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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时候是求助于西班牙精神去勾勒并吞世界的殖民体系，在另一个时候又求助于英国或法国精神去重塑那一体系。经由拿破仑这个浪漫主义的和深入人心的军事君主制的创立者而实现的一个“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与“狄奥多西”的王国是类似的；经由一个讲求实际的恺撒所实现的一种21世纪的经济组合体，正好是“罗马至上权”的对等物。这些都是偶然，但它们都处在历史的图象中。但是，拿破仑的胜利和失败（这中间隐含的事实，是英格兰对法国的胜利和文明对文化的胜利），他的帝王尊严，他的陨落，他的“大国”（Grande Nation）理想的破灭，意大利解放的插曲（在1796年跟在1859年一样，实质上这是换了一件政治外套，因为它作为一个民族早就变得不重要了），罗马…德意志帝国的哥特废墟的毁灭，这些都仅仅是表面的现象，在它们的后面，行进的是真正的和不可见的历史的伟大逻辑，并且正是在这一逻辑的意义上说，已在“旧制度”中实现了其法国形式的文化的西方，最终以英国文明终结了这一文化。因此，作为“同时代的”划时代的时刻的象征，巴士底狱的风暴、瓦尔米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滑铁卢战役，以及普鲁士的崛起，正好对应于古典历史的那些事实，如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高加梅拉（Gaugamela）战役［即阿贝拉（Arbela）战役］、亚历山大的印度远征以及罗马在森提努姆（Sentinum）的胜利。由此，我们开始理解了，在战争和政治剧变中——我们的历史著述最主要的题材——胜利并不是战斗的本质，而和平也不是革命的目标。
第四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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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凡是已经吸纳了这些观念的人，就不会理解不了，当最后因果律的原则在一种文化的“晚期”状态下获得其严格的形式——这一形式是那个状态所固有的，文化只有在这一形式中才能对世界图象实施绝对的统治——的时候，这一原则何以一定会对真正地体验历史的能力产生致命的影响。康德十分明智地把因果律建构为知识的必要形式，不必太多强调，这样做的意图就是想唯一地只用理性来理解人的环境。但是，尽管“必要的”这个词勉强还可以接受，可有一点被忽视了，就是，因果原则相对于某一个知识领域的这种局限恰恰使得它不能运用于沉思和体验活生生的历史。人的知识和自然的知识本质上说是根本不能加以比较的，但是，整个19世纪为了自然还是费尽力气想要推倒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围墙。人们越是试图历史地思考，他们就越是忘记了他们根本不应该在这个领域思考。他们在强行把一种空间的和反时间的因果关系的严密框架施加于某个有生命的东西之上时，他们就是在用一种物理的自然图象的构图去损害那生成之物的生动面容，使其适应他们自己晚期的、大都市的、因果思维的环境，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科学的根本的荒谬性，这一科学一成不变地把有机的生成误解作是生产既成物的机器，并力图以此来理解有机的生成。白天不是黑夜的原因，青年不是老年的原因，开花不是结果的原因。我们理智地把握的一切都有一个原因，我们以内在的确信有机地体验的一切都有一个过去。前者认识的是一种情形（case），这种情形一般地说是可能的，并且有一个固定的内在形式，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用什么方法，这形式的出现常常都是一样的；后者认识的是一种事态（event），这事态一旦曾经发生，将来就不会再发生。并且因此，当我们在我们的表层世界里或者是批判地和有意识地、或者是观相地和不自觉地把握某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得出结论就只能或者是从技术性的经验中，或者是从活生生的体验中，我们还会或者是把这个结论同空间中某个无时间的原因联系在一起，或者是同一种从昨天导向今天和明天的方向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们的大城市的精神拒绝成为不自觉的精神。它为一种机器技术——其本身就是依据令人惊讶的自然的最危险的秘密，即“定律”创造出来的——所包围，因此它力图也技术地，即“理论地和讲究实际地”征服历史。“有用性”或合目的性，是把一个同化于另一个的最好字眼。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认为历史是由因果自然的定律主宰着的——导致了把有用性的理想，如“启蒙”、“人性”、“世界和平”，确立为世界历史的目标，认为这目标通过“前进的步伐”就可以达到。但是，在这些框架中，命运感已经因为衰老而熄灭，随即出现了一种幼稚的、不计后果的勇气，它忘我地、雄心勃勃地心系于未来，急切地想作出一个可怕的决定。
