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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买家具吗？”——这是废话——“我们这都是实木的家具，货真价实，您看看这木纹儿……”——我想她真是不懂，好家具不一定非得是实木的，而且木纹越大越不是好木头——“我们这套卧房家具现在打七折，不过您要是结婚的话，我们可以另外优惠……”
这时我转过头，看她。
她的话戛然而止，瞪圆了吃惊的眼睛，我们对视了几乎整整半分钟，她才呆呆地开了口，声音一下子变得既刻板又机械：“……您结婚的话，凭结婚证可以打五折。”
我严肃地看着她，说：“我不结婚。”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是找不出此时该说的话，于是顺着刚才的话问下去：“那您，您是来买家具吗？”
我摇摇头：“不。
她竭力做出职业化的礼貌，说：“不买也没关系，您可以随便看看。”
我说：“我想找你谈谈。”
她十分冷淡但又客客气气地回答道：“对不起先生，我现在在上班。我们规定上班时间不能和客人闲聊。我和你们北京人不一样，我能找到这份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这时又有顾客路过，她再次说了对不起，请原谅，便抛下我去招呼其他顾客了，依然是那一套“货真价实”的推销辞令，声音又恢复了正常的活力。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默默离开她的摊子，向门口走去。
我坐在路边的汽车里，等她。
两个小时后，太阳西斜，三环家具城关门下班。安心伙在一批卖家具的售货员当中最后走出大门，大家四散而去，安心独自往南走，我发动车，跟了上去。
那天晚上我用车把安心拉到了嘉陵阁餐厅，我期望嘉陵阁能带给我们一些共同的记忆和感性的话头。尽管回忆过去显然不可能成为这个晚上的主题。
和两个月以前相比，安心明显地消瘦了，脸色苍白，这让人心疼不已。消瘦和苍白都是一种历经磨难的标志，而磨难会使人显得更加高尚和更加美丽，甚至，更加性感。我看着那张依然纯净的脸，真想说我爱你！但我没说。我只是详细地问了这两个月以来她的经历。我迫切地想要知道，她是怎样度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打击。
安心表现得比我预想的还要心平气和，她没有一句抱怨和诅咒，甚至没兴趣再谈起这件“糟事”。她的宽容和平静让我感动，同时也让我更加羞愧自责。
“我前一个月没找着工作，有点着急，后来到一个小餐馆打了两天工，再后来就到三环家具城去了。是常来我们那餐馆吃饭的一个老客人介绍我去的，他就是家具厂搞销售的。”
我看她挺满足的样子，也就笑，替她高兴。我问：“他们这样诬陷你，开除你，你真的不生气？”
安心一笑：“以前有一个相面的说过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多灾多难。我一想，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气也没用。”
我说：“你不应该认命，受了委屈还是要据理力争，实在不行可以去告他们。他们靠编造事实就能把你炒了，你怎么就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安心淡淡地说：“我只是个临时工，他们要辞退你，说什么不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告也没用，随他们说去吧，反正又不往档案里写。”
我被她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感染，也就笑着问：“哟，你也有档案呀？”
不料这句话却把她问得愣了一下，她淡淡地笑笑，然后扭头看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我现在，就是得找那种不需要档案的地儿。”
她说的这句话，以及说这句话时的那个表情，都怪怪的，像真有什么“历史问题”似的。我心里的疑问，不便直露，只能用玩笑的口吻刺探：“哟，你以前犯过什么错误吧，你档案里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记录啊？”
安心的目光收回来，重又落到我的脸上，她说：“我犯的最大的错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
“什么错误，我怎么不记得了。”
安心再次移开目光，她说：“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和毛杰有了那种关系。”
每次提到毛杰，她总是脸色枯死，这使我真切地意识到，这大概就是她灵魂中最深的伤痛。我把我脑子里突然闪过的猜想，脱口而出：“因为你和毛杰的事，所以那个张铁军离开你了，对吗？”
安心转头看我，眼里分明有了些闪亮的东西，可她却咧了咧嘴，生硬地笑了一下。我看出她想沉默，同时又听见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确认了我的推断。
“对”
我们都不再说话，我完全能体会到安心的悲伤和孤独。我还可以进而推断：她应该是依然留恋着那位张铁军的，不然怎么会至今不能解脱！
我们沉默良久，我一向不大善于安慰人的，所以我不知怎么搞的竟不合时宜地问了这么一句：“后来你又交过男朋友吗？”
安心很明确地回答：“不算你的话，没有。”
她的这个回答让我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过，怎么叫不算我呢，难道我不算吗？可细一想想，这个回答至少说明她是把我和她的关系，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了。
