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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超越这种观念的桎梏。文学创作中对羞耻心文化有不同的超越方式。劳伦斯是一种方式，他认为性就是美，他在小说中给性活动以至善至美的描绘。《黄金时代》不同，它肆意嘲讽对性的表里不一，但同时对性作游戏的处理，不是将性美化、神圣化，而是将性的价值中立化。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当“我”不承认人们给性施加的丑名时，口气随意而平淡。让读者阅读时也滤去了那些故弄玄虚的羞耻色彩，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在作家看来，围绕性兴师动众本身就是可笑的。性关系只是当事人的私事，用不着别人去干涉。干涉本身就让人发笑。只有人们对性的态度坦然了，不再大惊小怪了，人们的心理才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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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荒唐言/朱正琳（1）
听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已由华夏出版社推出，不胜欣慰。一位大陆作家写的一部纯文学作品，在海外出版，在海外获奖，在海外引起关注，而大陆读者几乎毫不知情，这委实让人气馁。究其原因，据称是因为“这本书里有不少地方写到性”。我们且听听作者自己是怎么说的：“虽然在文学中过分写性有媚俗之嫌，但是笔者决定不加改动。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又何须掩饰？虽然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活过来，还要这样一步步活下去。对我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值得珍视的了。”作者写性，是在写生活、写生命，无须回避。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媚俗，不在于它是否写到性，而在于它所写到的性在全书结构中是否必要。滥用之笔方可称为“过分”。再者，媚俗者写性必然会写得浮浪虚假，关键则在于他们把性制作为某种消费品，而没有把性理解为生活本身，或者说，他们从根本上就缺乏对生活的理解。好作家笔下的性总是会引发对生活的观照与思考，每每令人正襟危坐。当然，有批评家早就指出过，对于那些见到圣母像都要起淫欲的人，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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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黄金时代》，香港版，出版商竟易其名为《王二风流史》，且收入“风月系列”。据我所知，这使得王小波颇为恼火，所以这回在大陆出版，他坚持把书名改回来，宁可冒不畅销的风险。我曾戏言，《红楼梦》原先也曾名为《风月宝鉴》，港台的出版商抑或大有深意？难得的是台湾人毕竟能认识到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书中第一辑曾获台湾联合报“第十三届小说奖”之中的中篇小说奖就证明了这一点。易名为《王二风流史》也并非完全不切题，书中主角叫王二，的确有好几档子男女故事。只不过这些故事难称风流，倒得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神韵。因此，《王二风流史》一名过于外在，未解其中之味。但要港台商人解得此味未免要求太高，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个“黄金时代”。
全书由3个中篇辑成，但由于人物与情节不乏连贯性，一气读来倒也仿佛读了一个长篇。从王二的半世人生中截取了3个时段作为视点，于是有了《黄金时代》（20岁），《三十而立》（30岁），《似水流年》（40岁）3篇，而其生途际遇却在其中交错蔓延。20岁的青春活力无所收束（缺乏凝聚点？），金灿灿地抛洒在穷乡僻壤（插队在云南）。性爱是自然的节奏，挨斗挨批是社会的旋律，二者协奏成曲，怪诞中被嘲弄的是某些观念，被显现的则是不可遏制的生命。30岁时生活居然又重入“正轨”回城入学且做了大学教师。无奈已然“偏离的原子”（取伊壁鸠鲁之意——本文笔者）梦魂难归，时时刻刻只感到“而立”的别扭与可笑。实际上这别扭也因环境而起，原以为一场震荡已改变了一切，回过来却发现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这使人想起柏拉图的“洞喻”，出洞见过另一番景象的人怕是很难再老老实实地呆在洞里。40岁人谓年届不惑，偏偏却蓦然回首，一咏三叹地追忆似水流年。几个难忘的人，几件难忘的事，反反复复在那儿敲击。其荒唐，其惨烈，是够人想一辈子。然而那种轻淡幽默的叙说却直让人啼笑皆非。掩卷长思，又只觉它胜过声泪俱下好几筹。
我这样来概括全书的内容难免失之过简过粗，而且势必有欠准确。小说你得去读，不能听人介绍。观王小波之走笔，很快就能发现他掌握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有人说他走了黑色幽默的路子，似也有几分道理。不过，我想补充强调一点：这不是说他模仿或借用了黑色幽默的叙事方法，王小波的独特叙事是和他的独特感受血肉相连的。独特的感受包含了独特的领会，文学家的才能正在于使之直接得到独特的表达。杜甫写寒露，却道“露从今夜白”；加缪写下雨，竟说“终于把大海都淋湿了”。即便是一景一物，一落笔也惊人，出人意表而又在情理之中。语言与感觉浑然一体，易一字便不再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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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荒唐言/朱正琳（2）
