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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讲呢，“夫贤妻祸少”，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都不是圣人，不是先贤那样的大智者，怎么能事事都正确呢？做君主的要讲“兼听则明”，做家主的同样如此啊。一个小家中，还有什么比夫妇更亲近的吗？最能看清你缺失的，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因为朝夕相处啊，一月能隐藏，那一年能隐藏吗？十年能隐藏吗？夫妇是要共同进步，祸福与共的，相处不和，怎么进步呢？遇到困难事，又怎么同舟共济呢？
丈夫们大多希望妻子柔顺。但是，阴极过柔，易弱。如果家中遭了变难，妻子如何丈与夫共度困难呢？甚而更糟糕的是，丈夫撒手先去了，儿女尚幼，妻子过于柔弱，如何撑得起这个家？——改嫁？那也可以。但娘家出身若不好，只怕改嫁也找不到好夫家。有貎？以色侍人岂得长久？再者，若夫家兄弟不善，或夫家的家境穷困，遗下的儿女又怎么办？
所以，夫妇首先是做人。做“人”来讲，就是一撇一捺，一阴一阳，阴阳中而合之，站立起来，才能成为人。这就意味着做人要中庸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刚强者要有阴柔，阴柔者要有刚强，过度了，那就折了，或者弯了，或者断了。
夫妇就是二人，如果将一个小家比喻成一个“人”，这个人要站立起来，那就得左右腿平衡啊，不然这个家就斜了，是跛的，这怎么前进呢？走不快啊，有个拖后腿的。或者走着走着，就塌了。这日子过不好了，因为失了中和嘛。
故曰，夫妇之道如中庸，要各有各的分寸，阳刚和阴柔都不能过，过了，刚柔不能相济，这夫妇俩就不是“好合”了。
《中庸》讲：“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妻子好合，就是夫妇之间。琴瑟合鸣，就是合奏，讲的是夫妇相处如合音的旋律，如同琴跟瑟的合奏，还要有锣鼓相合，合音要和谐。丈夫这具琴的音调过高了，那不行；妻子这架瑟的音调过低了，那也不行，合奏不好那如鼓什么？——要么是独奏，夫妇等于是一个人过的日子，这不叫“好合”，这叫单飞——众人哄笑——要么就是如鼓铁片，夫妇争着比高音，吵得不得了。——众人大笑。
讲到这里，想起军中有句话，叫“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为什么呢？因为猪队友专坑自己人。战场上最怕这种猪队友，要么扯后腿，要么动摇军心士气。放在家庭生活中也一样，夫妇那就是一生的队友，休戚与共，如果不小心结了个“猪队友”，那可糟了，没法甩脱呀。
众人哄笑。
为什么朝廷越来越重视兴办女学？因为男女，夫妇呀——治国先从齐家起，为了大宋千万家庭中少出现一些无才无德的愚妇，害夫害子。
听说，现在有人在宣扬“女子无才就是德”，这种人应该拉出来批斗，所有丈夫的公敌——这是要你们未来的妻子成为“猪队友”啊！——有学子拍掌大笑——或者你们希望以后自己的儿子娶个“猪队友”？——大笑，哄然答：不想！
卫希颜也笑了，乜了一眼皇帝，那眼神分明是“陛下可别养出一个猪公主”。
皇帝眼角抽了下，瞪了这位国师一眼，“嘉国是国师的学生，你这位山长太不关心了吧？”
皇帝的长女嘉国公主，年初满三岁，刚刚进入朱雀书院的蒙学读书。
卫希颜的脸皮厚，子弹都打不穿，神色一点不动地赞扬，“陛下真是天下好父亲的榜样。”
皇帝陛下扭过头去：不跟没脸皮的说话。
便听殿堂内名可秀清越的声音道：什么是夫为妻纲呢？就是各司其职，互相敬重。夫为一家之主。家主，要能正身成为标柱。家主，要明事讲道理。家主，对妻要以诚相待，尊重、关怀、鼓励。家主，治家需要包容体谅，要以和为贵。一家之主做到了这些，才是齐家的根本。在家庭中，夫妻能同甘共苦，能同修同福，这个家才能和谐兴旺。此谓夫为妻纲。
台下学子咋舌起来，这个“夫纲”可真不好当啊。
名可秀讲道，处在何等位置，就要负起何等责任。父何以为子纲呢？父亲要承担起子的成长和品德教育，是儿子效仿的方向。君何以为臣纲呢？君要立仁立德。纲不是这么好当的。
古义说，‘纲’是提网的总绳，‘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纲’是负总领之责。若空有其位而担不起责任，一提这纲绳就断了，于是网散了、乱了，国不成国，家不成家。
所以，“夫为妻纲”这个“纲”，是责任，是担当。家主不是一个空名头，要让一家人吃饱穿暖，不挨饿受冻，这是一个家主的基本责任；同时，还要在品德上成为一家人效仿的榜样。
可能有人讲，那我们还要修心养性，读书，做文章啊，都花在经济上了怎么成？如果是官员，有薪俸养家，但想过上丰裕的日子，又不能靠贪污受贿的，中阶以下官员估计只靠薪俸是成的——现在的官宦家庭是怎么做的呢？多数靠妻子来打理田产铺业。这要取决于妻子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那丈夫就要辛苦点了，培养个能干的忠仆来打理。估计很多丈夫不乐意，还是妻子更值得信任吧。
一些学者暗自点头：那是当然的，再忠的仆也不如有个贤惠能干的妻子呀。
