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擞栈蟆�
硕大的野生橄榄树出现在我的脚趾头的根须下面，那些裸露在泥土之外的根须，呈金黄色，与旁边的荆棘连在一起，当男孩们已经接近目标并奋不顾身地沿着树根往上攀援时，我已经和另外两个与我同岁的男孩仰起头来，男孩们爬上树是为了晃动树身，那时候我和女孩们就站在树下拣橄榄。当一阵突如其来的响声降临时，青绿色的橄榄已经从树上飘落下来，它落得如此之快，以致于我们还没有感受到时间在嘘地一声中已经变幻了场景，地上的绿橄榄就已经像陈列的绿棋在交叉之中出现在眼前，我们开始往口袋中拣橄榄，我的脚踝又碰到了那些荆棘，那些像细小的蚂蚁般噬人的一阵阵疼痛仿佛是可以忍受的。
不能忍受的却是傍晚，当我们终于回到金沙江边的五七干校时，我们抛下了几袋橄榄，仿佛在这一个时刻，在已经实现的目标笼罩之下，我们才一个个地意识到疼痛。我们的母亲，那些喂猪的妇女们开始观察到了我们的变化：我们的脚踝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的疼痛，荆棘已经扎进了肉体深处的那种疼只有在傍晚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我们终于一个又一个地发出疼痛之声，妇女们－－我们的母亲开始始端来盐水为我们洗脚踝，盐水的入侵性在此刻变得很剧烈，它开始引起了我们身体的一场骚乱，这骚乱肯定是要发出的，凡是碰到荆棘的女孩和男孩都要经历这场骚乱。
骚乱是在妇女们集体宿舍区发生的，除了盐水来自骚乱之外，缝补衣服的针也带来了更多的骚乱。当母亲手里捏着金属色的针尖来到我面前时，我知道，一场难以回避的疼痛即将开始了。之前，母亲说，我脚踝中已经扎进了几十根荆棘，必须用针尖将荆棘挑出来。母亲说话时，我已经想象出针尖进入我皮肉的痛感区域。所以，抗拒是无用的。
面对布满我脚踝中的几十根荆棘，抗拒确实显示出了太多的徒劳，这种道理正在被我的肌肤所感受到。我面对着母亲，我面对着一盏油灯，我同时面对着那细小的针尖，我无法控制这种局面，就像我无法控制我的身体不颤栗，不喊叫一样，所以，整个五七干校那天晚上都弥漫着我们的叫喊之声。
然而，叫喊了一阵之后，我的嗓子开始变沙哑了，我就像停止了喊声，母亲的针尖依然穿行在那些荆棘之中，我的身体，我的荆棘－－在1967年的初秋降临在我的故事之中。它随同母亲指尖的那根细小的针尖在颤动，它使我的身体第一次因为追循一个目标，并为这个目标付出了疼痛的创伤。
当最后一根荆棘被母亲挑出肉体之外时，我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所以，我便睡着了。显然，在这时，睡眠是幸福的，即使在五七干校简陋的集体宿舍区域，我的身体依然能达到某种恬静。骚乱终于结束了，从那以后，每碰到荆棘，我都会机智地绕开它，记忆是无限的，它尽可能伴随我出入于任何地方，在荆棘丛生处，我的脚踝已经终于可以产生机智地、诡秘的技巧。因为我再也不会让荆棘穿透我的皮肉。这一切经验都需要我用身体去经历。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我们体验到了荆棘，1967年初秋，我在金沙江边的山坡上，用幼小的身体经历了荆棘，这注定着以后我还将经历其他事物中所产生的荆棘，比如，从一只暗红色的石榴中也会产生一种爱情的荆棘；从一道彩虹上升中也会产生分离之苦的道路；从酒杯的碰撞之声中已经结束了相遇时的快乐。这一切都会带来荆棘似的疼痛。我们的身体之谜正是因为可以感知疼痛或接受疼痛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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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 挂在悬崖树枝上的身体
