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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崔彧上奏，元世祖都十分重视，绝大多数都令有关部门执行。他上疏，秉直而言，不隐私情，有时连元世祖的面子也不给。元世祖一心想讨伐日本，他却认为时机未成，元世祖对他说：“你的上疏，就好比射箭一样，挽弓时是很可观的，但射出去却未必能中靶的。”尽管如此，元世祖仍常常“可其奏”。至元二十一年，上疏言卢世荣不能当丞相，触怒了元世祖，但也只是被罢了官。
至元二十三年，崔彧又被重用，做了中书省右丞相。上任不久，即奏桑哥诸事，指出桑哥及其党羽专以欺瞒皇帝，鱼肉百姓为事，认为凡桑哥弊政，应全部清除。在之后的一系列奏折中，清除桑哥余党弊政仍是其重要主题之一。这之后崔彧的上疏似乎比以前更直。有一次，他向元世祖上疏说：“桑哥事败之后，皇帝的使臣有的不拿有玺印的书信，只是口传圣旨，擅自释放有罪之人，擅自没收人家财产，有关的部门难以知其真假。”元世祖说：“谁敢如此？”崔彧回答说：“咬剌也奴、伯颜察儿都做过口传圣旨，恣意释放罪人的事。”崔彧所言句句是实，绝无虚辞，更无诬辞。所以，后来中书省上奏，请崔彧任中书右丞之职，元世祖说：“崔彧说话从来有什么说什么，没有隐瞒，做负进言之责的官再恰当不过。”作为天子的耳目，崔彧是再称职不过了。
古代人物图成宗即位，他仍进言不断。崔彧在御史台任职的时间很长，性格又刚正不阿，所以得罪不少人。大德元年（1297），朝中有弹劾崔彧的人，成宗怒其妄言，打了这个人几十大板，并将其逐出朝廷。由此可见元成宗对崔彧的信任。
张珪的生平情况如何？
张珪，字公端，易州定兴（今河北守兴）人，他是张弘范的儿子。一方面，张珪家族三代人为蒙古灭金、灭宋，立下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张珪从小受业名师，所以在他十七岁时就以管军万户的身份镇守建康（今南京）。有一次奉命征讨地方武装，一个士兵擅杀民家猪并伤其主人，张珪立斩此兵卒，以严明军纪，很快平息了这些地方的叛乱。因为他的文韬武略，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世祖拜他为镇国上将军、江淮行枢密院副使。之后，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五帝，皆有政绩。
大德年间，张珪在任上调查民间疾苦，济救贫弱百姓，罢黜贪官污吏。在任浙西肃政廉访史期间，弹劾罢免郡长吏以下三十多人，其他官府小吏数百人，获脏物以亿计，浙西政风为之一变。
仁宗对张珪非常信任，还在做太子时，仁宗就说：“一定要任命一个真正的尚书中丞的话，非张珪莫属。”延祐二年（1315），仁宗任张珪为中书平章政事。皇太后想让铁木迭儿为太师，别薛为参知行省政事。张珪进言：“铁木迭儿没有文化，任太师一职不称职；别薛没有功劳，没有资格任参知行省政事。”皇太后非常生气，杖责张珪，几乎毙命。
英宗即位，张珪又得重用。有一次，丞相拜往问张珪：“做丞相应当以什么为重？”张珪回答说：“最重要的是正国君之心，不给邪臣机会；最急迫的是广开言路，兼听则明。”有一次，朝廷讨论弭灾之法，张珪直言：“要想消灾免祸，首先应当搞清楚灾祸由什么引起。汉朝时，冤杀东海孝妇，当地三年没有下雨。铁木迭儿利用国家赋予的丞楣之权报私怨，冤杀萧拜位、杨朵儿只、贺伯颜，这难道不是导致天灾的根源吗？人死不可复生，但给死者正身份，平反昭雪是可以的，朝廷应该给这些人平反昭雪，以示天下正义。”
泰定元年（1324）六月，张珪与人上疏泰定帝，认为当时“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这些政治上的失策，导致民怨神怒，伤了天地和气，建议朝廷要想消灾免祸，必须从这些地方做起。可惜这些合理的建议没有被泰定帝采纳。泰定二年夏，张珪因年老体病回到了老家。三年春，泰定帝一定要见张珪，专派使者召张珪回朝。泰定帝见到张珪之后，问道：“你来的时候，民间的情况怎么样呢？”张珪回答说：“我年龄大了，到我家看望我的人也不多，太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就我家乡的情况而言，老百姓饿得很厉害，朝廷虽有赈济，但一半多的人没有得到救济，陛下一定要可怜他们呀！”
张珪向几个皇帝的进谏，都是切中当时天下的弊端，不管采纳与否，张珪都直言不讳，敢忤权要，唯以天下为虑，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几经挫折，矢志不移，痴心不改。
姚燧有什么才名？
姚燧，字端甫，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元代著名学者姚枢是他的伯父。他是元代有名的才子。十三岁就拜当时与他伯父齐名的学者许衡为师，穷理致知，躬行实践，成为有元一代的名儒。
姚燧为文不受时风影响，一心学古，文章风格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大有西汉人的作风。在他的冲击下，宋末遗弊为之一变。延祐以前的以文章出名的人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他自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因此，当时有地位、有权势家的孝子贤孙，在亲人去世之后，一定要设法求得姚燧的文章，心里才觉得可以将先人的德行表现出来，流传下去。否则就觉得对不起先人，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因此，在他文名盛行的三十年中，当时的名臣世勋，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的墓志铭、几乎都出自他手。据说，每当有人向姚燧求文章，他一定要问清楚有无德行，如有德行，他就答应下来，但决无溢美之辞；如果求文之人能请几个谈得来的人，再摆上一桌酒菜，姚燧高兴之下援笔大书，文可立得。名声不好的人，势再高，家再富，只字片纸难得。