那些出身于经济比较宽裕的大家庭的学者，当然不愁吃穿，大家庭每月公中都有分配用度，从银钱到薪炭、衣料等等，但要日子得过宽裕，只靠公中还是不行的，还是要经营田庄铺业，这些多半都是靠妻子打理。学者们忙着做学问，是不屑于打理这些银钱俗务的；身为官员的则要忙公务，还有同僚交际，没精力打理这些；至于本身就有经济事务的学者，比如开书局、办报纸的学者，家有田产商铺也是要交给妻子打理的，不然占去太多精力，怎么做学问呢？这个时代，有地位可不是讲有钱，学者是讲学问水平，官员是讲做官的声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家庭经济状况都好，还有很多学者过着领“文俸”的日子，比如书院的夫子，报社的主编等。但无论何种经济状况的家庭，除非妻子太过柔弱，或者只知享福没有操持家务之能，或者性情寡薄不招丈夫喜欢的……这些之外，大多数学者的家庭中，妻子都是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是，那些有能力置田产和铺子的学者家庭中，有一半都是妻子打理，对丈夫的帮助当然不小，至少丈夫不用把太多精力花在家用上。
在这些由妻子打理经济的学者家庭中，妻子都是比较有说话权的，至少在经济事务上，丈夫比较听从妻子的意见——刚愎自用或瞎指挥的还是比较少的，当然多数学者是不屑谈经济，反正妻子处理就好，如果妻子还有学问，那就更能获得这些学者丈夫或官员丈夫的尊重了。
也有不和谐的学者家庭。比如家里经济不好的，丈夫一心扑在学问上，却无视妻子的付出，还认为妻子是钻在钱眼里的“俗物”，妻子就有怨气了。像那些居官清廉、家庭出身又不富裕的官员家庭就有这样的，丈夫觉得妻子老讲钱是小人贪利，妻子觉得丈夫不管家里，夫妇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在商人家庭中，则重利比较多，妻子若有经济头脑，对丈夫帮助大的，就得丈夫看重，否则那也只是摆设。
名可秀针对的不是商人家庭。这个社会是以士大夫和文人为主导，商人并不属于精英阶层。精英阶层怎么做，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成为包括商人在内的下层的效仿。
她讲道，人的道德有高下，人的才能有强弱，男女之间也是如此。或者讲，夫妇各有所长。有的长于经学，有的长于书画，有的长于经济，有的长于人际……各有禀赋才能。一个家要有“纲”，要有承担家主责任的人。有些做学问的丈夫不通经济，或者不屑讲经济，是妻子在支撑家用，担负起丈夫应该承担的家庭经济责任，双方在家庭的责任承负上发生了变化，相处就更要讲“中节”了。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你不能让妻子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却不给她应有的权利，或者认为她的付出是应该的，那就失中，过分了——丈夫空担着家主的责任却在躺着享受妻子的辛劳，那是什么？米仓里的老鼠，养肥它不说，还咬你。
名可秀讲，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丈夫如果担不起家主责任，或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精力放在学问上，那就把权利往妻子那边移一些，这就是“发而中节”了——让有能力的人去射箭啊。或者双方共同承担家主的责任，有商有量，这也是“发而中节”。
《中庸》道：“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一个人要修道至让家庭能够和乐。如果家庭都不能和乐，无法去团体。如果能够去团体了，然后再谈国家。
名可秀道，这就是《中庸》的方法论：处在合适的位置上，并随角色的不同调整位置，从修心做起，从子女之道做起，从夫妇之道做起，再讲朋友，再讲团体，再讲治学为世的立德立言，或为官治国的立德立功。
作者有话要说：早上走得匆忙，差点忘了发文：）
☆、稷下论学（十四）
名可秀讲完夫妇之道后；就将“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一句阐发得相当清楚了。
她接着讲下一句；《中庸》道：“中（zhòng）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中庸》的“中”；是读四声。孔子是鲁国人，子思当然也是鲁国人，鲁国人常讲“中不中？中！”意思就是合不合适？对不对？中不中用？鲁国人对某一件事，某一个物事；认为是对了；便说是“中”（zhòng）。
所以；《中庸》的“中”；不是二程讲的“不偏为之中”；这样的理解太片面。
准确、简单地概括，“中、庸”就是合适、中用，也即：有分寸，中用。
天下事如果都做到了有分寸、中用，那天下就达到和谐了——人的私欲没有泛滥，因为有分寸；违法犯罪的人少了，因为行事有分寸；国家之间也没有战争了，因为国内没有苛政，国家之间的利益争端也有了分寸；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有度了，因为伐木、拓荒、圩田、开矿等都有分寸。
故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是根本的道体。
得了“中”之后，还要“庸”，即“用”。不用，何必修“中”这个大本呢？
那么，怎么用呢？
也是“发而皆中节”。
名可秀道，我们说修心养性，那是不是不能发怒啊？——遇到坏人做恶事能不怒吗？遇到官员贪污能不怒吗？遇到国家被侵略能不怒吗？这种怒，要多怒几下，天底下就少了许多坏事。所以，修心不是讲不怒，而是要“用”，恰到时候的怒。随时随地、不讲对错地对人发怒，那就不对了。
所以，“中庸”的“用”，是要用得恰到时候。
再讲“喜怒哀乐”，这是人的情绪。修道讲定心，定心是讲守静。但守静不是不动心，不动情。人是有情的，只要“发乎情，止乎于礼义”，“知止而后有定”，便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了。懂医道的都知道，喜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