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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郁晃晃脑袋自嘲地一笑，快吃不起饭了，还惦着那些旧事干嘛。
不出三天陶郁就和大厨混熟了，大师傅炒菜热了，赶紧递杯凉茶，兜里永远揣着打火机，看谁抽烟就递个火。这些事他以前都是看别人做，他父母身边都不缺这有眼力劲儿的，那时候他看不起这样的人，可现在觉得这也是门学问，得做得自然不动声色、做得让人感到亲切不觉得你在上赶着拍马屁，不容易。
拍大师傅的马屁并不是无用功，不到三天陶郁就从刷盘子升级到配菜小工，又过了一礼拜大师傅亲自指点了他几个菜的做法，饭点忙不过来的时候，甚至让他炒几个简单菜给客人——谁能想到出国前他唯一拿得出手只有泡方便面。刷盘子和厨子的工资自然不能同日而语，连分小费也是炒菜的拿大头。
半个月下来，陶郁挣出了后三个月的房租和杂费，心里稍微有点底了。他之前不敢跟唐海南说，其实在交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后，他只剩了不到三百美元。有张银行卡里还有八千，但那是第一学期的学费，不能动。这些钱是他上班两年的积蓄，要不是以前大手大脚，说不定整个学年的学费都不用愁了，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吃一碗倒一碗的时候哪料到往后还有挨饿的劫。
开学前的最后一个礼拜五，来中国城吃饭的人很多，店里生意格外火，大师傅炒好的菜都撂在台子上来不及端，领班见人手着实不够，就把陶郁从后厨拎出来帮忙上菜。陶郁整整工作服，问了桌号，端着两盘菜来到了前面。
“时蔬鱼片，宫保虾球——”报了菜名，陶郁一抬头，觉得坐对面的客人特别眼熟，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对面的人也看过来，语气平淡地说：“你在这上班啊？”
陶郁这才反应过来：“常医生！我还没在白天见过您呢！”
常征眉毛一挑，感觉这说的不像人话，跟他一桌的客人“嘿嘿”笑道：“你们都是夜里见啊？”
陶郁也意识到这话容易引人联想，赶紧解释：“不是不是，我们一起租房，常医生早出晚归的，天没亮就去医院，半夜才回家，隔三差五还值班，白天一般没机会见面。”
这是实话，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三个礼拜，这还真是第一次大白天见到常征。也不怪陶郁第一眼没认出来，实在是第一天夜里那黄牛印象太深了，此时对方看起来像变了个人，陶郁以前还没注意，常征的眼眶很深，鼻梁挺拔，仔细看好像有几分混血的味道。
旁边有桌客人要点单，陶郁转身招呼去了。
等他走远，常征的朋友转回头笑了笑：“Roommate？”
常征夹起一个虾球，不咸不淡道：“Shut up。”
店里生意最忙的时候，门口来了几个警察，食客们起初并没在意，直到后厨里起了喧哗。陶郁一脸惊惶地从后面窜出来，一眼看到餐馆正门外的警察，知道前后门都被堵了，情急之下慌了神。
常征和朋友正准备买单，见他一脸悲愤，常征起身问：“出什么事了？”
“查……查身份……”陶郁这阵子听同事们聊过，很清楚打黑工被抓就一个后果——遣送。
常征看了一眼前门的警察，趁没人注意这边，推着陶郁闪身进了洗手间，顺手别上门。
“脱衣服！”
陶郁：“……”
眼见对方三下五除二扒下T恤，陶郁有点发懵，人家谍中谍里为躲避追捕上演个亲嘴就是了，这脱衣服是要干嘛？常医生身材不错……他假装镇定地瞄了一眼，随即又唾弃自己，他妈的身材好就能在公共场所干这事？！
“美国抓黑工的警察，管不管扫黄……”陶郁支支吾吾问。
常征愣了一下，把手里的T恤甩到他脸上，低声道：“想什么呢？！让你跟我换衣服！”
“啊？哦！”陶郁总算反应过来，常征是公民可以随便打工，人家堂堂一个医生休息时间来端盘子，警察管得着吗。
从厕所出来，陶郁强自镇定目不斜视地走到常征那桌坐下，同桌的朋友拖着下巴皮笑肉不笑地看了他一会儿，伸出手道：“你好，我是Tony。”
“陶郁。”心不在焉地跟对方握手，陶郁眼角瞟着餐馆里的警察。
换上工作制服的常征走过来，白衬衫在他身上略显狭窄，他把一个黑本子放到陶郁面前，用对病人开医嘱的语气说：“这是您的账单。”
陶郁张口结舌地看着对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欲哭无泪地想人家帮了个大忙，就当请一顿饭答谢了。翻开夹子看了一眼账单，他恋恋不舍地从兜里掏出五十美元，有气无力地说：“告诉收银的，用现金给我打九折。”
常征看了陶郁一眼，要笑不笑地把钱收进夹子里，转身走了。
第三章
陶郁失业了。
经过这次突击检查，中国城的餐馆商店都得蛰伏一段时间，不敢在风头上用黑工了。陶郁的老板对他印象不错，给他结了这礼拜的工资后，许诺过一阵再找他。陶郁没有因此而宽心，他还得接着找活，不然手里这点余钱可不够他坐吃山空。
一起打工的一个叫六子的小孩给陶郁介绍了个差事，帮冷库搬猪肉。冷库也在中国城附近，给这些餐馆超市供货，由于出货量大，冷库每天都得补货，而这补货时间一般都在上半夜。
陶郁合计了一下，眼瞅开学了，白天恐怕要上课，上夜班合适，于是当天晚上按照六子给的地址，屁颠屁颠地就去了。
陶郁原本想着自己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干点体力活不算什么，可搬了两个晚上，就觉得浑身僵成了一扇梆硬的死猪肉，爬不起来了。他跟六子发牢骚：“那墨西哥人怎么长的？明明矬得像个土豆，居然力大无比，一手拎一扇排骨跟玩似的！”