因为只有青年才有一个未来，且才是未来，故而他也是那有方向的时间和命运的谜一般的同义词。命运永远是年轻的。谁用单纯的因果链条来替代命运，谁就甚至在还未实现的某物中事实上也只能看到旧的、过去的东西——方向即是渴望（wanting）。但是，谁是为了极度丰富的事物涌流中的某个东西而活，谁就不需要为目标和能力担心，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就是那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意义。这就是对星座（Star）的信仰，这信仰从未离开过恺撒、拿破仑以及其他类型的伟大的实干家；并且，那在每个人的童年时代和每个年轻的氏族、民族、文化中最深地——尽管还有那种少年的多愁善感——隐藏着的就是这种信仰，它在所有这些东西的历史中向那些行动的和富于想象的人们扩展着，这些人是年轻的，不论他们是否年已花甲，他们甚至比那些最幼稚的只盯着一种无时间的功利主义的人还要年轻。对暂时呈现在周围世界中的一种意义的感受，在最初的童年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那时，真正存在的、且通过默默的和无意识的体验而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图象的，还只有最切身的环境中的人和物。这个图象还处于某一特定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构成为整个文化的一般表达，那能够阐释这种图象的人，就是生命的唯一合适的法官，是历史的深刻的探索者。
在这一点上，在当下的直接表现与只在精神中呈现的过去的意象之间，换句话说，在作为事变的世界与作为历史的世界之间，呈现出了一个区别。行动的人（政治家和将军）的眼光欣赏的是第一个方面，沉思的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眼光欣赏的是第二个方面。一个人投入第一个方面实际上是为了去行动或去承受苦难；而要求第二个方面的则是编年学，那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伟大象征。我们既要往后看，又要朝着不可预见的未来向前生活，但是，甚至在孩童时期，我们的技术经验很快就把可预见物的要素引进了独特的事变的意象，就是，那不是从属于观相的事实而是从属于计算的被控制的自然的意象。我们把一个“猎物的头”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实在，往后很快地就看作是食物；我们把闪电看作是一种危险，接着又看作是一种电荷。后来，在大都市里，这第二种看法，即把世界的投影僵化的认识越来越压倒第一种认识；过去的意象被机械化和物质化，并由此推演出一套有关现在和未来的因果原则。我们开始相信历史定律，相信对历史定律的一种理性认识。
不过，科学历来都是自然科学。因果知识和技术经验只指涉已成的、广延的、已被理解的东西。如同生命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一样，知识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即是说，它是把可感的世界当作一个要素来理解，当作在空间中且从属于因果定律的东西来看待。因此，存在一种历史的科学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记住，在每一个人的世界图象——它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于理想的图象——中，既有属于自然的东西，又有属于历史的东西。没有自然，就没有活生生的和谐，没有历史，就没有因果的和谐。因为，在自然的领域内，尽管两个相同的、合乎规则的实验必定有相同的结果，但每一个实验都是占用一个日期而不是重现一个日期的一种历史事件。而在历史的领域内，过去的日期或资料（编年、统计、名称、形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网。“事实就是事实”，即便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剩下的就是意象或理论eoria），不论是在前一个领域还是在后一个领域。但是，历史本身就是“处于焦点中”的存在的条件，材料只是这种条件的一个帮手，而在自然中，真正的目标是获取材料，理论只是这一目的的仆人。
因此，并没有一个历史的科学，而只有一个有关历史的辅助科学，它要查明那已有的东西。对于历史的见解本身而言，资料永远都是象征。反之，科学的研究属于科学，且只属于科学。它借助其技术的根源和目标去发现资料和因果方面的定律，别无其他；并且从它把目光转向别的某个东西的时刻起，它就变成了形而上学，变成了某个超科学的东西。正是因为如此，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资料才是不同的。后者一致地重复自身，前者决不会。后者是真理，前者是事实。不论偶然和因果在日常图象中显得多么密切相关，根本上，它们属于不同的世界。如同一个人的历史图象的肤浅（因此是这个人本身的肤浅），毋庸置疑地是与赫然在目的偶然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成正比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