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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廷在整个“中世纪派往远东的最后一个重要使节团”，是1342年从陆路到达中国的一个大型代表团，由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率领。这是教皇对1336年元廷遣使访问教皇驻锡地阿维农城的回应。元朝的这个遣使团就便任用一个在中国的欧洲人安德鲁，威廉和阿速人脱海等为使。其所携致教皇书，要求教皇“告天祝寿”，似乎没有从前那套“若不款附，惟天知之”一类威胁的话。在大都的阿速将领等天主教信徒也通过使团向教皇递呈请愿书，诉说自孟特高维诺死于1328年之后，大都主教缺任，恳情教廷派人莅治。马黎诺里等人遂于1338年底从阿维农启程。循陆上商道到达上都。他们献赠的礼物中，有一匹“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其他西域马与它并立，只及它的肩胛处。元顺帝“临观称叹”，命群臣写诗赋、作画来加以表彰。当时人为此留下不少颂赞“天马”的篇什。因为写诗作赋的大多是汉族文臣，他们不由自主地把“佛郎国（元人笼统地把欧洲称为佛郎）进天马”看做了“怀柔远人”、“万方来朝”式的盛事，所以有的歌赞写道：“有元皇帝不下堂，瑶母万寿来称觞。”这自然不过是一篇昏话而已。
欧洲基督教世界访问过中国的另一个著名人物，是意大利教士鄂多力克。他约在1321年至广州，游历全中国。不清楚他在中国是否有什么宗教活动。他与马可·波罗、伊本·拔都他和尼哥刺·康梯合称中世纪四大旅行家。
欧洲的僧俗统治者想请出“天主”来制止蒙古的西犯。尽管此后蒙古确实没有再向西欧进军，但它显然不是基督耶稣出面弥兵的结果。他们想联合蒙古夹攻穆斯林世界，收复在耶路撒冷的圣地。但除了伊利汗朝前期与英王之间微不足道的、不成功的协作，总的说来蒙古人对此颇为冷谈。他们想在中国“履行我们教皇对他们（指中国人）的天职”。但是元代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基本上是极少数外国移民的宗教。再从元朝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从日出到日落之处的百姓，如果想要“安乐与和平”，就必须君王入朝、子弟入质，作蒙古的附庸。西欧在蒙古人的世界观念中绝不可能有任何特殊的地位。东西方统治层之间近百年的交涉，就这样变成双方都不克遂愿的“聋子对话”。然而重要的是，随着这种没有外交成果的对外关系的开展，中国与西欧之间不经由任何中介环节的直接了解毕竟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可能要增长得更快一些。
与天主教修士相继东来同时，中国也有两个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教士踏上西行之路。他们是大都籍的列班扫马和东胜州（治今内蒙托克托县）人麻古思。列班是叙利亚语法师的意思。从两个人仅有的聂思脱里教名，很难辨别他们的确切族属。有的史料说他们是畏兀儿人，也许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大可能是汉人。
列班扫马和麻古思西行的目的，是去耶路撒冷朝拜圣迹。他们跟随商队穿越河西走廊，经过窝阔台汗国进入呼罗珊，至西亚，结识驻铴报达的聂思脱里大主教。由于耶路撒冷被与伊利汗国敌对的马木鲁克埃及控制，二人朝圣失败，被迫返回报达。以后麻古思被报达大主教委命为“契丹及蛮子田地（分别指北部中国及南宋旧有疆域）教区”的聂思脱里主教，列班扫马为巡视总监。他们返回中国的旅程被元朝与西北守藩之国的战争所阻断，只好重回美索不达米亚。
不久，报达大主教去世。聂思脱里信众希冀推举一名“在族属和语言方面都与蒙古人系统较近”的新主教，以便与蒙古人斡旋。麻古思于是当选为新的报达总主教，虽然他读不懂用来书写聂思脱里经典的叙利亚文。
麻古思的新职位得到了伊利汗阿鲁浑的允准。这时他正在打算重新征服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所以派列班扫马到西欧去寻求同盟。列班扫马自报达西北行，道经里海至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又乘船到意大利，继而又访问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晤见新任罗马教皇尼古刺四世。列班扫马到处遇到热烈的欢迎，在教皇和枢机主教们面前按聂思脱里派方式主持礼拜，从教皇那里领受圣餐，也为爱德华一世举行领圣餐仪式。这位聂思脱里教的高级僧侣在西欧受到的隆重接待，表明“使得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古代神学上的对立，现在已经被忘记一半了”。列班扫马虽然是以伊利汗使节的身份出行的，但他仍然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莅访西欧诸国的第一次，如果“长子西征”不算在内的话。列班扫马和麻古思分别死于1294年和1317年。炮舰沉处商帆过中国古代的汉、唐等大一统王朝，总是以为自己居天下之中，而把周边的毗邻国家、少数民族政权看做是在文明程度上低自己一等的番夷“下国”。中央王朝对其邻邦的外事关系，就这样被纳入以夷夏之别为原则而确立的朝贡体系中。周边政权需要定期向中央王朝“纳贡”，每逢婚丧节庆，应遣使报聘；中央王朝则应在使节归国时，向来朝贡的国家颁赏“回赐”，“回赐”的价值经常会超过该国所贡方物。除来自西北和西南的军用马以及少数稀有药材，对中央王朝来说，朝贡与回赐主要是维持宗主和藩属间政治关系的必要的符号或象征，所以虽然赔钱也义无返顾。而对周边国家来说，向中央王朝朝贡其实是做生意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可以称之“朝贡—回赐”贸易。利用这种特殊贸易形式来做生意的，不仅有周边国家的王室或政府，还有民间私商。汉文史料中记载不断的外国人贡使臣，其实就有很多是冒牌来骗取“回赐”的私商。
