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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大人，据说，卢大人和他的教席都身赏识他，许未来进士之才，大人，请指示我们下一步！”
听到这里，郝欣辉不由脸色有些变化，摇了摇头，这位异人，也真是异类，想了想，就说着：“先看着吧，记录！”
“是！”这一声应着沉凝。
第四卷 无声见惊雷 第160章 … 五阶之修在于人皇
只是找对了人，方信就毫不在意，心中一念之间，一点肉眼看不见的灵光就凭空落下，落到了那个少女的顶上，这就是坐标。
这事办成，方信立刻就放松了起来，再无半点迟疑。
中午宴后，张卓再请方信入内，喝茶相说，这张卓也曾是进士出身，数十年孜孜不倦，学识着实渊博，而方信更是倒背如流，圣贤的微妙大义，侃侃而言，剖决如流：“张大人，学生以为，仁者礼之本，礼者仁之用，是圣贤本意。”
“恩，说的不错，然还嫌有些粗拙，如论义理，入手必是孝悌二字，孝悌也者，其为人之与欤，此是礼之根本！”张卓却摸着胡须含笑说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先贤所言，的确有理。”方信听了，淡然一笑，并不加以辩论。
这就是礼的具体化了，礼就是秩序，在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庞大帝国中，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来统治到基层。
王令不下县，这是必然的，在生产力没有突破前，任何组织制度都无济于事。
前世在地球上，某党曾以农村包围城市为上，这就算说不上贪天之功，也是因为基本交通和通讯突破的原因，如无这点，或者就是赵括之法，或者就是秦法的进化版。
如果说统治到乡级，古代历史上，只有秦法，而历代秦法为什么被世人鄙视，这不单是残暴的原因，而是根本无法推而广之。
秦国初期，面积不过三十万平方公里左右，才可以秦法统治，而等秦国统一天下，总面积也不过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已经无法维持这种制度了。
要维持如此庞大的帝国，如果不行分封制，那单靠自上而下的法令，是不可能维持，唯有着最小单元（家庭）都自动维持的规则，才能如愿。
所谓的孝，指对父母要孝顺、服从。
所谓的悌，指对兄长要敬重、顺从。
这二点，就维持了整个庞大帝国地基本秩序，因此孔子非常重视孝悌，把孝悌作为实行“仁”的根本，提出“三年无改于父道”，孟子也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则进一步提出：“孝为百行之首。”
自古人道之法，已知者，莫过于儒，公平地说，一神教的教义也起了同样地作用，但是区别在于——内外之辩。
所谓的内外，就是一神教的教义维持，不在于家庭和个人内部（日后唯信称义才获得了此功能），而在于牧师和神父外部因素，这毫无疑问，就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信仰控制组织，诞生了在万国之上的教廷。
就算不基于任何立场，单看消耗，就知道这教廷和教会，在达成社会稳定职能同时，也占有了社会三成财富，这种成本非常高。
而儒者，其关键，在方信看来，就是自发性自动性的维持力量——每个家庭要维持基本的秩序，每个掌握家庭和经济的父亲和祖父，每个家庭的继承人，都非常喜欢和维护“孝悌”——维护孝悌就等于维护自己利益，维护自己利益就等于维护家庭稳定，维护家庭稳定就等于维护帝国的秩序。
这是农业时代社会，特别是庞大无法直控的帝国，历史证明最佳最省力最经济的方法，“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稍嫌夸大，不过如果只是“千古”，当复如此！
所以，历代重视孝悌者，无不是深明其理者。
而到了后世，这种维持秩序，渐渐僵化，才产生了森严礼教杀人，而到了生产力突破时，必强调部分人员从家庭、宗族、土地上解放出来，以投入到新生的工商业中，而这种僵化，就成为了障碍。
仁重或会伤礼，而礼重必伤仁——圣人之法，随世而移，这实是不二法门。
可惜的是，地球上，当年三千年之大变时，无数人就不明白这点，彻底抛弃自己秩序，引进外来秩序，以至于三十年中，再无根基可从，华夏之子，竟有千千万万，拜于夷神而从十戒，或称大爱，从这点上说，已是罪过。
圣人之法，随世而移，无执心无不执心，是以圣人无己。
方信自然不会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来说孝悌甚至忠恕的不是，如在此时而说，这不是功德，这是大罪。
洞察这点原理，随口之话，自然深得张卓赞许，不时赞之，心中越发看重。
不知不觉，已是下午，方信见得他虽然兴致勃勃，到底已经年老，当下就停口不说，并且告退出去。
既找到了夏语冰，又进一步理解人道，方信心情很好，面带笑容，自觉身上一尺白光，又清清了半分，而顶上那颗世界珠，又凝实了半分。
世人说道心，不过庸碌。
何为道心，是万世之道为心，如此才能永恒，并且随世而移，从这点上说，所谓道心为七情六欲所迷，不为究竟，不为其真——能乱者，非道心也！
“已经把信息传递了过去，唤醒三世之法，我也略有心得，不过以前没有作过，那就让帝国方面自己来带她回去，想必他们也有自己一套的方法。”骑着驴，走在街道上，方信思考着：“至于考不考秀才，这已经无所谓了，考取了，在这个世界上，更容易活动走走，接触更高的人而已，考不取，这片苍茫天地，还真能拘束于我不成？”
大夏之时，午后的阳光炽热，街道人人避之，在屋檐下走，个个汗流浃背，而方信独在太阳下行之，点点日光，在他眼中，却似光子之海，落在身上，徐徐为之吸取，身上半点汗珠也没有。