王小波就具有这样的文学才能。说来惭愧，我与王小波是同代人，经历也大致相仿。每常暗自思量：我们这一代人几十年无功无果但却有声有色的经历不该被我们带进坟墓，写下来，记录下来，或可为时代见证一二。然而却苦于下笔无神，一说就是套话。套话也者，人云亦云而已。自己的经历套在别人（或众人）的理解之中，表达出来自然有隔靴搔痒之感。也有人不顾隔靴之苦，连篇累牍地写，读来却让人有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感觉。无他，许多作品都只是某一众人认可的观念之图解，不是独特感受之直接的独特表达。文学作品就是奇，恰恰是其独特的个性最能打动人心，使人从深处领略到某种普遍性。缺乏文学才能如我者，既不满意作泛泛之谈，便只好让自己那一点感受窖在心中馊掉。间或发出一声喊，也直如鲁迅先生所云：“天地之大呀，我说不出；父母之恩爱呀，我说不出……”说不出有说不出的苦。王小波却说出来了，真真切切地说出来了，既不落套又不离谱，既没有（如某些人）煞有介事地作反思状，也没有（如另外一些人）故作姿态地作潇洒状。他也在严肃地思考，他也在机智地调侃，但这一切都毫无卖弄之嫌地融入了他独特的叙事之中，朴实无华，轻淡幽默。单从这一点讲，他的作品《黄金时代》已经是我们时代难得的一部文学作品了。如果多有几位这样的作家，各自从不同角度叙说，一代人的陈年旧事也许就能在较为充分的显现中重获生命，成为鲜活的记忆。据我了解，王小波本人是一个不善经营但却十分勤奋的作家，已完成和待完成的作品还有许多部，我们有理由寄予厚望，期待它们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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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黄金时代》/何怀宏（1）
读《黄金时代》，首先吸引我的是其中的逻辑。王二插队那地方的队长说王二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王二若想证明他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1、队长家没有一只母狗；2、或者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3、王二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不巧这三条一条也不能成立。王二知道是谁打瞎的，但他不能出卖朋友。然后，又有传闻，说王二与另一个队的医生、丈夫坐牢的陈清扬搞破鞋，要证明他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1、陈清扬是处女；2、王二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不幸这两点又难以证明。
这大致就是《黄金时代》的辩伪逻辑：如果说你8，你证明你是7，是6，或者是9，是10都没有用，你必须证明你是0，或者根本不是个数字才行，余者可以类推。比如说你“反动”，说你是“坏人”，大致也都得如此证明，也就是说，你必须证明你根本不会动，你根本不是人才行。当然，这些证明都很难。不过，王二也有自己的办法：一天他借了朋友的气枪上山，看见了队长家的母狗，就射出一颗子弹打瞎了它的右眼，这条狗既无左眼，又无右眼，也就不能跑回去让队长看见了——天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对于搞破鞋的指控，大致也是如此办理，因此才有了一个咸湿的故事。但是，在那个时代里，许多人并不是都能有王二这种办法的，于是自戕者有之，发疯者有之；真的反动、真的不反动，真的不再是人者也有之。
王二后来出息了，还写了篇哲学论文，他举出下面两个推论：1、凡人都要死。皇帝是人，皇帝也会死。2、凡人都要死。皇帝是人，皇帝万岁！这两种说法王二都接受。他认为在他所在的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存在本身，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只是具体应用时必须做出判断，事关存在，就从大前提、小前提，得出必死的结论；事关生存，那就高喊皇帝万岁万万岁。通过学习和思想斗争，最后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无比真诚地同时说“皇帝必死”和喊“皇帝万岁”，可以无比热情地同时唱“从无救世主”和“出了大救星”。
我们很少读到真正有哲理意味的小说，我这里所说的“哲理”不是明确的道理，而恰恰是暧昧的、刺激人思考和分析的，如卡夫卡的小说所提供的。我想，8年前出的忆沩的《遗弃》是一本，不过它很快就湮没无闻了；最近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也是，但也罕见书评。王小波这本书也应当算，哪怕就凭作品直接描述及其中隐含的逻辑，其中还有许多看似荒谬的故事，例如王二总被老鲁追逐、武斗守楼等等，当然，最耐人寻味的还是王二这个中心人物。
王二想按他真实的本性去生活，但是，他又生活在一个有相当多禁忌和面具的时代，王二是少有的一个在那样一个掩饰的时代里不加掩饰的人。所以他老是磕磕碰碰，王二对强者不以为然，有时也有损招，但一般并不正面对抗，对女性、弱者、受害者相当心软，甚至有点怜悯，但这种怜悯一般总是隐藏得很好，只是偶尔一露，例如在贺先生横死、刘老先生馋死的时候。王二碰到障碍并不想斗争或者率众反抗，他的办法是不争辩、不正面对抗，不妨有一些妥协，他不执著，对什么事都有点无可无不可，但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让别人无可奈何，他自己也无奈，但绝不是一种沉重的无奈，而是轻轻松松的无奈。他的许多行为几近“下流”，但他并无恶意，并不想伤害谁，他甚至可以说是经常做好事的，虽然这好事满足了对方的心愿，却被社会视为“坏事”，他做这种好事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和强烈的热情，当然也不是损己利人、舍身饲虎。他有几分义气，也有一点痞气——而这种痞气也许是为了对付同样带有一点痞气的时代，这种痞气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一个一本正经的时期之后，时代突然放松了一下，虽然放松了一下又马上收紧了，但一旦尝过这种滋味，本性如此的人就再也不愿意放弃了。
王二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人物？是一个“反英雄”？一个“局外人”？还是一个“多余人”？是一个现代“游侠”还是一个都市“流浪汉”？是更像堂·吉诃德还是更像唐璜？甚至王二到底是几个还是一个？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无论如何，王二这样一种形象、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感受方式、这样一个记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