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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之下，熊文灿认为自己之所以会遭受如此的奇耻大辱，都是因为自己手里缺乏武装力量的缘故，于是便开出极为优厚的待遇，招抚了之前长期劫掠福建沿海的郑芝龙等多股“海主”，封赏郑芝龙为“海防游击”，其余海主也各自得了官职，还划闽南为郑家军的防区，企图借郑家之力，对付黄石的彪悍战兵。
同时熊文灿又积极派人在朝廷之中活动，弹劾了黄石和福宁军的一大堆罪状，然后声称为了招抚海贼，平定闽海，需要用黄石的脑袋来立威和给一干“海主”们出气……按照熊文灿的打算，是希望能够一口气把黄石打成逆贼，然后像之前袁崇焕在辽东设局斩杀毛文龙一样，想办法刺杀黄石，让福宁军变得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如果刺杀不成，便索性动员南方兵马，来个六省会剿，一口气彻底拔掉这颗眼中钉。
但问题是，熊文灿这份奏折送到北京的时候，已是崇祯三年了，当时的崇祯皇帝刚刚经历了一次建奴围城的悲剧，而且眼看着似乎马上还要经历第二次，京师西边的宣府、大同一带，烽火狼烟已是一处连着一处……前次鞑子南下的时候，由于关宁军的哗变叛乱，北京城都差一点陷落，最后崇祯皇帝只能千刀万剐了袁督师出气。面对着鞑虏的破关南下，崇祯皇帝还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此时看到熊文灿又要违反体制擅杀大将，顿时吓了一跳——袁崇焕号称“五年平辽”，擅自斩杀了毛文龙立威，然后就把建奴放到了北京城下。熊文灿现在说是为了平定海疆，需要斩杀名气更大的黄石来统一事权，天晓得会搞出什么乱子？
而且北方都乱成这副模样了，你还要在南方挑起战火——你居然还敢说自己是忠臣，有谁肯信啊？
已经有了心理阴影的崇祯皇帝，立刻把熊文灿的这个荒诞建议给驳了回去，回头想想不放心，唯恐熊文灿一不做二不休，学着之前的袁崇焕干脆伪造圣旨去杀人，又赶紧往福建发了一道密旨，声色俱厉地恐吓了熊文灿一通，让他不要忘了袁崇焕被千刀万剐的下场……眼看着皇帝居然非但不支持自己，还发密旨过来恐吓，一时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熊文灿也只好暂时熄了杀黄石的心思，但小动作依然接二连三，比如暗示地方官府处处优待郑芝龙等一干投诚海盗，煽动福建的士绅乡民，不断侮辱和苛待黄石的部下。
这种全方位的打压和冷暴力，实在是相当之难熬，全靠台湾张伟和临高方面的暗中输血，黄石才得以勉强维持住福宁军不至于崩溃——于是，恼火的黄石对明朝再无半分留恋，从此变成了琼州“髡贼”的急先锋。而饱受欺负的福宁军上下，也对福建官府义愤填膺，彻底投了“髡贼”。（邹维琏的个人理解）
如此折腾到崇祯三年秋，船坚炮利的琼州“髡贼”继横扫珠江、炮打广州，逼迫广州官府签订城下之盟以后，又在福宁军的协助之下，旋即乘胜继续奇袭厦门、泉州，一口气大破盘踞闽南的郑家兵马，斩杀郑芝龙全家。接下来，黄石率领福宁军佯装从霞浦南下救援，实则是为了绞杀郑军残部，企图独霸福建。
眼看着自己辛苦豢养的这些彪悍海盗，居然一夜覆灭，气急败坏的熊文灿顿时好了伤疤忘了痛，再次带上抚标卫队出来找黄石的麻烦，结果却是再次一败涂地，第二次沦为俘虏……面对黄石的无敌强兵和郑家舰队已然覆灭的现实，丢光了筹码的熊文灿最终被迫低头，跟黄石达成妥协，联手糊弄朝廷——黄石因“战功”晋升福建总兵，熊文灿搬家改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到岭南去收拾髡贼入侵之后的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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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前来接替熊文灿的新任福建巡抚邹维琏，终于走马上任的时候，整个福建的局势已经败坏得不可收拾——闽南的泉州、安平、厦门等富饶商港，全都变成了福宁军的禁脔。闽南的地方官府则被髡贼的“工作队”完全架空，衙役小吏不是投了髡贼，就是被强制遣散甚至逮捕下狱，不合作的县官甚至会“被病亡”！福建水师和闽南的地方卫所，也都被髡贼收编，除了还披着一张大明的皮之外，早已宛如异国了。
而在省府福州所在的闽北，福宁军也留下了霞浦的老营这么一颗大钉子，时刻监视着省府福州的一举一动，警告福州城内的巡抚衙门不准乱说乱动，也让邹维琏食不甘味、睡难安寝……
身为一位传统的文官士大夫，邹维琏当然不能容忍这些下贱武夫倒行逆施，凌驾于清贵文人之上作威作福，问题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福建省内的其它官军，之前早已被福宁军彻底打垮、遣散或收编，等到他上任的时候，巡抚衙门手里已经是既无兵也无财，只能控制着以福州为中心的巴掌大一块地方——最富饶的闽南自然是成了黄石的地盘，至于闽西的广大内陆山区么，更是“不服王化”已久了……
——史家研究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往往只会把目光放在西北山陕的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身上，却不知在号称相对富庶的东南各省，在明末崇祯年间，同样也是民怨四起，起义不断，战火频频：虽然不像北方那样，动辄就是几十万人的武装大游行，但几千人、几万人围攻县城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
