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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青青吓坏了:这要一通检查下来,得花多少钱呀?!家里现在是一分钱也没有。
胡大霞:“他们都去哪里干活了?”
田青青心里憋屈,说话的口气也很生硬:“不知道。”
胡大霞:“快着给我找回来,给我家继波看医生去!”
“队上派的工,我们哪里知道呀?你找队长问去吧!”田幼秋听着不顺鼻子,没好气地刺了她一句。他知道自己妹妹没推杨继波,这是大家都看到的。杨家的人纯粹诬赖人!
“好你们一伙子小兔崽子!”胡大霞指着大伙儿恶狠狠地说:“我找你们队长干什么?你们一个队上的,还不向着你们?!我找大队部去,看有人管得了你们管不了你们?!”说完,气呼呼地走了。
“她真要找大队部去怎么办?”田青青忧愁地问了一句。
“怕什么?你又真没推他!到时候,我们大伙儿给你作证。”温晓旭安慰道。
田青青知道真到了正式场合,小孩子的证言是不算数的。猛然想起那辆牛车,又对温晓旭说:“晓旭哥哥,你们队上的付振海,就是昨天下午在杂树林里哭的那个,他看见了,还过来看了看杨继波。真要闹起来,他可以给我作证。”
温晓旭:“他呀,喝了酒就哭,不喝酒比谁都song(注1),没人瞧得起他。”
田青青:“他只要给作证就行,管他有人瞧得起没人瞧得起呢?”
温晓旭:“嗯,要是到了那个地步,我给你去叫他。”
田青青提心吊胆地过了一上午,做中午饭的时候,大队上的喇叭响了,指名让田达林夫妇去大队部一趟。
正在烧火的田青青闻听,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个矮胖娘们,还真把事儿给挑起来了。
下工往家走的郝兰欣和还在出积肥坑的田达林闻听,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庄稼人,只知道吃饭干活,从来没跟大队上的人们打过交道。只有开全村群众大会的时候,才去一趟大队院里。现在被单独传唤,一下子慌了手脚。
夫妻俩赶忙回到家里,互相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又询问孩子们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和谁革气了?!
于是,田青青把上午杨继波摔到坡下磕着脑袋、杨继波的母亲找了来的事情说了一个遍。
“磕的怎么样?”郝兰欣忙问。
“她说磕了一个大疙瘩。我估计不会很严重,因为他是从上面轱辘下去的。也就碰了一下。可她却说要是村里的医疗点看不了,就上公社卫生院,卫生院看不了,还要上县医院。给她儿子拍片检查。医药费我们全拿。妈妈,我觉得她这是胡搅蛮缠。”
田达林夫妇闻听,心一下提到嗓子眼里。
“孩子,你怎么招惹着她了呢?这可是个滚刀肉,骂遍全村无敌手。没理儿也能扯出三分来。”郝兰欣愁眉不展地说,“她这是见她儿子摔伤哭回去,以为你们欺负他了,来找我们出气哩。”
田青青:“妈妈,我确实没有推他。”
郝兰欣:“她才不管这个呢?不管谁对谁错,她不占光就不行。”
“她这一找到大队上去,事情就更难办了。”田达林也皱着眉头说:
“她仗着她男人在县肉食部当会计,断不了给村里的干部们弄点猪肉、头蹄杂碎什么的。她在村里横着走。村干部不看僧面看佛面,都让着她。出了这时,很难说不向着她。”
田青青撅着嘴,无限委屈:“她再横也得说理呀?!我真没推她儿子。是杨继波自己摔倒后轱辘到坡下去的。”
“大家都看见了。就是他自己摔倒的。那时,青青还没爬起来呢。”田幼秋也说。
田达林拧着旱烟卷,皱着眉头:“一伙子小孩子,谁信你们的话呀?”
田青青:“九队上的付振海也看见了。他正好赶着牛车走到那里。”
田达林:“那是个癞皮狗,扶不上墙。”
郝兰欣:“咱给他没来往,扶上墙去也不可能为咱得罪胡大霞啊?!那个娘们谁敢得罪?!”
这时,大队上的喇叭又广播了一遍。
“你去吧。”田达林点燃了自己卷的一头拧,猛吸了一口,对妻子郝兰欣说:“她一个娘们家,反账起来我能说什么?你去了,也不说别的,把事说清就行。实在不行就把付振海也牵扯出来,他是唯一的见证人哩。”
“我怕他再说是咱闺女推的,那可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咱再冤屈也没处说去了。”郝兰欣一副要哭的表情。
田达林:“咱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妈妈,我也去。”田青青一旁说:“我是当事人,我给他们说清了去。”
田达林想了想,说:“也好,给你妈妈做个伴儿。不过,到了那里可不要乱讲话,你妈让你说你再说。”
田青青点点头。
母女二人一块儿赶往大队部。
大队部里只有治保主任和广播员小吴。胡大霞一脸凶神恶煞地坐在那里。嘴里“呜哩哇啦”说的唾沫星子乱飞。
治保主任见郝兰欣领着女儿来了,用手势制止了胡大霞。对郝兰欣进行了一番询问,又询问当事人田青青。母女二人自是实话实说,都说杨继波是自己摔倒后轱辘到坡下面的。
胡大霞不干了,一口咬定是田青青把她儿子推下去的。
一个说推,一个说没推,双方相持不下。治保主任问是否有别人看到,田青青说在场院里玩儿的小朋友们都见到了。还有一个赶牛车的大伯也看见了。
治保主任问清了在场院里玩儿的小孩子们和赶车人的姓名后,便让广播员广播:九队社员付振海,立马到大队部来一趟。
果然小孩子们不算证人。
先是让八队社员田达林来大队部,后又叫九队的付振海。这两个人可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最基层社员:一个老实的人面前一说话就红脸,一个song的扶不上墙去。大队的广播里竟然喊出他们的名字,实在是稀罕。
又赶上此时正是社员们下工的时候,有那家里不需要做饭的又好事的人,便过来探听发生了什么事情。见大队部里只有治保主任一个“官”,治保主任的脾气平时都是稀里哗啦(不很庄重)好跟人开玩笑,人们也就不惧怕他,一个个都挤进屋里看热闹。
大队部里一下挤满了人。
功夫不大,付振海嬉笑着来了。
(注1:song读二声,讥讽人软弱无能。就是尸字里面一个从字的那个汉字,字典里有,我电脑上打不出来。)
第五十一章 艰难取证(一)
更新时间2014…4…22 8:30:36 字数:2277
付振海四十来岁,高高大大的汉子。是一个家里穷得叮当响、顶没价值的庄稼人。他的出名是因为他爱喝酒,而且一喝就醉。喝醉了就放开声的大哭,死了娘老子一般地嚎。酒醒后人们就取笑他。他自知颜面丢尽,便红着脸“嘿嘿”一笑了之。到后来,连脸也不红了,谁说就冲谁笑。木棍子打在棉絮上,打趣的人自觉没趣,后来也就没人取笑他了——不值得取笑!
