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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拉客户，”彭胜利说，“我给下面的员工分配工作，小单子他们搞定，遇到搞不定又有机会的大单，我就带着技术人员亲自上门。”
“可以啊，都当上领导了。”王波羡慕道。
李耀林说：“该我们羡慕你才对，以后肯定当大官。”
王波摆手吐苦水道：“别提了，我就一跑腿的。今年团里的重点工作是推进再就业，帮助那些下岗青工转变观念，配合有关部门，培训他们的职业技能，提供再就业信息服务。我现在搞的是‘青年兴业领头人’项目，分配给我好几个下岗青年，说是要开一家合伙制企业。哎呀，我的妈，哪里是他们开公司，简直是我在开公司，连公司执照都要我帮着跑。”
宋维扬笑道：“可以啊，你很受领导器重，这工作关系还没转正，就已经分配给你实际任务了。”
“这里头水深得很，幸好有个领导是复旦学长，不然我只能老老实实当老黄牛，”王波说，“老黄牛你们懂吗？每个单位都有那么一两头。有事你来干，功劳别人的，出了问题你背锅。”
李耀林道：“国企也差不多，我算见识到了。幸好咱是名校毕业生，在领导那里挂了号的，不然也是一辈子当老黄牛的命。”
王波笑道：“所以我就羡慕丁明和彭胜利，在私企做事才痛快，是非功过分得很清楚。”
“老周怎么不说话？”李耀林问。
周正宇打着哈欠说：“这段时间忙着学英语，白天跟外教练习口语，晚上还要背单词，我都快疯了。你们知道的，我从大二开始，哪次英语不补考？英语四级考试我还是抄过关的。现在让我考托福，我哪里考得过？”
“你英语四级是抄的？”
“你不是去英国留学吗？考个鬼的托福。”
彭胜利和聂军同时发问，他们的关注点明显不一样。
“考四级的时候，坐我前面那个是高手，早就认识的。我考前塞200块钱给他，承诺事后再给他300块，这才险之又险的过了，”周正宇分别回答两个问题，“至于考托福嘛，是我爸的主意。他说英国的文凭不如美国的好使，非要让我去美国留学，还请了个老外给我当老师练口语。”
闲聊之间，几人已经来到答辩教室外面，班上其他同学纷纷过来叙旧。
宋维扬自然是大家攀谈的焦点，还有人在实习单位干得不自在，想要进宋维扬旗下的公司。
大概快到中午的时候，终于轮到宋维扬答辩。
上头坐着一位教授、两位副教授和一个讲师，宋维扬鞠躬敬礼，微笑道：“各位老师，上午好！我是社会学1班的宋维扬，学号XXXXXX，我的论文题目是《中国村镇经济形势与粮食危机之关系研究》。在此，我首先要对孙教授说声抱歉，你给的论文选题我都没选，自作主张的换成其他方向。同时，我还要向在座的四位老师表示敬意和谢意，感谢老师们这四年来孜孜不倦的教诲，以及感谢老师们今天不辞辛劳的参加我的论文答辩。”
孙教授笑问：“你这篇论文，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读到，为什么不提前拿给我看看？好歹我也是你的论文指导老师。”
宋维扬说：“我在农村待了将近三个月，走访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南部的三个省份，共计9个乡镇、41个村落。刚开始，我的论文方向是探究中国村镇经济市场与增大内需的关系，很快又改为探究三农问题。但这些课题太大了，问题太多了，不是我一个学生能够讨论研究的。于是，我又把方向转为粮食问题，多方收集资料数据，一直拖到前几天才把论文完成，没来及给指导老师过目。”
孙教授说：“开始吧。”
宋维扬道：
“首先我向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本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近年来我国村镇经济市场的崩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镇经济发展迅速，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创立，特别是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自从1987年以来，村镇经济每况愈下，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日渐凸显……农民手里是没钱的，他们的钱已经被三提五统和附加摊派给榨干了，再算上种子、农药、化肥、灌溉等成本，农民种植主粮已经属于实质性亏损的经济行为。”
“这就引出本论文的第二个内容，即粮食危机。我这次主要调查的是长江流域的产量大省，耕地抛荒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由于这些地区靠近长江水道，信息资讯和思想观念都相对开放，在种粮实质上亏损的情况下，许多农民选择外出打工。”
“交通越发达的农村，这种情况越严重。比如xx省的xx村，全村青壮年共计1106人，其中大约400人在沿海省份打工，他们只需打工4到6个月，就能买回一整年的粮食，而且还能承担公粮提留。丈夫外出打工的，家里的土地基本是妻子在耕种，如果两口子一起打工，那么土地就只能抛荒，或者借给亲朋好友耕种，这个村的耕地抛荒面积约为0。6％。从数据上说，似乎并无大问题，但它的趋势很可怕。因为仅仅三年前，这个村的耕地抛荒面积还只是0！”
“我们再看更靠近沿海地区的xx村，这个村的青壮年共计967人，其中大约500人都选择外出打工，耕地抛荒面积达到了1。4％。村里以老人、妇女、儿童居多，当地戏称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绝大多数的青壮年男性都离开了。主要原因有两点，这个村的干部是村霸，摊派费很高，这个村的土地不肥沃，产出较低。农民在趋利避害的意识指使下，非常轻松的就能做出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是滚雪球式发展的。三年前，这个村外出打工的不足200人。先行者在城里站稳脚跟，又赚到了钱，很快就有更多村民加入其中。”
