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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颐和园回到校园我似乎是大病初愈，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我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宿舍，已是傍晚时分。宿舍里只有李德志一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自己和自己下棋。看我进屋只是抬眼看看，接着又低下头去。在这次运动中他也未能幸免，与别的右派不同是他的“帽子”得来确有点戏剧性。他就像一个慵懒的永不出窝的兔子，一出窝就被逮个正着。我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醒来窗外已经昏暗，宿舍里连李德志也没了影儿。是吃饭的时间，这时我才想到自己连中午饭也没吃。我爬起来往食堂走去。快到食堂门口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是程冠生。我和程冠生一块走进食堂。尽管我俩都成了右派，但友谊继续，也不做出疏远的样子给别人看。吃饭的时候程冠生告诉我今天批判会的情况，说我的逃会行为使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感到震惊。他说我完全没必要这样做，有句话叫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问后来怎样了。他说系总支领导非常恼火，派人四处找，没找到决定批判会照开，对我进行缺席批判。我很惊讶，这是我完全没料到的，我立刻想到冯俐，忙问冯俐到没到会。程冠生说去了，对中文系党总支进行了激烈的抨击，骂总支领导是卑鄙小人，使主持会议的范宜春非常狼狈，下不来台。范扬言要把她的恶劣表现通报外语系党总支，严肃处理。我听了瞠目结舌。程冠生又问我事先知不知道她要这样。我如实相告，说我逃避批判就是为了达到阻止的目的，实在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程冠生扫了一下四周向我俩投来的目光，冷笑一声说：对政治我们是小学都没毕业的，所有的热情都是他妈的狗屁。我不理睬他这套事后诸葛亮的腔调，只关心冯俐的处境。我问程冠生该怎样弥补。程冠生说晚了，也许中文系总支已经将情况通报了外语系总支。我斩钉截铁地说那我要去找范宜春。程冠生说你不找他他也会找你。我说我不等他找我，我先去找他。
吃过饭我立即奔中文系党总支办公室，在门口我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范宜春的口音很有特点，鼻音很重，好分辨。另一个声音我也觉得耳熟，但一时对不上号。我站在那儿，不知该进还是该退。这时传出范宜春的声音：你的第三份检查还可以吧，态度很诚恳，但思想根源还挖得不深刻，要继续提高认识。另一个声音：是，感谢系总支各位领导对我的教育和挽救，我感到温暖。我一定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爱护，继续认识自己的问题，如果党组织认为有必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召开我的批判会，我一定好好配合，建立党组织的革命权威。范宜春的声音：你有这种态度就好，至于怎样继续对你帮助等总支研究了再定。另一个声音：是，范书记，我等着，这段时间我离校会向您报告的。范宜春的声音：知道了，你可以回去了。另一个声音：是，各位领导我走了。再见。听到再见我觉得必须离开这里，不要让人觉得我在偷听，但不待抬腿，门开了，我看见走出来的是吕浩明。吕浩明看见我显出一丝惊慌，张张嘴又闭了，幸好屋里没出来人。我问吕浩明范书记在不在。吕浩明连忙答在在，你进去吧。他侧身从我身边过去，从楼梯口下楼去。我抬手敲敲门，里面说进来吧，我就推门进去。屋里除了范宜春，还有副书记孟广琦和另外几个人，合起来就是吕浩明所称的“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见我进门都用看怪物似的眼光看着我。范宜春冷冷地问句周文祥你有事吗？我张张嘴说不出话来。我本以为见面他会首先质问我为什么要逃会，却不是这样，好像把这事忘了。我静一下心，说范书记我想和你谈谈。他反问一句：你要谈什么呢？我又不知该怎么说了。站在屋中间我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也像剥光了衣裳赤身条条地站在众人面前。如果在一个月前出现这种局面，我会毫不犹豫地摔门而去，甚至还会对“各位领导”出言不逊。但在经历了大会小会批判最终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今日，我已经没有了那种能捍卫自己尊严的血性，我甚至真诚地认为错在自己。即使自己做不到像吕浩明这样向领导请求开自己的批判会，但逃避既定的批判会也是对党组织严重的对抗行为，破坏了领导人的威信，他们仇恨我是理所当然的。基于对问题的这种认识我决定在询问冯俐的事之前首先承认自己的错误，让领导消消气。可我刚要张嘴孟广琦便下了逐客令，他说周文祥你先回去吧，总支马上要开碰头会。我问什么时候能开完呢？他说这可难说，你也没必要知道。我点点头，十分沮丧，只好退出来。
