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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的旧氏族组织相比，已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变化。
1206年，成吉思汗把征乃蛮前组建的小规模亲卫军扩大到1万人，形成一支庞大的直属于大汗的中央常备军。因为它们分成四班，每班执勤三天，轮番护卫大汗，所以被称为“怯薛”，就是“番值”的意思。怯薛成员来源于千户长、百户长和较富裕的“白身人”（即平民）的子弟。在游牧条件下，一支万人常备军有力地强化了大汗的政治权威，而怯薛的质子军性质也有利于大汗与统治精英层始终保持一种特殊的个人联系。怯薛还是大蒙古国军事、行政官僚的预备学校和人力资源库。整个蒙元时期，中央高级官僚绝大多数是从“大根脚”的怯薛出身的。
怯薛制带有明显的家臣制度的特点，集执役于内庭和治理国事于一体。在大汗帐幕中值夜时，怯薛“杂妃嫔候侍，休寝榻下”。有一次，大汗中夜有需，招呼在脚后假寐的值夜卫士。这个怯薛因为太劳累，没有及时醒来，大汗遂命睡在一旁的妃子用脚把他踢醒。这个例子虽然不是发生在成吉思汗时代，却生动地反映出大汗与怯薛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怯薛成员夜人宿值、朝出治事的体例在元代始终维持不坠。
古代风景画鉴赏成吉思汗建国后任命的第一个大断事官（札鲁忽赤），是婴儿时被他从塔塔儿营盘拣来收养的失吉忽秃忽。当时成吉思汗对他说：“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怯薛的头目们在白天与失吉忽秃忽“一同断事”。札鲁忽赤制后来演变为大蒙古国中央行政制度的主要部分。
命失吉忽秃忽掌管户口青册，似乎说明这时已经有了蒙古文字。蒙古文字的创制，与畏兀儿人有密切的关系。所谓蒙古文字，实际上就是采用畏兀儿字母来拼写的蒙古语，由是形成畏兀儿字蒙文。忽必烈朝又命八思巴据藏文字母创制八思巴字母，用以拼写各种语言。此后畏兀儿字蒙文和八思巴字蒙文并行于世。16世纪以后，伊斯兰化的畏兀儿人放弃传统字母，改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本族语言。而在蒙古人中间，原先从畏兀儿人那里借用的字母仍沿用不衰，于是人们就把它称作“蒙古字母”了。
建国后不久，成吉思汗与孛额阔阔出之间渐生敌意。阔阔出拥有传达“长生天的圣旨”的特权，逐步构成对汗权的威胁与侵犯。在他那里，聚集了“九等语言的人……多如成吉思汗处聚的人”，连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百姓也跑去投靠他。斡赤斤派人去索回自己的部众，却被阔阔出打了一顿。斡赤斤亲自前去说理，结果受到阔阔出兄弟的围攻，被罚跪在帐后。
次日清晨，成吉思汗的妻子，在床上听说此事后。“欠身用被遮了胸，垂着泪说：‘他是如何的晃豁坛？在前将合撒儿（成吉思汗弟）打了，如今又要斡赤斤跪，是何道理？你今健在，他尚将你桧柏般长成的弟每残害。久后你老了，如乱麻群鸟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儿子每管？’说罢哭了。”受到这件事的刺激，成吉思汗决定召见阔阔出兄弟，指示斡赤斤设法处置阔阔出。
“于是斡赤斤起身去，准备了三个力士。少顷，蒙力克领着七子来。帖卜腾格理（即阔阔出）至酒局（大帐内盛酒的坛子）西边。才坐，斡赤斤将衣领揪住，说：‘你昨日教我服罪，我如今与你比试。’斡赤斤揪向外去中间，帖卜腾格理帽落于火盆边。其父拾起嗅了，置于怀中。成吉思汗说：‘您出去斗气力。’揪着出时，门限外原准备的三个力士，迎着拿了，将他脊骨折断，弃于左边车稍头。……自帖卜腾格理死后，蒙力克父子每的气势遂消减了。”大蒙古国的三次西征“天！我们活在残暴的年代，倘若我们在梦中看见他们，我们要给吓坏。