就是这样一个被人瞧不起不值得取笑的付振海,今天呢,却被叫到大队部,咧着嘴笑着,站在两个女人的中间,等候大队治保主任问话,为两个女人的纠纷作见证,一时间,变得像一个宝贝似的,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好奇!
“付振海,今天上午,你赶着牛车路过八队场院的时候,是不是看见一伙儿孩子在那里打架了?”治保主任这样问。
治保主任就是管调节民事纠纷的,这样的事情,正应该他管,调查了解一番,然后裁决,这是解决问题的程序。
但所有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明白,治保主任是偏袒胡大霞这一方的。别看他是治保主任,其实愣小子一个,处理起事情来,完全凭个人感情。田家庄里的人们都对他尊敬不起来。
付振海眨巴了眨巴眼睛,伸手擓着乱蓬蓬的头发,像平时那样嬉笑着说:
“一条街上住着(八、九、十队都在前街上),较什么真哟!”
人们“哄”的一声笑了——回答的驴唇不对马嘴——这付振海不明明在耍花招?他作证,就未必会是好见证。有的人开始为田达林的女人担起心来。
治保主任又问:“哎,你说,看见没有?”
付振海抬头望着治保主任,依然嬉笑着:“你是说在八队场院里?”
治保主任:“今天半上午的时候。”
付振海:“唔,我赶着牛车”
治保主任:“对呀!”
付振海又伸手擓了擓他的头发,他自己也不由得好笑起来,咧着他的大嘴,一副羞答答的样子,这就又引起一阵笑声。
这时候,他身旁那个矮胖的女人,就是胡大霞,冷笑起来了——她这是冲着她对面那个瘦弱的女人来的——只听她高声大嗓门地说:“振海哥,别人硬说你当时在场,全看见的呀!——看见我杨家的孩子不成器,自个人儿轱辘到坡下面去了,活该摔成那样”
这女人一开口,付振海带来的快活的气氛就淡薄了。大家又把事情记起来,变得烦闷。
这些年来,一听见她的声音,尤其是骂人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像被雨水湿透了的、秋收后谷地里的谷草那样抑郁、寂寞。你看她那妇人家的样子,又邋遢又好笑,三十多岁,头发和脸好像从来也没有洗过,两件灯芯绒衣裳叠着穿在一起,上面有好些油迹。换一个地方肯定会惹人耻笑。
但事实往往出人意料:在田家庄里,她却仿佛一个贵妇人了——因为她的男人是县城肉食供销部的会计,是一个卖肉的——在这物资贫乏一切都凭票购买的时代,这个职位尤其让人眼热。几块猪骨头或者是一挂猪肠子,都能让饥饿的人向她点头哈腰。
正因为此,也没有人相信那个瘦弱的女人——那个被婆婆撵到场院屋里的女人的女孩儿,敢把或者能把比她高出一头的男孩儿推到坡下面去?!
两个女人,一个在村里最强势,一个最受气,大家都知道宠辱对这两个女人是怎样的不同——这虽说像噩梦一样怪诞,却又如街上的电线杆子一样真实——知道明明是胡大霞在欺负人,因此都为田达林的女人大抱不平和担心。
“请你说一句好话,振海哥!我这闺女儿,实在是没有”
郝兰欣怯生生地望着付振海,小声恳求道。
郝兰欣和田达林的老实,在田家庄前街是出了名的。要不然,也不会在两间西厢房里一住十年。累死累活,工分收入全归老人,到了反而背着一身债务搬进生产队上的场院屋里。
尤其是这个女人,从来就懦弱、本分,不敢在大庭广众下高声说一句话。如其不是万分不得已,是不会牵扯到付振海的。
胡大霞一下子就把话接过来了:
“没有!——没有把我家孩子摔死是不是?我家孩子现在脑袋上还有一个大疙瘩呢!想赖账怎么着?事情说清楚了,你得给我孩子看去!村里的医疗点看不了,上公社卫生院,卫生院看不了,上县医院。给我们继波拍片检查。要是落下毛病的话,我跟你们没完。”
嬉笑着的付振海表情一下凝重起来。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传唤的轻重——为两个女人作证,不得罪这个,就得罪那个,二者必取其一。
正在这时候,支书陆建国来了。今天上午他出门办事,回来后听老婆说胡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