早在崇祯元年四月十一日，一支南赣起义军就率众攻破安远县城，劫库放囚，宣布开朝立国（很多农民军就喜欢这样过家家玩立国）。在被江西官军击溃之后，余部又窜入福建，当即就掀起了一片燎原大火。
当时的福建虽然没有遭到非常严重的天灾，但却被朝廷的苛捐杂税、尤其是新增的“辽饷”、“剿饷”给硬是逼得民不聊生——事实上，以明末的工商业大繁荣景象，这么一点捐税不过是九牛一毛，但问题是，朝廷收税完全着落在农户身上，搜刮他们的粮食银子，还要驱使他们去做劳役，一切的苦难都要落在他们身上。而和拼命压榨农民相反，朝廷却基本不收商税。结果就是有钱的绅商不交税，缴税的农户没有钱。而且以明末官场之**，朝廷定下一两银子的税额，层层加码下来，到最后就会变成十两银子的实收，这样的压榨，本就处境艰难的农户们怎么可能顶过去？偏偏福建的土地贫瘠，一亩水田出产的稻子也不过能卖出一两多的银子而已，可官府的捐税却要收到每亩二两甚至五两白银之多！还没算给地主的租子！
如此一来，整个福建的农民都没了活路，纷纷弃田逃亡。在闽南、闽北的沿海地区，老百姓还可以靠打鱼、煮盐来勉强维持生计，或者投靠福宁军当军户来过日子——敢到福宁军地盘上乱伸手的官差都被砍了。实在不行的话，出海闯南洋或者投奔各路“海主”，以及远在琼州的“澳洲髡贼”，也不失为一条活路。
可是在闽西的内陆山区，百姓除了耕作之外，没有那么多其它的出路，又与少数民族杂居，民风一向彪悍，以尚武为先，什么事讲究是个刀棍上见真章，拳头大的说话就管用，平时土家人客家人之间的群殴争斗就是接连不断。面对如此不给活路的苛刻盘剥，闽西山民索性相继揭竿而起，联合赣南、粤北的各路好汉，还有畲族的山寨土司，纵横于巍峨群山之间，反复袭击缙绅庄园和官府税卡。当赣南起义军退入福建之后，更是彻底引爆了这个火药桶，大半个福建都在层出不穷的抗税暴动之中，陷入了全面混乱之中。
——没办法，明朝就是这么一个自己把自己玩死的作死王朝，整个国家所有的负担都压在农户身上，养官养兵的一切耗费，从朝廷到地方官吏的私人好处也要从农户头上压榨，如此一层层压下来，百姓不堪重负，纷纷破产，他们的土地被不交税的士绅豪强吞并，能交税的人越来越少，还没有破产的农户就要负担越来越重的税赋徭役。这么恶性循环下去，一边是国家无税可收，财政破产，一边是农户揭竿而起，烽火遍地。
在原本的历史上，由于南方各省好歹相对富庶一些，各路地主缙绅的家丁也比较给力，承受得起长期作战的消耗，再加上南方山峦起伏，道路坎坷，起义军难以长途机动作战，所以南方起义军的发展形势不如北方，虽然一直没有被彻底扑灭，但也被基本压制在避居深山、结寨自保的程度，没有掀起什么大浪。偶尔有闹得大的，也不过是千把人在城外武装游行一番，官兵一到，这些人就散了。
但在这个时空，因为黄石和熊文灿的连番斗法，福建省内大多数比较有战斗力的官军和地主团练，都在跟福宁军的私斗厮杀之中被相继歼灭。剩下的武装力量也要跟以福宁军为代表的“澳洲人势力”展开争斗，根本顾不上内陆山区的农民起义军，形成了兵力真空。而以黄石为代表的穿越者势力，同样也存着养寇自重的心思，一度给闽西各路农民军提供了不少支援，甚至直接插手进去扶植势力，结果就导致闽西农民军的作战能力大幅度飞跃，从崇祯二年开始，福建内陆的长汀、沙县、古城、宁化等地相继陷落。在崇祯四年二月，一支福建起义军更是攻破了赣南的瑞金县，把战火又一次烧到了省外。
到了这个时空崇祯五年的时候，大明帝国南方的赣南、闽西、粤东北山区，东到沙县、西到赣州，大致就是相当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已经基本脱离了明朝官府的掌控，陷入了“群盗蜂起，各据州县山寨”的全面混乱状态。如果不是这些起义军被群山阻隔，彼此互不统属，一盘散沙，那么整个南方恐怕都已进入了他们的攻击范围之内！
面对这样的局势，福宁军的存在，反而成了福建官府能够生存下去的一大靠山——在自身武力都被打垮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福宁军震慑“闽西群盗”，反而把福宁军逼得哗变作乱，顺便惹上了在闽海势力庞大的“澳洲人”的话，面对叛军、海盗和农民军的三面夹攻，只怕连省府福州都要守不住了。
届时福建全省陷落，势必震动天下，他这个福建巡抚不管怎么样想，恐怕都是难辞其咎，邹维琏自己横死于兵灾还是小事，只怕是事后追究罪责，连他的门生故旧和老家的族人都要一起跟着倒霉！
更要命的是，即使邹维琏不惜赌上性命报效朝廷，与黄石这个跋扈藩镇为敌，眼下的他也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因为大凌河之役在年初最终惨败，朝廷靡费巨资打造的上万关宁铁骑，居然集体投降后金，惹得皇帝震怒。辽东督师孙承宗和内阁首辅周延儒已经一齐引咎辞职，从此倒台下野，退隐回家。
如此一来，东林党在朝堂之上的势力遭遇空前重创，还受到了崇祯皇帝的厌弃，声势大不如前。而其它派系出身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却趁机晋升为新任首辅，眼看着一场针对东林党的反攻倒算在即——温体仁此人一向气量狭小，为人奸佞，之前就对周延儒表面奉承，暗底里谋夺其首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