上述情形在宋朝有所变化。一方面，东西贸易市场的发展刺激起人们以“朝贡”换取“回赐”的胃口。各国通贡使团的来华频率迅速增加，使团规模越来越大，留居中国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积贫积弱的北宋政府实在不堪负担，所以非但不敢像汉、唐那样四出“招谕”列国来朝，改而奉行“来则不拒，去则不追”的国策，而且到后来甚至还下令把外国使团截留在广州等海港城市，不让他们进京，命人选取部分贡品，酌给回赐后，就地打发他们回国。另一方面，对进行海路贸易的商舶征收的出入口税，在唐后期和五代十国时的东南沿海国家已逐渐成为一宗可观的收入，入宋后更是国家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宋政府在尽可能抑制“朝贡—回赐”这桩赔钱买卖的同时，积极招徕番舶到中国做生意。
在元代，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国内外商人抽取关税，“哏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有”（意即“是关系到国家大宗经济收入的紧要事情”），所以对外贸易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传统的朝贡观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元朝皇室把“日出日没之地”尽看做长生天对黄金家族的赐与。不论是被征服的或者是和平归顺的国家，都要入朝、入质，要出军、出饷、出役夫来配合他们的军事行动，还要根据黄金家族的索求提供各种文物珍异。因此元政府责令外国朝贡，实际上还带有对它们进行经济掠夺的企图和性质。忽必烈一朝，是元政府采用大规模用兵的手段，逼迫它的亚洲邻国称臣纳贡的时期。这些海外战争，大多数以惨败告终。元朝为对外侵略耗尽国力，依然无法迫使周边各国完全屈服。成宗即位后，只好调整对外政策，承认既成事实，满足于各国（除日本外）在名义上对元称臣。从大蒙古国时期算起，元与这些国家的官方关系，经过七八十年的曲折，又开始恢复到与前朝相类似的状态。战争与对立的停止，更促使基本摆脱朝贡—回赐形式的官方国际贸易乃至民间对外商业往来进一步繁荣起来，把从南宋以来一直在持续的对外经济交流推向极盛。
蒙古军队首次进入高丽，是在1218年与高丽军队联合进击契丹“叛部”之时。高丽与蒙古约为“兄弟”，并不能制止蒙古对它的任情勒索。1221年蒙古向高丽的索贡物品就包括獭皮1万领，细绸3000匹，木棉1万斤等等。掠夺引起反抗，蒙古军队遂不断进征其地。高丽国北方的成年男子大部分被杀被掳。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高丽国王死，元政府把在中国充当质子的王供（后改名王植）送回高丽即位。元廷宣布从高丽撤兵罢戍，对高丽过去的反抗“一切勿问”，但要求高丽王室履行从江华岛（今属韩国京畿道）将都城迁回旧王京（今朝鲜开城）的诺言。接着，元廷就诏谕王植“籍编民，出师旅，输粮饷，助军储”，征取不断，引起高丽朝野的不满。1269年，高丽权臣废王植，另立新主。元遣兵压境。高丽西京（今朝鲜平壤）及西北地区六十余城降元，二十多年后才由元朝归还给高丽。原国王复位，抗元军队退入江华岛，复遁耽罗。元以耽罗“为南宋、日本冲要”，乃借口诛讨高丽叛臣余部，迫耽罗国降附。后因高丽要求，将耽罗归隶高丽。元与高丽间此后未再发生战争。
从1280年代起，元政府在高丽长期设置“征东行中书省”（又称“日本行省”），把高丽作为准备进攻日本的军事基地。征日本之役经两次失败搁置以后，征东行省的建制仍一直保留，惟朝廷不再专派行省长官，仅就用高丽国王为行省丞相。它与元王朝国内各行省的性质多有不同。由高丽国王兼任的行省丞相在其境内拥有自行设置官府、考试取士、征收赋税、施行号令的权力。如当时人所说，高丽“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行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高丽政府在元代基本上是独立地行使着国家主权。
不过，作为元朝的“属国”。高丽经常受元朝的榨取和压迫。元政府为笼络南宋降军，派人到高丽为他们“求娶妻室”。元使偕同高丽官员到处拘搜民间的独身女子、“逆贼之妻、僧人之女”。将他们发遣入元时，“哭声震天。观者莫不悽唏”。在出征日本时期，元朝又迫使高丽出兵卒、船夫、战船和军粮，种种征派成为高丽军民沉重的负担。
进入14世纪后，元与高丽的文化、经济交流逐步发展。元代有许多高丽人侨居中土，甚至在中国做官。很多高丽学者、僧人都与中国文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310年代前期，高丽国王王璋让位给儿子，自己以驸马、沈王身份在大都筑万卷堂，读书闲居。高丽儒生李齐贤奉召陪侍王璋。也长期侨居中国，与当时名臣大儒论学唱和，是这个时期高丽史上最有名的文学家。元朝恢复科举考试后，高丽士人往往不远千里赴试大都，其中有些人其实早已通过本国自行举办的科试而做了官。他们宁可脱去官袍，重新以“诸生”身份来中国竞技于场屋，是因为“得于其国者不若得诸朝廷者之为荣”。
高丽“密迩日本”。忽必烈将王植扶上王位不久，就一面督其“阅军造船”备征日本，一面派国信使从高丽渡海，去招谕日本“来朝”。从1267年后的七年间，元国信使或递送国书、牒文的专人五至日本。日本天皇曾命朝臣拟就答元朝书，但因镰仓幕府力主不予回牒的强硬态度而没有送达元廷。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以忻都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