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死者倒值得释怀。”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长生天之鞭”
1210年，亚洲东西方同时出现两个急速扩张的世界强国。东面是大蒙古国。这时候，它已在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外用重兵胁迫夏政权由联金抗蒙转为依附蒙古攻金，继而逼金从中都（今北京市）迁都河南，夺得中原大部。大体同时，它在西线先后扫荡吉利吉思，不战而收复畏兀儿、哈剌鲁（时驻牧于今巴尔喀什湖东南的伊犁河、楚河等地区），稍后又击杀篡夺了西辽政权（都城为虎思斡儿朵，在今吹河畔）的乃蛮王子屈出律，拓地至锡尔河以北不远的地带。
蒙古国之西，花刺子模恰恰也是在这个时期达到它的全盛阶段。当时的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沙即王的意思）是塞尔柱突厥人的奴隶后裔，他的家族受塞尔柱王朝的支持，以突厥人承袭古老的花刺子模沙的统治地位已历数世。12世纪上半叶，这个家族乘塞尔柱朝的衰落，以阿姆河下游古花刺子模故地（都城离阿姆河下游注入咸海处不远）为基础，不失时机地扩张地盘。它先后从塞尔柱朝手中夺得西呼罗珊和伊拉克阿只迷（即今扎格罗斯山以北的伊朗西部地区）。从古儿王朝（都城在今阿富汗伽兹尼）手里夺得巴里黑（在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也里（今译赫拉特，在今阿富汗西北部），并最终消灭古儿朝，从西辽手中夺得锡尔河北的讹答剌（在今哈萨克斯坦齐穆耳）、讹迹邗（今吉尔吉斯坦乌支根）等重镇，又讨灭河中的撒马尔干汗而据其地，并以撒马尔干为新都。在短短的1／4世纪之中，花刺子模膨胀成为囊括了自阿拉伯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以东直至锡尔河之地的一个霸权主义的大国。摩诃末自称算端（今译苏丹），因得不到哈里发的承认，竟引兵西攻报达（今译巴格达，哈里发王朝首都）。虽然兵败而归，但仅稍挫其锐气而已。
两大强国都正处于全面拓地的亢进状态，而今在锡尔河一线正面遭遇。一场恶战势必不可避免了！
当日中亚的回回商人，从事于草地与西域城邦间的东西贸易早已是轻车熟路了。在遣贩来自花刺子模的三个富商的商队时，成吉思汗派出一个使团随行。使团成员都是已经服务于蒙古的西域人；首领之一花剌子模人马哈木，后来以牙剌瓦赤（突厥语，意即“使者”）著名，他和他的儿子日后都成为帮蒙古人治理西域和中原的亲信大臣。1218年初，使团在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干晋见摩诃末。成吉思汗一方面通过使团表达了互通贸易、和睦相处的愿望；另一方面又称摩诃末为“爱子”。正像他本人从前称王汗为“汗父”，现在把畏兀儿统治者变成自己的“第五子”一样，父子关系的比拟意味着成吉思汗把“天下”全都视作自己臣属之地的政治观念。这未免使同样沉浸在做世界霸主的狂热之中的摩诃末感到不快。他曾在夜里单独召见原籍花剌子模的马哈木，向他打探蒙古虚实。马哈木只以媚语相奉承，更增强了摩诃末自大轻敌的心理。
大约与派遣使团同时，成吉思汗在蒙古贵族中筹集资金，组成450人的回回商队，委托他们去花剌子模贸易。这支用500头骆驼驮运货物的庞大商队要迟于使团抵达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刺的花刺子模守将觊觎这笔巨大的财富，于是向摩诃末诬告商队从事间谍活动，谎称蒙古人对当地居民肆行骚扰，并已引起普遍恐怖。摩诃末遂漫不经心地下令处死商队成员，没收全部货物。成吉思汗接着派去问罪的使臣又遭到这位不可一世的“算端”的屠戮和侮辱。