一个人奔向悬崖的时刻，只有一个牧羊人看到，因为在那个时刻五七干校的黄昏显得很喧闹，这正是所有劳动改造者饥肠辘辘的时刻。人们面对着集体式的用餐活动，谁也不知道在这个时刻哪一个人缺席了。而且，经常有人因为种种原因缺席，正当我把一只小碗和一双筷子送至嘴边时，一个牧羊人跑进了我们的视野，他赤着脚，穿着羊皮褂，气喘顺吁吁地说：“你们的女人跳崖了。”所有人都在这一刻停止了咀嚼声，停止了筷子和碗的碰撞之声。
晚餐被一幅激动的、危险的、恐惧的画面所占据着。母亲说方雅琳不见了。别的人也说方雅琳这几天神思恍惚，昨天晚上还有人看到她半夜时出了门，在夜色中走来走去的。方雅琳一直患着精神忧郁症，在来五七干校之前，她被一个男人强奸过，后来强奸她的男人也死了。然而，这个恶梦始终纠缠住了她。她几乎每夜都做恶梦，还会发出时断时续的尖叫声。
在牧羊人的带领下，我们跟随着大人们往那座崖顶跑去，晚餐显然是不存在了，牧羊人一出现，大家的胃口就没有蠕动感。这是一个让人气喘吁吁的时刻，每个人仿佛都加快了脚步，奔向崖顶。当我们站在崖顶往下看去，又一次一次地从崖顶上往回退去。
牧羊人是在赶着羊群回家的路上看见那个人纵身跳崖的。他还来不及把羊群赶回家就跑到了五七干校，作为一个牧羊人，他知道那个女人是五七干校的女人；作为一个牧羊人，他还知道，光凭他是无法拯救这种场面的。必须尽快地通知五七干校的人。此刻，作为一个牧羊人，他突然意识到了也许还有别的拯救方式。当我们立在崖顶时，牧羊人突然攀起树枝往下滑落而去，这是他出入的山冈，他似乎可以了解一座悬崖的本质。所以，当他忘我地往松树枝下悬崖滑落而下时，我的心悬空了。我抱住了母亲的腿。于是，我们都在同一个时刻听到了牧羊人的叫声，在声音中我们渐渐地听清楚了一个现实：跳崖人的身体悬挂在一根树枝上。
身体啊身体，我们的身体都在这个现实之中挣扎着，仿佛我们在纵深的绝望深处看到了希望。希望显然就在眼前，我们身体此刻朝下倾斜，我们的视线都在顺着牧羊人的声音看去，就在这一刻，我看见了一团乌云般的黑呼呼的东西，落在树枝的中段，难道那就是跳崖人的身体吗？难道她就是那个叫方雅琳的女人吗？
她的身体悬挂在树枝的中段，幸好这树林托住了她的身体，否则，身体就会落在深不可测的无底深渊之下。牧羊人已经和另外的男人托起了她的身体上的崖顶。因为跳崖，她已经昏迷，在她看来，在她那颗绝望的心灵看来，她已经死了，已经落入了崖顶，然而，她的呼吸起伏着，这不过是昏迷而已，她将醒来。
牧羊人拯救了方雅琳的身体，而他的羊群却四散而去，不过，牧羊人只打了几声呼哨，那些羊群就陆续地回来了。我们带着方雅琳回到了干校，几个小时以后，方雅琳醒来了。她又回到了现实之中，她的身体正面临着惊悸和绝望之后的一种恢复期。时间会帮助她忘记那座崖顶，也忘记那次身体的坠落之迷。
有一天，我和伙伴们来到了崖顶，我们都伸出舌头，谁都不敢往下看，因为谁都不敢让身体由此坠入深渊。也许从那刻开始，我就体会到了生命对死亡的这种抗拒，而当一个人往下跳去时，确实需要勇气。绝望可能带来死的勇气，方雅琳想纵深一跳，结束身体的苦难，而树枝托起了她，她想死而不死的现实，使我们伫立在崖顶，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伙伴，那时候都收怀着生的幻想。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那时候都凝固着这样的记忆，并将这记忆像录像带一样重放着：一个女人的身体挂在树枝上，像乌云一样挂在空中。
