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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社会题材小说，与爱情无关。
我很庆幸有这样一本书能跳开浮躁滥情的文学洪流关注社会，关注那些本应该被我们关注的人物命运。张抗抗写《作女》大概很爽，池莉似乎也在新作《有了快感就要喊》中找到了真正的兴奋根源，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曾经在我们心里纯净高尚的名字今天也要用“刺激”来取悦读者，这是为什么呢？
好在我没有在小意的《眼儿媚》中看到任何粗糙的东西，我们只是一次又一次在人物的痛楚中畅快地悲凉着，给苦难以最大的谅解，那是一条可以逃生的路。
如果说小说还有什么不足，就是这个莫名其妙与主题无关的名字《眼儿媚》，这也不能怪作者，编辑大概觉得这样的名字很惹眼吧，其实一个作家面对市场，能做的只有最底线的坚持，而小意坚持住了一种叫“真实”的东西。
是谁的城市
很多时候我们在微笑，尽管很多时候我们的笑是极没有意义的。尤其我们带着满脸的僵笑走在另外一个更发达的城市，笑容里似乎有了更多的忐忑和心虚。
《21大厦》里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他从农村来，在一个叫21大厦的商住两用楼里当保安，大厦的4层、58层、地下2层、32层、43层曾经是他呆过的地方，那里来来往往的白领对保安来说无疑都是一种刺激。他没什么朋友，能买得起这里房子的人在他眼里全都不地道，这些人衣着光鲜、虚张声势、漠然，满脸流露着对外地人特有的俯瞰感，21大厦的房客们有贪官、奸商、变态者、卖淫女、怨妇，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他们直言不讳的鄙夷让保安觉得自己好像是来犯事儿的而不是来工作的。他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尽管他也跟一个看上去挺惹眼的“姑娘”有了一夜情，但还是受不了大厦里的人，最后很神经地从43层跳了下去。故事就完了。
听说作者为此还哭了一场，因为这部小说是他对自己在北京生活近10年的一个总结。
似乎从我们一出生，在户口上就已经有了区别，于是城市也好像成了一部分人的城市。我记得有一次坐公共汽车，车上只剩一个座位了，但新上车的人都站着，后来我看见空位旁边坐了一个不太干净的农村人，他身上还流露着一股怪味。所有人脸上的鄙视都好像在说“就这人还配占个座”，尽管那个民工的双腿总是紧张地绷着，他的焦灼还是泄露了身体的期待，可依然没有人走过去和他坐。直到那个民工下车了，原先站着的人还站着，似乎坐下去屁股就烂了似的。
在自己的城市我们是自己，在别人的城市，也许我们就是农民。我最初去北京的时候，一个早去几年的朋友让我给他捎点东西，约好在枫林广场的星巴克见面，我当时没听清，出了地铁给他打了个电话，那个朋友夸张地惊讶着“你连星巴克都不知道，真是农民！”我当时就有一种想抄酒瓶子的冲动。后来我在北京认识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挺“纯种儿”，其实全都是没转好基因的“串儿”，他们特爱臭显摆，而我每一次的心情其实和21大厦里的保安没什么区别。
城市到底是谁的，我也说不清楚。
保安最后很唯美地跳了楼，临死前还很抒情地念叨“飞吧，飞呀……”。我想这不是我们必然的命运，也不是作者真正希望的结局，可保安不死故事就很难收场，好在我们都在故事之外。
