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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它的作品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性的生命的表现。作品是具以某个死去很久的人的名字——索福克勒斯的塑像制作于公元前340年左右——还是具以某个活着的人的名字，如克里西拉斯的伯里克利雕像，在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阿洛佩加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Alopeke）才开始强调人物的外部构造中的个人特征，而也只有吕西波斯的兄弟吕西斯特拉图斯（Lysistratus）不加任何后续修正地复制了［正如普林尼（Pliny）告诉我们的］那一主题的面部的一个熟石膏模型。这种肖像根本不是伦勃朗意义上的肖像，这一点谁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雕像中，心灵是缺失的。罗马的半身像那杰出的逼真性，尤其被误解为有一种观相的深度。但实际上，那把高级作品与这种工匠的和爱好者的作品区分开来的东西，是恰好与马雷或莱布尔这类人的艺术意图相反的一种意图。也就是说，在这类作品中，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不是被揭示出来的（brought out），而是被置入的（put in）。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雕像，创作雕像的艺术家生前可能见过演说家本人。在这里，身体外表的特殊性得到强调，也许是被过分强调（那时他们称这是“对自然的忠实”），可是，他以如此想象的趣味创作的这位“严肃的大演说家”的性格类型，与我们所见的、根据不同基础创作的那不勒斯的埃斯基涅斯（Aeschins）和吕西阿斯（Lysias）的肖像，并无什么不同。那无疑是忠实于生命的，但它是以古典人所感觉的样子，即典型的和非人格化的样子忠实于生命。我们是用我们的眼睛去沉思那结果，因此对它有所误解。
第八章 音乐与雕塑（6）
三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终结之后勃兴起来的油画时代，一个艺术家的深度，可以经由他的肖像画的内容而得到准确的度量。对于这个准则，几乎没有例外。那种绘画的所有形式（不论是单人画像还是在场景中的画像，也不论是组画还是群像）基本上都令人有肖像画的感觉；它们的意图是否是这样，这无关紧要，因为画家个人在这方面没有选择的余地。最具启发意义的事情，莫过于考察：在一种真正的浮士德式的艺术家的手中，甚至于裸像本身何以也会转变成一种肖像式的创作。不妨以两个德国大师为例，即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和提尔曼·里门施奈德lmann Riemenschneider），他们很少为理论所问津，并且他们（与丢勒相反，后者对审美的微妙性的喜爱使其面对外来的倾向比较容易适应）的创作具有一种绝对的纯朴性。他们很少画裸像，即便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显得全然不能把他们的表现力集中在直接在场的、限于特定的平面的身体性。人的现象的意义，以及因此这现象的表征的意义，整个地还停留在意念之中，且始终是观相的，而不是解剖学的。同样的情形也可以说明丢勒的《路克蕾齐娅》（Lucrezia），尽管他临摹过意大利的作品，但其艺术意图与意大利绘画完全相反。一件浮士德式的裸像，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因而，我们在柔弱无力的裸像表征（可回溯至古代法国大教堂雕刻的雅各像）上，也常常看到的颇有性格的头部，也因此常常看到，那令我们厌恶的艰涩的、克制的、模糊的性格，很明显，这是努力迎合古典的形式理想的结果——其所表现的那些牺牲不是由心灵而是由后天培育的理解力所提供出来的。在列奥纳多之后的所有绘画中，没有一件重要的或独特的作品是从欧几里得式的裸体人体的存在中获取其意义的。在这里引证鲁本斯的例子，那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把他所描绘的肥胖的身体中那没有约束的动力学，在任何方面同普拉克西特列斯甚至斯科帕斯的艺术相比较，也是不着边际。恰恰是由于他的伟大的感性特征，他才如此不同于西纽雷利的身体的静力学。如果说世上确曾有一位艺术家把“生成”最大程度地注入到裸体之美中，确曾历史地处理身体的华丽壮观，并传达出自作品内部涌现而出的、完全非希腊的观念，那这人必定是鲁本斯。比较一下帕台农山墙上的马头跟鲁本斯的《亚马逊人之战》中的马头，立刻就能感受到同一现象要素的这两种概念之间深刻的形而上的对立。在鲁本斯那里（再一次让我们回想起阿波罗式的数学和浮士德式的数学之间的典型对立），身体不是呈现为巨大，而是呈现为关系。关键的不是它的外部结构的特征，而是从那特征中涌现出来的生命的充盈和从青春到老年的生命之路的轨迹，在那里，把身体变成火焰的“最后的审判”，成为作品的主导动机，并在活跃的动态空间的网络中与身体相互交织在一起。像这样一种综合的风格，完全是非古典的；甚至连古典作品中常出现的精灵，当柯罗画它们的时候，也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随时准备溶入反映无穷空间的色块中。这当然不是古典艺术家描摹裸像时的意图。