六子不以为然道：“老墨都是牲口，以前我跟一装修队干，去雇主家里拆浴缸，老墨连工具都不用，直接抱着晃晃就生拽下来了，那浴缸还是拿水泥砌在地上的呢。”
陶郁乍舌道：“这跟咱们决不能是一个祖宗，这他妈是从犀牛进化的！”
六子“呵呵”笑着，发动那辆比他岁数还大的皇冠，排气管抖得好像拖拉机，顺路送陶郁回家。
“陶哥。”六子说，“你这样的文化人，何必跟我们一样当苦劳力呢？”
陶郁不以为然：“谁说文化人不能干苦劳力，你问问中国城打黑工的，十个有八个是硕士在读，还有两个是念博士的。”
六子一笑道：“能来留学的，家里就没有揭不开锅的，打工就是为了多几个零花钱，洗个菜端个盘子了不得了，像你这样的还真少见。”
陶郁心想，我们家确实没揭不开锅，可是我快揭不开锅了。这话他不愿意跟外人说，总觉得在外面宣扬家里事，甭管好的不好的，都像是敞胸露怀给外人看，不是长脸的事。
“你就当我是行为艺术吧。”他说着指指路边，“我到了，就停这吧，你也早点回家。”
六子开车走了，陶郁双手插兜往唐海南家走，刚走两步听见身后又有发动机的声音，回头一看是常医生下班回来了。陶郁一看表，凌晨四点，唉，同是天涯苦命人。
常征锁好车拎着书包走过来，还没靠近就不自觉地抽了抽鼻子，问：“找到新工作了？”
陶郁点点头。
常征：“不是杀猪吧？”
陶郁：“……”
两人轻手轻脚地回了家，各自洗漱。陶郁倒在沙发上，累得从头到脚没一处是自己的。正在半睡半醒间，感觉到有人动了动他的枕头。
“常医生？”陶郁半眯着眼，迷迷糊糊地问。
“没事，你睡吧。”常征说完，回自己房间关上了门。
陶郁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中午，醒来时家里另外两人都上班去了。他从沙发上爬起来叠被子，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两张Subway三明治店的代金卡，一张二十美元。
陶郁笑了笑，把两张卡塞进了钱包里。
两天后开学了，再次踏进校园，陶郁莫名生出一种绝地重生的感觉。
本科时他念的是热能与动力工程，听起来跟能源搭边，其实就是修锅炉的。两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对这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申请学校时转成了环境工程，他申的是博士，相当于国内的硕博连读。别以为他是一心向学，申请博士的唯一理由是从第二年起有可能拿到奖学金，念硕士就别想从学校骗钱了。陶郁没钱，出国的钱都是自己上班时挣的，没跟家里要一分。他的钱只够付第一学期学费，努努力打工能把第二学期撑下来，后面的他就指望跟导师混好了拿奖学金了，否则一直半工半读，最可能的结果就是钱也没挣到，书也没念下来。
美国念书跟国内不大一样，自己选自己的课，必修课每年都开，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选择今年上还是以后上，反正毕业前修完就行。这样自由选课的结果，就是同一专业同年入学的人，直到毕业可能也没见过几面，尤其工科很多在职研究生，上课来下课走，根本没机会交流。
相较于美国本地的在职学生，留学生们相互之间的接触倒是比较多，按规定留学生必须注册为全职学生，这意味着每个学期都要修够一定学分，上的课多了，碰面的机会自然就多，一来二去就熟悉了。陶郁相熟的留学生有五个，一个台湾来的，一个韩国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西班牙的，还有一个印度阿三。
台湾同胞名叫骆丰，来自台南，个头不高，带着一股淳朴的屌丝气。陶郁原本担心跟台湾同胞会有政治上的隔阂，但他很快发现担心都是多余的，骆丰同学压根儿不关心什么一个中国问题，他最关心的事是康熙来了今天请谁做嘉宾。
陶骆二人一开始并没有打得火热，因为陶郁这人不幸地对综艺节目完全没兴趣。但后来被搅屎棍一样的韩国棒子催化了一下，两人的同胞情迅速血浓于水了。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某天小韩和骆丰一起去学校超市，卖东西的小哥随口问小韩是不是中国人，小韩就出离愤怒了，质问卖货小哥为什么说他是中国人，并且指着骆丰问小哥为什么不说他是韩国人。骆丰和小哥都不太能理解小韩这种莫名其妙的炸毛行为。见自己的质问没能引起共鸣，棒子那种“全宇宙都是我大韩的”的毛病犯了，冲着骆丰喋喋不休“长白山是韩国的”、“粽子是韩国的”、“端午节是韩国的”……
以骆丰对政治的漠然程度，对这类挑衅一向持有“这干我屁事”的态度，但那天不知哪根筋搭错，忽然就热血了，面红耳赤地跟跟小韩争论起“historical problems”。
此时陶郁恰好从旁经过，轻飘飘撂下一句“韩国是中国的”，在小韩酝酿好反击之前，他又补充了一句“historical problem”，然后就走了。
据骆丰讲，陶郁走后小韩脸憋得通红，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最后生生被气跑了。
这两人在背后像小娘儿们嚼耳根似的，猥琐地笑了一阵，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第四章
芝加哥这个地方，一年里有半年在下雪，好时光是从五月到十月，但又雨水不断。
秋假前一天晚上，陶郁有门水化学。这天预报将有暴风雨，阴了一整天，直到九点下课的时候，雨来了。陶郁看着窗外风雨交加，犹豫了两秒，决定冒雨回家——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