庸》是《礼记》中的篇目，不是孔子所著，而是孔子之孙子思所著，秦汉学者将它整理出来。因为不是单独成书，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儒家重视，直到唐宋之际，才渐渐认识到它的价值。二程就很推崇《中庸》，并为其作解义，是大宋儒者公认的《中庸》注义。
大宋儒者为什么开始看重《中庸》？因为《中庸》之中，包含着儒家修行的方法论。
所谓的中庸之道，其主旨在于介绍儒家修身养性的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介绍儒家做人的规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交和智、仁、勇等。
《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至德。
先秦的圣人之语都是微言精义，以很精简的话蕴含了很玄奥的道理，往往让后人难以精确把握其真意。尤其是讲儒家世界观、思想观、善恶观、方法论的《中庸》、《大学》，更是玄之又玄。所以，读书人必须要读传注释义才能理解。但是，后儒的传注释义也未必完全正确，再加上传承中一些人为的断章取义——如果说宋儒还算是继承了孔孟之儒的真义并有发扬，但到了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儒学就真的是被阉割了，而后再经过近现代时期的动乱和“批孔批孟”运动，造成现代人对儒学认知的大谬也就不奇怪了。
像卫希颜原来所理解的“中庸之道”就是“明哲保身”——这就是大谬。事实上，现代人对“明哲保身”这个成语的理解都是错误的。
所以，中庸之道并不是“中立、平庸”。
名可秀曾道，读书人没有读《论语》《大学》之前，不要读《中庸》。就是因为中庸之道不容易真正理解，很容易让人走入“沉默保身”的“不作为”，认为“识时务”就是“俊杰”了。
是以，名可秀在注解《论语》《大学》之后，就集中精力注解《中庸》。因为将重心偏移到学问和大公党的党务上，她在十几年前就卸下了名花流宗主和长杭商盟盟首之位，仅保留着共济会会首和共济学堂总山长的位置，诸如江湖武林的事务和商业上的事务她已很少插手。“人的精力有限，即使天才人物，也不要想面面俱到。”她以身作则，教育子侄专精或选好主攻方向。正因有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学问，她在学问上的研修也才越发精进，一步步造就了她在儒学上的地位。
在此届稷下论学之前，名可秀注解的《中庸正义》已经完成，而她选择在稷下学会上论讲后再发行——一旦论讲成功，名氏《中庸正义》发行后就能很快取代程氏《中庸解》，不需要再经过驳杂的学界辩议。还有什么比稷下学会的经讲辩议更权威呢？
二程注解《中庸》，开篇即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之定理。”
名可秀首先不认同的就是开篇注解“中、庸”这一句。
她与苏澹、谯定论辩时说道：何谓“不偏之谓中”？这不合思辩论！——按数学的说法，就是不合“逻辑”，按泰西著作的译解词，就是不合“哲学”。
要照哲学，天下没有一个“中”，“中”是假定的。
所以，什么叫做“不偏之谓中”？你说这两边是偏的，我这里的是中；你定了这个中，对这两边讲，中已经变成偏了。所以二程解的“不偏之谓中”，文辞上很对，逻辑上就有问题。
卫希颜听得晕里晕乎，但她听出了一点：妻子对学问的研修，已经从形而上学的玄乎，到了逻辑上的思辨。她隐约觉得，或许这就是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不同。西方哲学更讲究逻辑上的严密，而东方哲学则是玄乎的“形而上学”，就跟悟道一样，要用心去悟，你要想用逻辑的道理去论证东方哲学，那就等着傻眼吧。而且论证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道。故曰“大道不可言”。卫希颜能体悟道心，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
但是，对天下众多的普通读书人来说，他们没有这样的“道心”去悟真正的道理，所以必须要将“形而上”的“微言大义”用比较思辨的道理阐发出来——这就是大儒们存在的最大意义和价值。
为什么要说必须“思辨”地阐发道理呢？这是当然的，你阐发的道理不够严密，逻辑上有漏洞，谁会认为这是圣人的道理呢？——只会认为你阐发的是错误的。
二程对“中”和“庸”的解义名可秀认为就是不具有思辨性。
再说“庸”。“庸”按古字义，是“用”的意思。程氏说“不易之谓庸”——“易”者变动，不能变动叫做“庸”，即不易者为用。
名可秀说，天下有不变动的事物吗？按照孔子传注的《易经》的道理，“易”为天下万物之大道，没有一个是不变的事物。怎么有个不易呢？
应该说“万变之谓庸”，才能用啊！不变怎么用呢？
她在学会上打比方道，就像人洗脸，一万年都不洗，不“用”脸了，那就可以不变。如果要说“中庸”，就是要“用”脸——若是“不易为用”，那就是今天洗了脸，明天再不要洗，从此都不要洗，大家愿意吗？
“哈哈哈……”
学子们都忍不住乐了，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皇帝也笑了，他挺佩服名可秀把圣人大道以日用来譬喻，偏偏听起来还很有道理。
二程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名可秀认为，这两句诠释是对的。
二程对《中庸》的释义，名可秀认为大部分是好的，但是在“世界观”上出了岔子——儒家称之为“宇宙观”。
这一点很致命！
名可秀认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如果错了，就会造成思想禁锢，而禁锢的思想用于治世，就会使治世出现偏颇，甚至方向都错误。
比如，董仲舒在学问发展上的世界观错了，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独尊”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儒学的自大，自大带来的就会是固步自封，最终造成的就是思想禁锢。
比如二程的学说，在世界观上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来的。——名可秀认为，这个作为“宇宙观”是可以的，但作为“世界观”就有很大问题了。当然，儒家是将“宇宙观”和“世界观”视为一体的——名可秀认为，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按卫希颜的通俗解释，这就好比用*社会的世界观去指导封建主义社会的世界观……咳，太过高大上，其结果就只能是空想主义。
二程以太极确立了“高大上”的世界观，那么如何认知这个世界观、也就是太极呢？——这就是方法论了。二程就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当你一旦通理，就明白了太极，自然尽知天下万物万事，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
那么这个“理”又是什么呢？二程说，“理”不能言之，需要你自己去思考，去想……
那么，如何去思考呢？
二程这回说得明白了，须得“格物穷理”！
先说“格物致知”，这是儒家“大学”之道的基石。
在先秦时代，“格物致知”这个词，并不是特别深奥的话，故用不着做什么解释。但是从汉代以来，由于先秦很多典籍遗失，可以说出现了文化断层，儒家对它的解释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由此导出的方法论，可谓千差万别。
以二程论，他们将“格”解释为推究、穷尽的意思。
所以，二程洛学的方法论，就是穷理。
那么如何穷理？二程说了，就是多读书讨论、应事接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读书。读什么书？儒家经典。因为宋代儒家推崇孔孟，认为孔孟是掌握道的人，或者说孔孟就是道，所以宋儒追求的就是“孔孟之道”——当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