“取了天下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本来就是黄金家族心目中天经地义的信条，或者和平收附，或者用武力夺取。摩诃末轻起战衅，终于促成成吉思汗发动大规模的“西征”。
1219年秋，蒙古大军由成吉思汗亲自统帅，从驻夏的也儿的石河（今译额尔齐斯河）向西进发。西征蒙古军的兵力，大约有十多万。
当日花刺子模幅员辽阔，总兵力达40多万，主力由土库曼人（指波斯化程度很高的突厥人）和康里人（游牧在咸海以北的突厥语部落）构成。摩诃末的母后出身康里氏，她培植和纠结起来的康里军事贵族集团与摩诃末之间有很多摩擦。摩诃末拓地虽广，却来不及充分消化短期内军事征服的成果；国内伊斯兰教宗派繁多，互相仇视。花剌子模王朝的政治统治，并没有赢得太稳固的民心作为后盾与基础。但摩诃末本人却昧于形势，采取分兵拒守河中各城池的下策。人力上的优势既被他自己瓦解，指望各地居民出力死战的算盘落空，摩诃末的失败差不多已经注定。
蒙古军在花剌子模境内分为四支行动。其中三支分别往攻锡尔河上、下游北岸的军事要地，成吉思汗本人和幼子拖雷则领军择便利处径渡锡尔河，穿越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沙漠地区，进围不花刺城。经略锡尔河北岸的诸军大都遭到顽强的抵抗。讹答刺拒守五月，方被窝阔台和察合台完全攻破。忽毡（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守军的卫城之战也异常激烈，以至其统帅骄傲地声称，他的勇敢“有群星为证”。除大汗一支以外的其他三路军事行动，在1220年春夏之中相继完成第一阶段的军事部署。
不花剌是东部穆斯林世界最繁荣的学术中心。1220年初春，成吉思汗兵临不花剌。他的“人马一支接一支抵达，就像大海起伏，绕城扎营”。围城刚刚开始，不花剌城内的部分守军和大半数居民就趁夜离城逃命。这批花刺子模军队大概想从阿姆河渡河南奔，但遭到蒙古军尾随追击，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天清晨，不花刺开城门迎降（内堡仍有花剌子模军固守）。耳闻这一系列同时代事件的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在他的名著中用强作平淡的语调这样描写成吉思汗进入不花刺的情状：“他纵马入礼拜五清真寺……其子拖雷下马登上祭坛。成吉思汗问那些在场者，这是否算端的宫殿？他们回答说，这是真主的邸宅。于是，他也下马，踏上祭坛的两三级，喊道：‘乡下没有刍秣，把我们的马喂饱！’于是他们打开城内的所有粮仓，动手搬出谷物。他们又把装古兰经的箱子抬到清真寺院子里，把古兰经左右乱扔，拿箱子当马槽用。然后，他们传杯递盏，召城内的歌姬来给他们歌舞，蒙古人放声用他们的调子歌唱。……古兰经的书页在他们自己的足下和马蹄下被踩成烂泥。”
全体居民都被驱赶到城外举行祈祷的空地上。“他（指成吉思汗）开始讲话。话中谈到算端的背信弃义。然后他对他们（指不花剌百姓）说出如下一番话：‘人们啊，须知你们犯了大罪，而且是你们当中的大人物犯下了这些罪行。如果你们问我：我说这话有何证明？那我说：这因我就是上天之罚的缘故。你们如不曾犯下大罪，上天就不会把我作为惩罚施降给你们。’……尽管没有让他们丢脸出丑，蒙古人却从这些人身上勒索金钱。……每天，当太阳升起时，卫士要把一群名绅带到世界皇帝的朝见殿。”
成吉思汗自称的“上天之罚”，志费尼书中的原文是“安拉的惩罚”；译成欧洲文字时，它变成“上帝之鞭”。实际上成吉思汗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