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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阿弥陀佛了。
那时的阮大可，既不造反，也不保皇，算是哪派也不沾的逍遥派，又仗着一手医术，哪派也不去惹他，日子倒也真的逍遥。有一阵子，他天天去李雪庸那里闲谈，其实，是看上了李雪庸的女儿李青青，想教她做自己未来的儿媳。李青青是阮红兵的同学，小小的人儿，气质却不俗，相貌虽说不上美艳，举止做派自有一番雅致，与乡野粗笨女子很不一样。阮大可既存了那份心，有事无事便喜欢找李雪庸攀谈，常常是推杯换盏，竟夜不散。时间久了，俩人越发投缘。阮大可暗想，他两个在小城也算有名有姓的，若成就了这桩亲事，岂不是一桩美谈？只是碍于阮红兵的顽劣行径，无法跟李雪庸开这个口。
事又凑巧。其间，打省城发配来一个怪人，据说是哪个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是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学者。此人年约五十上下，不修边幅，行为乖张，大夏天的穿一身厚棉袍，睡觉也不要枕头，枕着两块砖头，没事就看外文原版书，十天八天不见洗一次头面，跟人说话通常只用一两个字。教小城人奇怪的是，这人单单和王绝户很说得来，两人有时凑到一起叽叽咕咕能说上两个时辰。有人偷偷地听他二人说话，却听不懂这两个怪人在说什么。有略知些命理的偷听了一回，说那俩怪人在讲奇门遁甲呢。小城人知道，那是一种神秘的异术，当然也是封建迷信，反动的“四旧”货色。这事被阮红兵知道了，就召集一班造反的学生，要把那两个怪人揪出来批斗。阮大可见红兵要揪斗王绝户，抄起根木棍要和儿子拼命，王绝户才躲过一劫。阮红兵就想出各种花样折磨那个研究员。一天，阮红兵和两个同学在那人的阴茎上用铁丝系了半块砖头，悠悠当当地吊着，直到把那人的阴茎勒成黑紫色，人也昏死过去。士可杀不可辱。第二天一早，房东便在那人住的小屋里发现人已悬梁自尽。镇革委会派人草草地把人埋葬了。兵荒马乱的年头，谁也没很在意这件事，惟有王绝户偷偷地在那撮黄土堆前哭了两回。小城人就不拿正眼瞧阮红兵了，背后说起他，只一句：“这痞货！”那以后，阮大可就更不能和李雪庸提结亲的事了。
那怪人的死，毕竟和阮红兵有着关联；当时虽说逢着乱世，又是个孩子，但终归是条人命。将来会怎么个收场呢？阮大可心里没底。病急乱投医，只好再找王绝户，王绝户给看了看，说：“卦象上煞气重重啊。”阮大可重重地唉了一声。王绝户自嘲地笑笑，说：“我这套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不瞒你说，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信。我看你也不必庸人自扰。”阮大可又是重重一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吧。”王绝户见阮大可印堂黯黯的，知道他心事不轻，只好又劝：“果真天意难违的话，也许还可尽尽人事。”
文革过后，百废待兴，各人都在忙各人的事，阮红兵一时间就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有一阵子有些发萎，见人老爱干笑，半傻不的，人看看就真的要废了。再后来，社会上各种新奇的事多起来，这里，那里，几乎每日都可听到各样闻所未闻的消息，有些事情很是新鲜，好的坏的都有，教人瞠目结舌。阮红兵渐渐发现，老实人又开始吃瘪了，一些痞货三弄两不弄的竟成了暴发户。他不明白了，世事怎么会转来转去转成这个样子呢？