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身体开始像树枝一样生长着。我们爱我们的身体，因为在生与死的界限之中，我们看到了从树枝上的身体重新回到地上的那个女人，她又进了猪棚，同妇女们经历着时光的更大的摧残，而这种摧残却充满了期待。
1972年 母亲分娩时的肉身
1972年8月底一个秋日即近的时刻，我记得夏日是这样结束的：在我抵达另一个拂晓时，窗外正扬着细雨，母亲说秋日到了，要增加衣服了。果然，我感觉到了从细雨中到达我身体的凉意。母亲站在衣柜前，那是我们惟一的小衣柜，也是母亲婚姻的证明，她挺立着腹部，那腹部已经从山坡转变成山丘，甚至像我见到过的横断山脉中最为起伏的丘陵。我刚穿上母亲递给我的秋衣，我就感觉到母亲的手，那双手曾经培植过白色的蚕蛹的世界，那双手曾经摘过无以计数的桑叶，母亲是县农业局的农艺师，长期工作在这座小镇上，这使得我们从出生以后，就可以接触到边远的角落上闪烁的色彩。
比如，把夏日结束并悄然送走的一场细雨，今天抵达了我的窗口，同时也抵达了我的身体中尖。推开窗户，我可以仔细地感觉到细雨已经溅湿了瓦砾，那是青灰色的瓦砾，而上面却长出了夏日生活中最疯狂的草棵，然而，随着秋雨的降临，那些草棵开始萎缩了。而旁边站着的则是我母亲，她已经发出了一阵阵的呻吟声，她的双手剧烈地舞动着，她急切地说：“快去，快去院子里叫你父亲。”我母亲急促地呼吸使我感到恐惧，我穿巡了整座庭院，然后才发现父亲正站在水井边缘，给一棵苹果树修枝。那是一棵已经进入秋雨中的苹果树，它仿佛生病了，父亲正在给它治病。
父亲是三天前从省城回家的，也许他已预测好了母亲分娩的时间。父亲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男人，无论他有多么的忙碌，当母子每一次分娩时，他总是会提前回到母亲的身边。父亲扔下了那把剪刀，急促地从庭院奔向母亲身边时，我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当父亲搀扶着母亲奔往镇医院时，我像小鸟一样虚弱地扑腾着翅膀，跟在他身后，母亲的身体很特殊，由于羊水太多，镇医院让父亲将母亲送到县医院去分娩。我搀扶着母亲站在路边。父亲则站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一侧，那是一个翘首等待的时刻：我们欠起身体急切地希望尽快地拦住一辆货车，因为只有货车才可以能通往县城。那时期根本就没有通往县城的客车。也就是说，我们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货运车上。终于来了一辆绿色的大货车，父亲站在公路的中央，手臂交叉地挥动着地姿态很像现在的城市交通警察。
货车停下来了，从小镇到县城的路需要一个半小时，在这不长不短的距离里，母亲正在与她的分娩期搏斗着。母亲倚依在父亲的肩头，她正在忍受着一场分娩前夕的阵痛。秋意虽然寒冷，母亲的脸上却涌满了与阵痛搏斗的汗水。我作为几姐妹中惟一跟随着的使者陪着父亲一起到县城分娩，那时候，我似乎肩负着一种责任，我要陪同母亲顺利地分娩，而我的心脏却一直在跳动着，不亚于母亲与阵痛搏斗时的状态。在货车的车轮转动中，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县医院的妇产科，母亲很快就被送往分娩室。那时候，我和父亲可以站在分娩室中陪同母亲分娩，这是一种最为人性的方式，由此，我头一次感受到了一个女人的身体与疼痛斗争的全部过程。
母亲叉开双腿，我敏感的心灵，我起伏的心灵，我探测式的心灵，我动荡不安的心灵，我惊悸的心灵与我的身体彼此呼应着，当一阵撕裂式的尖叫声穿越我的耳膜时，我看到了令人眩晕的红色汹涌而出，一声啼哭突如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