“我们不妨做出推测，再过两年，如果中央不取消农业税，不减轻农民的负担。还有多少农民愿意种地？出去打半年工，就能赚到更多钱，买到更多粮，为什么还要守在土地里刨食？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去打工，甚至是妇女也跟着出去，农村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
“农村耕地的抛荒面积，不会一点点增加，更是呈几何倍增长。如果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太多，留在农村的那些种不过来，抛荒面积将一下子达到红线。紧邻长三角的xx省，虽然政府公布的耕地抛荒面积不足1％，但据我获取的实地调查资料，抛荒面积很可能已经接近2％，甚至是更多……”
四位老师面面相觑，这个课题内容很大啊，都足够作为研究生论文。
如果宋维扬在论文里把解决方案补上，直接就是一篇博士级别论文，妥妥的。
是的，宋维扬只研究了现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但字里行间表达得很清楚，想要有所改变，就必须取消农业税。
孙教授问：“你论文中涉及到长江流域好几个省份，数据确切吗？你有实地调查吗？”
宋维扬说：“我花了15万元，组织了一个调查队伍。”
胡教授忍不住笑起来：“宋老板果然大气，我一年的研究经费还不如15万的零头。”
“胡老师说笑了，”宋维扬道，“回头我就给咱们社会学系赞助50万元。”
潘教授突然说：“你这是想贿赂咱们？”
宋维扬道：“那我就不赞助了？”
“可别，”潘教授连忙道，“你不赞助了，我就成了社会学系的罪人！”
这论文答辩都搞成聊天了，可见宋维扬跟老师们关系很好，而且他的论文也优秀到不可能不通过的程度。
孙教授问：“农村真成了你论文中说的那个样子？”
宋维扬道：“得分地区，越开放的地区，土地越不受重视。而越闭塞的地区，依然还是老样子，甚至有人为争地打起来。我记得孙教授以前也下乡当过知青，你印象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景象，恐怕再过几年就不复重见。在沿海打工的是一部分，还有在本地县城打工的，造成耕地的季节性抛荒。比如收获了玉米、小麦这些主粮，以前农民往往种植花生、土豆等辅助作物。但现在农民不种花生土豆了，而是就近出去打零工。越是农闲的时候，农村就越见不到几个人。可能你回到曾经当知青的农村，见到的全是老弱妇孺，没有丰收和热闹，只有荒凉破败。土地抛荒还只是经济问题，只是粮食危机，它还会带来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留守儿童的成长教育问题，这就是另外的课题了。”
潘教授说：“对于你这篇论文，我没有资格评价，我对农村问题也没什么研究。不过你的行为值得表扬，社会学系的学生，就应该关注社会实际问题。”
孙教授道：“你自述的时候说太多，已经超时了，让下一位同学进来吧。对了，记得给《复旦学报》社科版投稿，我也会帮你往上递，这篇论文应该受到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第349章 【宋维扬系数】
或许很多朋友不知道，90年代发生过一次世界性的粮食危机。
1991年世界谷物产量比上一年同比下降31。20％，中国谷物减产11。47％；1993年世界谷物产量比上一年同比下降31。57％，中国谷物产量下降21。81％；1995年世界谷物产量再度下降31％，并爆发了影响全球的世界粮食危机。
《中国会让世界挨饿吗？》和《谁能养活中国？》两篇美国论文，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此事对宋家最关键的影响，是中国开始限制白酒产量，并大幅提高白酒的消费税。
同时，中国农民的粮食征购额度越来越高，农民需要上交的公粮也越来越多。再加上1995年之后，中国粮食持续三年大丰收，终于平稳度过了这一次粮食危机。
中国1998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90年代的顶点。也正因如此，现在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很多，但关注粮食安全问题的却很少，因为每年中国的粮食产量都在不断提高，并且粮食价格持续下跌。
宋维扬这篇论文，首先发表在《复旦学报（社科版）》，引起校内的小范围关注。接着又投稿到《中国社会科学》，这份期刊格调太高，没有获得通过。
倒是盛海本地的《学术月刊》给过了，引起不少社会学者和三农问题专家的讨论。
少部分学者同意宋维扬的观点，但大部分都予以批评，认为宋维扬这是在危言耸听。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几年前，认为虽然农民工数量越来越多，但还不至于造成耕地大面积抛荒，因为这些农民工的土地会被村里的其他人耕种，农民恨不得在每一寸土地上种粮食。
但现实能让人惊爆眼球！
就像宋维扬在论文中说的那样，农村耕地抛荒面积，不是一点点增加的，而是呈几何倍上升。
这个问题明年就会被引爆，特别是南方农村，打工农民人数飞涨，土地抛荒面积跟着飞涨，全国粮食产量从1999年开始逐年下跌，至2003年跌到了谷底。伴随着中央取消农业税，并改革粮食购销制度，农民负担减轻了，粮食产量才开始慢慢回升。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渐渐放开白酒产量限制，中国白酒行业才迅速繁荣起来。
宋维扬在论文里面，选取了几个典型村落，列出三年来的打工人数和抛荒面积的变化，并整出一个相关系数。
通过这个系数计算，长江流域某些省份的耕地抛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