因为北京，一个作家愤怒了，他把积压在心里多年的愤怒全都集中在《21大厦》里。因为北京，好多人向往着，他们把所有的期待全都拴在那里。而在繁华的都市后面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似乎那些陌生的目光在告诉我们，谁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撕一块破布堵住爱情的嘴
我倒在被垛上，手里举着《七月与安生》，眼睛里都是漫画，书里的人物尖鼻子尖脸一点儿不憨厚，好像画出来的卡通男女都长一个样。这本书是我为了缓解眼睛疲劳翻开的，注意了一下时间，差8分钟半个小时我就看到了最后。这是一个俗得不用看书就能编出来的爱情故事，A和B是好朋友，B爱上了A的男友，A最后顺利结婚，B却有了A丈夫的孩子，好在B在生产的时候死了，剩下的三口人幸福地继续生活在一起。
这个俗套的路数连我自己说起来都觉得乏味，可喜欢整天套在白棉布裙里，经常光脚穿球鞋的安妮宝贝却写了个小说——《七月与安生》，她的众多追求者甚至把庸俗的小说打造成了漫画，以至于在书的封面上，安妮宝贝这几个字要远远大于漫画作者的名字。喧宾夺主的目的只有一个，打着安美眉的旗号给书卖个好价钱，好像《告别薇安》的漫画版也即将出版，安迷们，上当的机会来了。
我没完整地看过她的书，安妮宝贝这几个字却早就如雷灌耳，像时尚的标志。她对文字华丽的编排成了现在文学青年竟相效仿的模版，爱情在她的故事里就是块橡皮泥，怎么捏怎么有。也许因为捏得太多没来得及洗手，橡皮泥都成了一个颜色，混淆着安妮所有的爱情故事。
漫画版《七月与安生》、《告别薇安》，让安妮的偶像值再次上扬。安妮没时间掀自己的石榴裙看，只顾在她假想中雷同的爱情里埋头，可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正仰着脸呢，腮边一定还挂着让人心疼的小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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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文字存在永恒的缺陷，就像它把爱情美化或者颓废得不再真实。
爱情是什么呢？我们曾经为爱情弹过吉他，曾经为爱情写过诗，曾经为爱情串着宿舍推销袜子，曾经在沙锅摊儿上细声细气地告诉老板“别放香菜”……这些爱情在安妮宝贝的故事里是看不见的，在她自己的生活里大概也没有。或者是安妮觉得一切的真实都太庸俗，才把什么都打扮得花里胡哨忧伤无比，她用一块破布条堵住了爱情的嘴，然后，听她说。
幸亏我已经过了青春期，要不顺着安妮宝贝指的方向我会一直走进爱情的疼痛里，我也会在身上套件白色棉布长裙，把没穿袜子的脚放在球鞋里，哪怕捂，也很诗意地坐在窗台上或者酒吧里，把自己打扮得直指人心。可我的青春期早在十几年前就过了，现在的我连和别人拥抱都要下意识地收一下腹，没办法，爱情让一个少女变成了少妇。以前对美没什么感觉，现在觉得满大街到处都是美女，后来想想原因，也许是自己老了，对美的标准也放宽了。上个月看见刘若英，我说，你现在都快成美女作家了，她着笑问“我美吗？”。
当美女已经成为一个很通俗的称谓，爱情又是什么呢？也许有一天我们偷偷拔掉塞在嘴里的破布，透一口气，将能盘点出我们曾经年轻过的爱情，那才是真正的绚丽。
旗袍下的狐步
怀旧是一种传染病。
我们喜欢把自己扔在这种情绪里，任怀旧的底色在心底蔓延。美丽而无辜。
就像我们愿意跟随陈丹燕浏览上海，去细心阅读一个远离我们的城市故事。《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色拉》直到我们又跟着她一路走到欧洲，走到《木已成舟》。城市细节成了一个剪影，铺垫在想象的天空，独自绽放。