他就常耗在闲人们聚集的所在，尖着耳朵听稀罕，慢慢的，他又故态复萌，人们又看到了前些年那个阮红兵。上年岁的老人都纷纷摇头叹息，却也无可奈何。阮大可彻底认命了，人前人后提起那宝贝儿子，一律称为“我那活祖宗”。也早不去做与李雪庸联姻的梦了，更懒得操心为儿子张罗婚事。那个李青青呢，自然已嫁为人妇。阮红兵还算有自知之明，并不去觊觎良家女子，就和文革时期的造反战友陈露稀里糊涂地成了夫妻。人们笑着说，这俩人儿，真是天配。好孬也是桩姻缘吧。阮大可曾为儿子这桩婚姻去王绝户那里问吉凶，得到两句话：“莫问吉凶事，定数谁能违？”他也只能暗叹定数难违。毕竟是亲生骨肉，他不指望儿子变得多么好，就希望着小两口儿从此以后收收心，勤谨守分地做个普通人，也就罢了。
近晚时分，阮小邈还没有放学，大约又留下补课了。陈露去学车。阮红兵想象着陈露跟大胡子教练揽在一起笑闹胡扯，就心神不宁的。一个人寂寂地在家中独坐很不耐烦，就踅到老爹这里。那次，阮大可从暖春阁回来，阮红兵瞪着牛眼，吼吼地跟老子喊叫了一通，最后气得阮大可狠狠扇了他俩嘴巴。阮红兵也一个礼拜没登这个门。但父子毕竟是父子，血脉相连呐；更何况老婆子不在了，这屋里院里格外空旷清冷，多个人走动还显得活泛些。阮红兵很快地就又涎着脸来了，爸长爸短的。阮大可也并没有真的把红兵的吼叫放在心上，他还不了解自己养的这个混球吗？
这会儿，见老子在那里修合草药，就没头没脑地问一句：“那小白脸儿到底想和红旗怎么着啊？”阮大可知道红兵不同意红旗和莫小白谈恋爱，说那小子太阴。但这事还轮不上他说话，就哼了一声：“歇着吧你，我还活着呐。”
阮红兵闹个没趣，便歪在沙发上噼里啪啦地乱按电视遥控器。先是看一会儿足球比赛，本省球队那个绰号屠夫的前锋表现实在太差，在球门前跟小脚女人似的，很轻易地就被对方后卫撂倒了。又看一场模特表演，扭屁股扔大腿，老一套，不新鲜。接着看一个电视剧，言情故事，三弄两不弄的，男男女女就揽在一起，咬住各自的唇腮，蚂蟥似的不撒口，都他妈俗透了，尤其是那无聊的对话，听得阮红兵直想骂街。
阮红兵是个浪子不假，可他不是那种任吗不懂的混混儿，往好了说，他还是个有层次的人儿。整日不务正业的那帮人里，也照样分三六九等。他在那里面大概能算个上等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好人堆里的渣子，坏人堆里的精英。别人就想不到，这么一个人，平日特别爱看新闻节目，特别关心国际国内大事。苏联要解体那阵儿，每晚的新闻联播他是必看的，雷打不动，看了，还能像那么回事似的评论三五句，那意思也不离大谱儿。
这功夫，电视里正讲一个大学教授去摆摊卖烧饼，阮大可听了，随口说：“这叫什么世道啊，把个大学教授挤对得没法活了。”阮红兵在一旁冷冷地说：“你看吧，那教授没准儿是个水货，这年头讲究竞争了，他就像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一样，混不下去了呗。”说得阮大可一愣，想想，还真难说。
又换个频道，里面一个学者模样的人在讲北约要东扩，俄罗斯要搞邦联，西方几个大公司要联手合并成经济巨头，就说这世界越来越大。阮红兵却接上说：“明明是世界越来越小嘛，将来互联网一普及，全世界立马变成地球村。”他又喋喋不休地给老爹讲解着现实中的小城，说和那天下大势一样，也是越来越往小了变。大块的田地割得零零碎碎的，分了；大片的厂房切成一块一块的，你占一间，我占一角，开饭馆，弄发廊，搞桑拿。像变戏法，又像一群蚂蚁忙忙活活地分食一块大蛋糕。终日紧锣密鼓，总有这样那样的会在开，改这革那的。他盯着老爹说：“小城中心广场为啥平地戳起一座酒楼？因为据说干酒楼赚得最狠，头头们便下决心也想火它一把。可巨额兴建款哪里来？”阮大可顺着他的话音说：“是啊，哪里来的大笔钱呢？怕有三五百万吧？”阮红兵笑笑说：“好办。