同时，同样需要把希腊的形式理想——在雕刻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足的存在单位——跟从乔尔乔内到布歇（Boucher）的画家一直借以展示其聪明才智的那些徒具美丽的形体的形式理想区分开来，后者只是肉身上静止的生命，是某一门类的作品，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愉悦的感觉（例如“穿着皮草的鲁本斯夫人”），并且与具有高度伦理意义的古典裸体像完全相反，它们几乎没有任何象征的力量。因此，尽管这些人的绘画是巨大的，但他们不论在肖像画方面还是在风景画的空间再现方面，都没能达到最高水平。他们的褐色和他们的绿色以及他们的透视法，皆缺乏“信仰”，缺乏未来和命运。他们只在基本形式的领域是大师，当这一形式被实现时，他们的艺术也就被耗尽了。是他们构成了一种伟大艺术的发展史的实质方面。但是，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超越了他们，达到一种能够囊括世界的整个意义的形式时，如果他的世界是古典的，他必定会把对裸体的处理推到完美境地，可如果他的世界是我们北方的，他就做不到这一点。伦勃朗从未在这一前景的意义上画过一幅裸体画，如果说列奥纳多、提香、委拉斯开兹［还有现代画家中的门采尔（Menzel）、莱布尔、马雷和马奈］确曾画过这样的作品，那也是少而又少的；甚至那时，不妨说，他们把人体画得像风景画。肖像画永远是试金石。
但是，没有人凭借诸如西纽雷利、曼特尼亚、波提切利甚至韦罗基奥这些人的肖像画的品质而断定他们是大师。1330年坎格兰德（Can Grande）的骑马雕像是比巴托洛米奥·科列翁尼（Bartolommeno Colleoni）骑马像更高意义上的一幅肖像；拉斐尔的肖像画［最有名的诸如教皇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的肖像是在威尼斯画派的塞巴斯蒂安·德尔·皮奥博（Sebastian del Piombo）的影响下创作的］，在人们对他的富有创造性的作品的欣赏中，完全被忽视了。只是由于列奥纳多，肖像画才开始受到严肃看待。在壁画技术和油画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对立。事实上，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的“总督”［洛雷丹（Loredano）］是第一件伟大的油画肖像画。在这里，也显露出一种文艺复兴的性格，以作为对西方的浮士德精神的一种反抗。佛罗伦萨的这个插曲，其实是尝试用裸像作为人的象征，来取代哥特风格的肖像（不同于以恺撒半身像而为人知的晚期古典艺术的“理想的”肖像）。因此，逻辑上说，文艺复兴的整个艺术应当是缺乏观相特征的。不过，浮士德艺术意志的强大暗流不仅在中意大利的比较小的城镇和画派中，而且在伟大的大师本人的本能中仍保持着活力，哥特传统从未被打断。不仅如此，哥特艺术的观相方面甚至使其成为了南部裸体像的主导，尽管这一要素是南部所感到陌生的。它的创造不是通过对其边界表面的静态界定来向我们说话的人体。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从面部遍及人体各个部分的沉默的展示，具有鉴赏力的眼睛在这里觉察到的，正是托斯卡纳的裸体同哥特风格的衣饰的深刻的同一性。二者都是外表，都没有界限。米开朗基罗在美第奇礼拜堂的斜躺着的裸体人像整个地和完全地是一种心灵的容貌和言说。但是，首要的是，每一个头部，不论是画出来的还是模铸出来的，本身就是一幅肖像，甚至当那些头部是神或圣徒的头部的时候，也不例外。罗塞利诺（Rossellino）、多那太罗、贝尼德托·德·马亚诺、米诺·达·菲耶索莱（Mino da Fiesole）的全部肖像作品，在精神上是如此接近于凡·爱克（Van Eyck）、梅姆灵和早期莱茵大师的肖像画作品，以致两者之间常常难以区分。我坚持认为，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真正的文艺复兴肖像艺术，也就是说，在那种肖像艺术里，恰好有一种艺术感觉可以将斯特罗兹府邸的庭院同兰齐敞廊（Loggia dei Lanzi）区分开来，将佩鲁吉诺同契马布埃区分开来，并能把自身运用于某一容貌的处理中。在建筑中，新的作品很少在精神上是阿波罗式的，而以反哥特的方式进行创造却是可能的，但是，在肖像画中，就不能这样。它是浮士德式的心灵所特有的一种象征。米开朗基罗拒绝了那一任务：如果他以满腔热情致力于追求一种造型理想，他定会把它看作是对所从事的肖像艺术的一种放弃。他的“布鲁图斯半身像”与他的美第奇雕像一样很少是肖像，而波提切利的美第奇肖像是现实的，并且显然是哥特式的。米开朗基罗的头像是正在升起的巴罗克风格的一种转喻，甚至它们与希腊化作品的相似也只是表面的。不论我们对多那太罗的“乌扎诺”（Uzzano）半身像评价有多么高——那可能是那个时代和那个圈子最重要的成就——我们都必须承认，它也几乎不能与威尼斯画派的肖像画相提并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古典的裸像来克服哥特式的肖像——以完全非历史的形式来克服历史的和传记的深刻形式——这种克服，或至少这种愿望的出现，与哥特式的意识中自我省察的能力和艺术自白的能力的衰落，几乎是同时的，且相互联系着的。真正文艺复兴的人并不知道精神发展的意义。他只求完全外在地生活着，这正是十四世纪文艺复兴的绝好机会和取得伟大成功的原因。在但丁的“新生”与米开朗基罗的十四行诗之间，并无诗人的自白，也没有高级的自画像。文艺复兴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是同一种类型的西方人，在他们看来，“孤独”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生命历程是依据一种宫廷式的生存而完成的。他的情感和印象完全是公共的，他既没有隐秘的不满，也没有秘密的保留，相反，同时代的伟大的尼德兰人的生命却匍匐在他们的作品的阴影中。补充说一句，正是因为这一点，那有关历史距离、绵延期、关切和沉思的另一个象征，亦即国家，也从处于但丁和米开朗基罗之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视野中消失了，但这么说有道理吗？在“反复无常的佛罗伦萨”——其伟大的人们一个一个都受到粗暴的虐待，其在政治创造方面的无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