骑驴而行，对着那些新来的监督人员，他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却是望也不望。
汝等，吾知之，又何足论之！
就是这骑驴而行，方信思潮如涌，对人道进一步深入思考。
前世地球上的转变姑且不论。
这个世界的主世界，实是走了藩国和殖民地的路子。
文明自唐而兴，对外大举扩张和殖民，道教和儒教的完善改革，使之华夏凝聚力提高，大举入侵亚洲甚至欧洲部分的结果，使华夏传统范围之外，出现了大批汉族占统治地位的汉化地区。
由于技术和交通的极限，帝国中央无法直接掌控那些遥远万里之外的汉化地区，不得不立贵族和藩国。
以此，奠定了万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更是创造了强大的贵族和商人阶级（遥远地区不得不以商为路），等时机成熟时，气运而出如星如斗的人才，君主立宪，民主思想，贵族议会，因此诞生。
这已经证明是有效的道路，但是在方信眼中，还是觉得有些遗憾——这实是半中半西的道路。
而现在这种世界，并无东南亚和欧洲可殖民，那华夏自己，能不能凤凰再生呢？
要怎样才能让汉家文明光耀千秋，要自己能再生并且进化。
地球上超前的一千年历史知识，没有任何答案。
这个主世界的文明，也只能说部分借鉴，相信就算有着无数穿越者，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还是处于茫茫的黑暗之中，不知道路到底在何方。
“摸着石头过河”也算是良策，却是不得已而为之，非是上策。
地球上，有宋说经济，有明说内阁，都是万千有志之士，以及历史背后伟大力量的推动，可是无一都失败了。
宋朝经济世界第一，世界贸易也是第一，不比英国工业革命时逊色。
封建文明和儒家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明朝时，更有着内阁政治。
当朱元璋朱棣等开国之君后（朱棣某种程度上也算），实际上当时士子阶级已经有着共识了，早已成熟，他们不再需要英明的君主，只需要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明朝历史上，第九任弘治皇帝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就称颂他为有道明君，名臣辈出，朝廷得以中兴。
而第十二任皇帝隆庆帝也具备这种特点，因此明臣而出，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
这样的一个皇帝，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皇帝受制于廷臣。
以后万历皇帝，也是英明之君，也不得不心灰意懒，不上朝以表示长期怠工，进行着消极对抗。
这对君王个人来说，并不算是好事，但是对历史来说，这离君主立宪，只有一步之遥了。
相反，崇祯皇帝事事亲为，勤政不休，反而得罪了整个士林阶级，再加上帝国经济和财政的崩溃，使明朝得以灭亡——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这句话并没有错，只是世事而移，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士子阶级，已经不需要皇帝亲政了。
宋有成熟的经济和政治，却失之于武。
明有成熟的军事和政治，却失之于财。
而满清却既搞文字狱，破坏了发展到成熟阶段，濒临君主立宪的知识分子阶级，也破坏了取之万国之财的宋朝经济制度。
此等何其悲乎？
圣天子垂拱而治——这就是君主立宪，也是士大夫的最高理想。
可惜的是，儒家本身也有问题，儒家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变化，事实上，儒家本意就已经非常接近于人道了。
而儒家并非一点不改，春秋时孔子开创儒学，战国时孟子、荀子继承并发展儒学，西汉时，自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上，就进行了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吸取道佛之学，进行重振运动，而到了唐宋，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创立和完善理学。
再到明时，王阳明创立了阳明学派，心学之集大成者。
可以说，儒家事实上，代代在创新，可惜的就是，没有针对“利”这个字深入。
这才是儒家的根本性缺陷，正因为这个缺陷，无论怎么样研究，都局限于每个时代的“人心和统治学术”上，无助于根本性推动社会进步——王阳明已经提出破山中贼，部分涉及到物质层次，却还差了临门一脚，没有对推动物质社会的方面，作出突破。
因此，现有的成果，大部分局限于适宜它生存的农业社会，一旦超越了农业社会，它就失去了生存的黄金土壤。
一阴一阳，一性一命，一内一外，一物一心，天之道也！
儒只用心不用物，只用性不用命，只用阴不用阳，只用内不用外，因此不为人道正宗。
孔孟开创，是以仁礼为基。
董仲舒说出天人感应之理。
心性义理还不足贵，而一气却隐含至道。
阳明学是心学之集大成者，而只是阴道，不是万物物质之道，而实际上，发展到这时，体系内可以自洽，这自洽，就是一气之中的阳道——万物物质社会之学，而入手可以以“利”之！
当然，一阴一阳，已非完全是儒家，而是尽善于人道而上望天道，已和传统道家相连接了。
天地一气而化，在世为阴阳，阴阳者，心与物也！
与心尽善，所谓性理，与道而为汇合。
与物尽善，所谓利理，与道而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