您老人家还没听说吧？近些年全国各地发明了一大筹款妙招——集资。”阮大可说：“这倒也是个办法。”阮红兵哧地一声冷笑：“那也叫办法？那是拿老百姓养家糊口的血汗钱去办有权人想办的事，正式的名词儿叫形象工程。您老人家是没看见呐，听人说好多地方集资，干部像电影里的伪保长一样挨家挨户催款，就差没缠上裹腿，再背一杆三八大盖枪了。”阮大可就骂他：“胡说八道！多好的事到你嘴里也变了味儿。”阮红兵瞪起眼睛说：“还多好的事？得了吧您。我见过那些酒楼是怎么赚钱的。专挑些二十来岁的小丫头摆在大门口招摇，引逗顾客，实在不行了，决策者还有更狠的一招儿：改成夜总会！这一改，生意百分之一百地要火起来，只可怜那些小丫头，就都得沦落成风尘女子了，成了改革派的牺牲品。总之吧，人们不过是变着法儿地弄钱，弄得到的是改革家，是弄潮儿，是爷，弄不来的是窝囊废，是三孙子，得乖乖儿地下台当老百姓，做观众。现如今，人都看着自己脚下的一小块，都想给自己找辙，踅摸路子。过去那种全国同一型号的大锅饭，从此以后就甭再想了。您老人家说说，这世界是不是变小了？”
听了阮红兵的话，阮大可直翻楞眼珠子，知道不是什么好话，却找不出恰当的词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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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红兵说得兴起，又给阮大可念了一套歌谣儿，说是从那个整天拖着鼻涕的傻哥那里听来的。阮大可也曾听傻哥念过这谣儿，道是：“五十年代人爱人，六十年代人帮人，七十年代人整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九十年代人摞人。”傻哥的谣儿是用那劈裂般的嘶声喊出来的，别有一种苍凉的味道，听了教人就觉着人心不古似的，不雅是不雅，终归比一些歌星那哼呀呀哼呀呀牙疼似的唱儿耐嚼。阮大可最起初从傻哥那里听到的时候，前几句是懂了，那后一句就有些不知所云。后来，联想到平素耳闻目睹的种种不堪的世象，方才恍然大悟——进入九十年代，去发廊酒楼夜总会的多了，挎小蜜携小姘包二奶打野鸡的多了，可不就到处人摞人了？
阮大可停下药锤子，禁不住摇头苦笑。看看歪在沙发上已昏昏入睡的阮红兵，一时间就弄不清自己的儿子到底是何许人也，就凭他，也能看出些个世道沧桑？也有资格在那里说黑论白、愤世嫉俗？岂不是笑话！他有些愤愤的，也说不清是冲着谁，重新捣起草药来，下手就有些重，叮当的乱响。前些年，政府重新把田地分给农民的时候，他也听傻哥念过两句谣儿，念的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时听了，尚觉顺理成章，还摸得清这世事的来龙去脉。如今看不懂的却渐渐多起来了。弄出的名堂一个比一个新鲜，各色各样的人物走马灯似的换，教人看了晕晕乎乎的。刚才这小子说到的弄潮儿，这几年小城还真有那么几个，上蹿下跳，不甘寂寞，追着赶着趟进浑水，脑瓜壳儿冒一冒，再看不到人影了，竟也被糊里糊涂地追认为改革者。看不懂，实在看不大懂，也许红兵说的不全是混账话。可是不管怎样，阮大可心中自有一定之规，他想，这世界总不会脱出“黑白”二字吧？不管世事如何变幻，不管你权贵也好，草民也罢，若能知黑守白，便吃得，睡得，乐得，怕它何来？
阮大可正郁闷着，门外就走进一个人来，看着阮大可，笑笑。阮大可认得他是红兵中学时的同学，姓黄，叫黄啸天，那时也是造反派里的一员干将，心狠手黑，能打能闹，阮红兵的机灵圆滑和他恰成一文一武，俩人惺惺惜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