细读陈丹燕，时间的缝隙吱哑一声拉开了，三十年代舞厅流行的爵士乐瞬间倾泻出来，我们在她的文字里旋转，无法停顿。新鲜出炉的法式面包散发着诱惑气息，所有不曾经历过的时尚生活泉涌而出，那些或长或短的旗袍包裹着昨天的花样年华，风情的大波浪一颤一颤，摇曳出只属于上个世纪的万种风情。沉淀在时光尽头的城市被陈丹燕诗意地描绘着，像一幅油画，轻盈而生动。无轨电车、狐步舞、月份牌上细眉红唇的女子，那么单纯宁静，文字已经变成一双翅膀，它不停抖动着一个人对于过去的怀念。
我对陈丹燕的熟悉还在初中，大概很多跟我年龄相仿的人都看过她写的《女中学生之死》、《一个女孩》、《独生子女宣言》，它们曾经是我们青春期读物的坐标，静静地摆在那，惶恐纯净。她说“不在年轻的时候临摹成熟，也不在成熟之时假装年轻”，我记住了，这句话跟好多格言抄在一起。
等到再次看见陈丹燕的名字已经是很多年以后，我不再往小本上抄喜欢的话，她也不再写属于少年的故事。我跟出版社的人说我是陈丹燕的FANS，人家大笑，然后给了我所有陈丹燕的书，还有她的电话。
我沿着她指的方向一路走到翡冷翠，《木已成舟》用陈丹燕的目光注视着欧洲的艺术殿堂，精致而诗意。她到了莫扎特写《费加罗的葬礼》的故居，站在波提切利画的妩媚茫然的维纳斯对面，看到了他当年用刮刀留下来的痕迹，她在但丁的故居听人用意大利语朗诵《神曲》，她在柏林墙博物馆流泪……陈丹燕用十年的时间收集着欧洲的碎片，她像蚂蚁一样走着，在心里一点一点修补。
感受这些东西，十年不算长。
当木已成舟，当上海和欧洲成为叠影，陈丹燕在自己的文字和油画中，成就了她的精神故乡。
由远而近，陈丹燕始终有节奏地滑出她旗袍下的狐步，自如优雅。书里不断出现一句话：突然，就被击中了。陈丹燕被什么击中了呢？那些艺术的震撼，还是精致的繁荣。她说，因为去了欧洲，才有了“陈丹燕的上海”，是欧洲打开了她心中的一扇门。门外是绚丽，门里是动听。
怀旧是一种传染病。我们听见旗袍下的狐步发出恰恰声，那是一种怀旧的节奏，踏碎了昨日的时光。
找得着北 找不到路
自从有了卡拉OK那东西，在很多人内心就衍生出了自恋情绪，你看他们站在电视前面举着话筒摇头摆尾的劲儿，晃若一树梨花压海棠，那一刻，满脸麻子的人都会以为自己就是黎明。他们永远在抱怨哪哪哪的音响太不好，从来就没怀疑过打自己嗓子眼儿里冒出来的音准。自恋的力量就像魔法石，有了它能要嘛有嘛。号称艺术家的人胆子更大，一出手就惊天地泣鬼神。我参加过一个生命主题的先锋画展，满墙乱七八糟的颜色直接刺激人的生理反映，想吐。后来问了，才知道，那些画是放大了的很多绝症病理切片图，艺术家们心理素质特别好，中午吃盒饭的时候还闲虾仁少。你说，要不是有自恋这个精神支柱撑着谁能那么气灌长虹啊。他们自作自受着他们的乐趣。
我还认识一个人，固执地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美女，无论她妈妈怎么日渐憔悴苦口婆心，她还期待着“一个真正的王子”，我不知道拾到圆口布鞋的王子除了沾一手土以外，还有心思去找随便在他途经的路上使绊的人吗，反正至今我的朋友仍每晚读一安妮宝贝的文字，然后腮边挂着温暖、自恋的眼泪睡去。
这是一个自恋时段，就像于是的小说。
那些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人一个一个地出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赏识自己。我一直在猜测她笔下人物生活的环境，是上海，是北京，还是广州呢？于是用温和的叙述方式告诉我们貌似熟悉的城市里一些自恋故事，他们的自恋更多来自内心，更多的与情感有关。
“他不停地在说——每次路过那个地铁口，都会见到一个乞丐，他浑身烧伤得让人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