当时的高丽王与元廷宗室是联姻关系，与朝廷大臣关系都非常好。有一次，高丽王想求姚燧写文章，被姚燧拒绝了，直到皇帝下了诏令，姚燧才奉旨为文。高丽王高兴得不得了，赠给他诸如币帛、金玉、名画等名贵物品。姚燧将这些东西全部赠送他人，只留下金银器皿交付翰林院保管，他自己则丝毫不取。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像高丽这样的藩邦小国，只看重货利这类东西，而不知世上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我这样做，就是想让这些小邦藩国知道，我们堂堂大元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姚燧恃才傲物，他连当时的赵孟睢⒃魃普饬轿恢抛右部床黄穑裕嗣怯忠源硕槁鬯�
李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少有大志，博闻强识，贯通经史，知古今兴亡之理。
元成宗时，皇太后求名儒教辅皇子，有人推荐了李孟，说：“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应为太子师傅。”从此之后，他经常对仁宗讲儒家仁义之道，对仁宗日后做皇太子、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宗去世之后，身为太子的武宗在北方带兵镇守，安西王阿难答阴谋夺位，朝中丞相等权要同声附和，仁宗当时也不在都城，因此，形势非常紧迫。仁宗犹豫不决，李孟坚决主张急奉太后还宫，安定人心，铲除权奸，促成仁宗回都城。之后，李孟又亲自到哈剌哈孙（当时任右丞相）家探听到安西王不日将即位的消息。李孟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仁宗，力主仁宗进城。事关重大，仁宗一时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决定“以卜决之。”李孟事先告诉卜者说：“天大的事由你来决定，你不能说不吉利，只能说大吉大利。”好在卜者按照李孟的话说了，仁宗最后下定决心进城监国，等待武宗归来。粉碎了安西王夺位阴谋，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爆发，这功劳应当首先归于李孟。
李孟一生主要活动在武宗、仁宗期间，这期间他三人中书，人称“布衣丞相。”李孟在民间待的时间长，深知元朝政治的弊端，因此在职期间，多有建树。比如裁汰冗员，核减朝廷滥费。昭雪冤案，罢免僧、道官，恢复科举等。
大德以来，朝廷封拜多人以虚爵，佛教和道教泛滥，成了官、民的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李孟主张将这些弊政全部革除。于是，朝廷平反了许多冤案，剥夺了许多无功冒赏者，彻底罢免了僧、道之官，一时天下称快。
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李孟也出了大力。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讨论用人大事，李孟告诉仁宗应当继承唐宋以来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但应当把一个人的德行与儒家经典放在首位，把文章放在其次。实行科举之后，李孟被任命为监试官。
总之，李孟一生三入中书，民间的利害，他知无不言，引古证今，都十分妥当。所以，在皇庆、延祐年间，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凡是不好的政令，一定是铁木迭儿所为，凡是好的政令，一定是李孟的主张。
刘正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刘正，字清卿，清州（今河北清县）人。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在政治上多有作为。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朝廷撤销转运司，并成立专门机构检查、核实转运司账目。朝廷任命刘正专门负责此事。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大都运司欠银五百四十七锭。开始怀疑是倪运司等四人所欠，就将其逮捕，后经核实，不是这四个人所欠。刘正觉察到这里有冤枉。为了追回国有财产，也为了给这四个人洗清冤情，他将所有有关官吏的案卷都核查了一遍，发现李介甫的七张借据，数据正与所欠银数相符，检验笔体，都是管库的辛德柔的笔迹。但辛德柔已很富有，与权贵往来密切，谁也不敢招惹他。刘正毫无畏惧，原原本本地将实情向尚书做了汇报，追回了欠银，罚惩了贪官，为倪运司等四人平反昭雪。刘正因此而出了名。
阿合马当权时，与江淮行省的阿里伯、崔斌有仇，想利用职权杀害二人。他捏造了这两个人偷官粮四十万石的罪状，命刘正参与调查。刘正经过调查，认为这两个人无罪。阿合马又派四人前往调查，最后竟置这两个人于死地，刘正因此而弃官回家。后来，阿合马倒台，有人告刘正是阿党。元世祖问刘正，“你们这些人都曾是阿合马的死党。怎么能没有罪呢？”刘正说：“我从来没有阿谀亲附阿合马，我只是按法行事而已。”后来，阿合马余党都被诛杀，右丞相说：“皇上曾经说过，刘正穿上洁白的衣服在煤窖里走了十年而没弄脏，真可以说是一个廉洁的人。”于是刘正得以免罪。元世祖的比喻十分精彩，由此可以看出刘正这个人的人品。正因如此，刘正后来历任枢密院参议、户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侍御史等要职。
成宗时，刘正也官居要职。大德元年（1297），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左丞。在任期间，反对用兵缅（今缅甸）。云南百姓向官府交纳金银，诸多弊政，往返运费加上官吏的层层盘剥，往往是所征金银的双倍，而且官吏们往往把铜杂混进银中欺骗官府。刘正是第一个指出这种弊端的人，经向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