下到楼外面，天已完全黑了。向四下望望，教学楼宿舍楼皆灯火明亮。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去找冯俐，我告诉自己。不待这想法在头脑中得到完全的确认我的脚就已经迈开了。这段时间我坚持不去找她，但今晚无论如何要见她一面，因为事关重大。可等走到她的宿舍下面我又踟躇不前了。我停留在树的阴影里，向那扇晃动着人影的窗子凝望。这时不由想到不久前的那个雨夜，如果当时能照她说的去做，那么她和她舅舅都不会因我而担干系。想到这儿不由心里阵阵作疼。我想起程冠生说的革命热情是狗屁的话，我们的确是幼稚的，可幼稚的又岂止是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幼稚无知的啊，连那些经过了若干运动并且身受其害的人也未能从中接受教训。人家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呀，开始不相信，再说，还不相信，再再说，便相信了，就站起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直到明白并非是言者无罪而是言者有罪才惊呼上当了。连动物都知道看见攻击过它的人赶紧躲开，而人的警觉性连动物都不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回宿舍吧。冯俐不会出来，我也不能进去。从树下到宿舍大门这咫尺之遥，就像是隔着一条漫漫银河。回到宿舍，宿舍里的人齐了。黄伟、董建力倚着各自的铺盖看书。李德志正用一支红蓝铅笔描棋盘，描得专心致志。我们这间宿舍四人中间有两个右派，我和李德志。不知是出自本意还是做姿态，在我和李德志成了右派后黄董两人便向系里提出调换宿舍的要求，理由是和右派分子同住一室有种不安全感。似乎人被定成右派就有了杀人之心。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要求没被批准，因此只能继续与我们屈居一室。平常他们两人很少与我们搭腔。对此我并不在意，相信缺心少肺的李德志更不会在意。说来也奇，本来对下棋兴趣不大的我进屋后看见李德志描出的十分醒目的棋盘突然生出下棋的欲望。于是便向李德志提出对弈一局。不料却遭到他的拒绝。我立刻大感后悔，怨自己不该自找难看。如果仅仅是我俩在屋，我也就自认晦气拉倒。可此刻黄董两人都在，并且俱向我投来嘲讽的一瞥，我忍受不住，瞪眼朝李德志吼叫起来，我说李德志别给脸不要脸，你有什么臭架子可端？我是他妈的右派你还是左派么？对你讲咱俩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啊！李德志被我骂懵了，怔在那儿。我站起来摔门出了宿舍。走在空寂的校园甬道上我很快后悔了。反省刚才的事，我发现自己内心的不良。事实上我是将在“各位领导”面前未敢发泄的怒气倾泄在李德志身上。这一点李德志是不知就里的，而我知道。古语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这话是不对的。真正知道自己的还是自己。我无目的地在校园里穿行，脑子里胡思乱想，想头上的右派帽子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学业，想冯俐会不会因为今天的行为惹出乱子，想家里很久不来信是不是因为接到学校我已成右派的通知，想今年暑假还能不能和冯俐一起回家……想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找不出答案。我感到自己的前途很渺茫，一切都是未知数，且凶多吉少。我像幽灵似的在校园里东游西走，不顾方位，不管时间，直到觉得身上一阵阵地冷，才转回宿舍。宿舍里电灯还亮着，黄董两人已呼呼大睡，李德志端坐床上，身前描成的棋盘上已摆好了棋子，见我进屋李德志朝我指指棋局。我一下子明白：他等着和我下棋。我的心不由一热，我领他的情。我说刚才很对不起啊李德志。他没说什么又朝棋盘指指，我就在他的对面坐下。我连输三盘，输的只能是我。
——六月二十三日。早饭时没见到冯俐，我想大概又去了舅舅家。听她说过自舅舅被打成右派，舅母刚见好的病又加重了。我担心这种时候冯俐老往外面跑对她不利。吃过饭我还是去找范宜春。路上遇见吴启都老师，他和我是同一批公布的右派。他和妻子的恋爱故事我一直觉得可以成为爱情故事中的经典。此刻我眼里的吴老师显得神采飞扬，不像是一个刚遭厄运的人。我叫一声吴老师。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去党总支找范宜春。他说他也去找范宜春。我们就一路往前走。吴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告诉我他的问题有望解决。我问所谓解决是不是指摘掉帽子。他说是。我说刚戴上帽子就能摘下来吗？他点点头说他的情况特殊。他说他替爱人鸣不平才被打成右派，现在公安机关经过重新审理，已对他爱人做出“潜伏特务证据不足”的结论，很快就会释放。既然妻子的案子是错抓错判那他自然就谈不上鸣冤叫屈的问题了，理应平反。我心想这合乎逻辑。我说为你高兴啊吴老师。他说谢谢。走到系总支办公室门口我站住了，让他先进去。范宜春不能同时和我们两个人谈。我等在外边。等了一会儿我觉得站在这儿让别人看见会觉得鬼鬼祟祟的。便又下了楼，在楼前的花园里转悠。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吴启都从楼里出来，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我猜不出他和范宜春谈得怎样，问题是否有望解决。
我立刻返回办公楼。只有范宜春一人在屋。单独在一起范宜春的态度是极有分寸的，声音平和却又拒人于千里之外，既显出一丝熟人情分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冷面孔。而我是很看重这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想趁机和他深入地谈一谈。我问他是否吃过早饭。他说他没有吃早饭的习惯。我说不吃早饭对健康不利。他说也许是吧。我看出他没有兴趣和我寒暄，也担心延搁了会有人撞进来，便从早饭与健康一下子切入正题。我对昨天的逃会向范表示道歉并检讨认错，我说我不是有意抗拒批判，而是有另外的原因。范宜春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