我绕开话题，假装随意地问道：“我刚认识你没多久那会儿，有一次去找你，在路口看见你和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在一起。我看你们好像很熟似的，反正不是一般关系，所以我就没叫你，怕打搅了你们。”
安心疑惑地反问：“什么时候，谁呀？”我大致描绘了一下那人的外貌，反正那人特显老。安心恍然点头：“啊，是他呀，那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是什么意思呢？我不便直问，只好带了些恶意的酸劲儿，说了句：“是吗，我还以为他是你爸爸呢，他那岁数，和你算是忘年之交了吧。”
安心没有回答，对我的尖刻只报以淡淡一笑。她不回答本身似乎也有点反常。她那淡淡一笑，更有几分暧昧可疑的味道。
我接下去问：“两个月以前我收到你还给我的钱，是从云南南德寄过来的。是谁寄的？是你家里的人吗？你们家不是在清绵吗？”
安心这下倒是毫不回避地说道：“就是我那个朋友寄的，他姓潘，他写了他的名字吗？”
我说：“没有，落的是你的名字。看来你们俩关系还真不是一般二般，都好得不分彼此了。”
我的口气上，明显话里带刺的，但安心不知是装傻还是真的迟钝，竟随着我说道：“对，他对我真的很好。”
我看着她那张画儿一样标致的脸，难以看透她是单纯到顶还是老谋深算。我现在才发觉她是一个让人一眼看不透的女孩。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恰恰是这一点，才让我一直对她神魂颠倒，欲罢不能。
那天我们从嘉陵阁出来，我本想拉安心找个酒吧坐坐，但后来没去。一来因为安心说有事得早点回去，二来我也怕酒吧那地方熟人太多，万一被谁碰上三传两传传到钟宁的耳朵里，又是一场风波。
我开车把安心送到西三环路离三环家具城不远的一个路口，安心下了车。我坚持要把她送过去，她坚持不让，说里边窄车子不好调头。她最后跟我说再见时我抓住了她的一只手，把那只手放在我的手心里轻轻地揉搓着，然后拿到我的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她没有拒绝，但也没做反响。
我说：“还想再见面吗？”
她笑笑，反问：“你还想买家具吗？”说着她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们家具厂的经营项目，还写着安心的名字。她说：“下次来别忘记拿着它，凭这个可以给你打七折。听说你要结婚了，带上结婚证我打对折卖给你。不过我们那家具可是属于工薪阶层的，你们才看不上呢。”
她说完想拉开车门下车，我接了一下锁死按钮，车门哗的一声锁死了。她回过头来，疑惑地看我。我皱着眉问道：“你听谁说的？”
“什么？”
“你听谁说的我要结婚了？”
“听跆拳道俱乐部你们班何春波说的，他那天到我们那儿买家具来着。”
何春波？我一时想不起这位何春波何许人也，听这名字显然是个跟我并不太熟的人，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我跟安心的关系，不可能把我的这类事儿在安心面前学舌，我疑心地追问：“他怎么跟你说起我来了？”
安心不答。
我执意再问：“是你问他的，还是他自己说的？”
安心沉默了一会儿，承认：“是我问他来着。”
我心里呼紧了一下，愣了片刻，突然扭过身抱住了安心。
虽然在车子里我们的姿势都很别扭，但我仍然紧紧地抱住了她，我在她耳边轻轻地说道：“你不想我结婚，对不对？”
安心任我抱着她，甚至，她的身体是配合着我的。但她的回答却依然固守了那种和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冷静。
“你还是结婚吧，有个家你就稳定了，要是有个孩子，你就什么都不想了。我希望你有一个安稳的家，我希望你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她的话让我感动，特别是最后的那两句，让我从表面的冷静中，分明听出她内心的某种悲伤。我都想掉泪了。那一刻我都想发誓索性跟着她离开我已经拥有的一切，相依为命地过那种一贫如洗的生活去！
但我什么都没有说出口，我只是紧紧地抱着她，心里头难受极了。
我知道，我爱上了安心。
但我又不能决心了断和钟宁的关系。那是一个现成的富贵，一个近在眼前伸手可触的显赫的事业。事业对男人来讲，就意味着功成名就和一辈子的地位与寄托！而爱情，我知道的，总有冷却的一刻。
我是不是太俗气了？太市侩了？太一身铜臭了？
是，我就是俗气，就是市侩，就是名利熏心！但我也想得到真正的爱，我也向往纯真的爱情，真的，我爱安心！
那些天我一有空就去看安心，约她出来吃饭，和她聊天，甚至，还站在她的家具摊位前，帮她吆喝生意。但我心里总是黑洞洞的，沉甸甸的，充满矛盾。每次去三环家具城，心理上都是偷偷摸摸，做贼似的，因为总还是怕被熟人碰见，碰出麻烦。
我和钟宁的关系，那些天也恢复了正常。我们第一次恢复接触是因为我爸在家门口过街时让一辆出租车给剐了，我得知后急急忙忙赶到朝阳医院。钟宁已经先到了，正在病房外跟肇事的司机吵架。我们既无意又有意地对视了一眼，谁也没和谁说话，连招呼都没打。我先进了病房。我爸伤得不重，腿上有点擦伤，已经做了包扎，头部磕了一下，还需要进一步检查。我正跟我爸问长问短，钟宁匆匆结束了吵架进来了，帮着端茶倒水，指使护士拿这拿那，一副孝子贤孙的样子。我爸挺感动，我也挺感动。忙乎到医院开始往外轰人了，我们才走。
出了医院大门，天色已晚，钟宁先开口问我：“你饿吗？”我点头，说：“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于是商量了一个地方，各开各的车去了。
然后一块儿吃了饭，互相点了对方爱吃的莱。我们也就这么和好了，过去的事儿谁也不再提起。
我的苦闷只和刘明浩说过，我需要倾诉。刘明洁是推荐认识安心的人。但刘明洁也是一个现实的人，他当然不会鼓动我为了纯洁的爱情而牺牲一切，他说：“对一个女人的感觉迟早是要变的，你不可能把对一个女孩儿的激情永远固定地保持下去。男人一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