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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等十余姓回族都以赛典赤为先祖，虽然出自传闻，但还是可以反映出与色目官员一起来到云南、后来又羁居在这里的回回人，数目是不小的。明初人讲到云南各族的居民，就已把“鞑靼（指蒙古）、回纥（即回回）”也列举在内，看做“土著之民”的一部分了。中元政治中“国俗”与儒术“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
——张养浩：《赠李秘监》
延祐“复科”
至大四年（1311）正月，元武宗海山死于大都。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武宗册立的“皇太子”身份，从东宫入主朝政。武宗死了不过三天，他就下令罢撤前朝垄断治国大权的尚书省。又过四天，将尚书省的主要官员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五人全部诛杀。“武仁授受”表面上是和平即位，实质上却充满了流血政变的色彩。
爱育黎拔力八达杀脱虎脱等人的理由，是“变乱旧章，流毒百姓”，其实他另有不得已的隐衷。元成宗死后，皇后卜鲁罕召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进京，想用阿难答辅国，自己倚恃他手中的兵权临朝称制。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元朝中枢官僚的支持下，于卜鲁罕发难前一日先发制人，把他们一网打尽。这时候他的哥哥海山已经以阿勒泰山前线军事统帅的身份，带领大军东返，等待漠南派人迎他即位。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对已到手边的皇位暗生凯觎，但慑于海山的兵威，只好以兄终弟及为条件，推戴在名份上“以嫡以长”理应居先的海山作皇帝。
海山即位以后，渐萌改储之心。至大三年（1310），他的身体已很不好，乃授意权臣三宝奴召集亲信商议改立皇太子事。早已被爱育黎拔力八达拉拢的朝中要人脱脱回答说：“皇太弟（指爱育黎拔力八达）位居东宫，已有定命。从此兄弟、叔侄世世相继，怎么敢做破坏这个秩序的事！”三宝奴问：“如果今日兄弟相授，以后就要由叔叔再传位给侄子，能担保他这么做吗？”脱脱回答：“在我们不可以违反约定，如果他们失信，上天是会明鉴的。”当时，事情不了了之。现在武宗死了，三宝奴如果宣布武宗改储的遗诏，就可能发生变起肘腋的曲折，使爱育黎拔力八达白熬提心吊胆地“蛰居”东宫的四年辛苦。像四年前的“清君元武宗侧”一样，爱育黎拔力八达再次使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击败对手。至大四年的大清洗，是政见之争，同时也是权力之争。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于大都，是为仁宗。他先后有两个年号，即皇庆和延祐。
成宗和武宗都具有蒙古军事贵族的气质。成宗即位近五年，还认不清中书各部的汉人长官。武宗用人，差不多全在从征西北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宫廷卫士以“角斗屡胜”，也可以获得平章政事的大官衔。两人都在统治圈里讲“惟和”、讲“宽大”。忽必烈朝的遗老旧臣陆续去世之后，由这批靠“宽大”发迹的官僚来执行忽必烈定立的“祖制”，使原来就存在的慢性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都逐渐恶化。仁宗是元朝第一个即位前始终生活在汉地的皇帝，他的“潜邸”有一大批汉族名士，以上党人李孟为首，还聚集了很多对汉文化和儒术有较深理解和同情的蒙古、色目侍臣。仁宗的施政方针是要遵用儒术来改革朝政。与成宗、武宗两人相比，他才是真正执意更改世祖“成宪”的人，但他诛杀政敌，用的却是“变乱旧章”的罪名。久感压抑的儒生阶层似乎感到某种鼓舞。当时人以《三宝奴伏诛》为题写诗说：“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奴才自许齐三宝，主寿谁能保万年。”
从至大四年开始，仁宗颁布了一系列整顿朝政的法令。元廷罢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这时还废除了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的旧制，任以流官；诸王位下所辟为副达鲁花赤。有鉴于武宗以镇北亲王的军权为后盾夺取帝位，仁宗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这些措施，含有暗中防范镇北多年的晋王拥兵坐大的用心。朝廷又下诏，严禁近侍擅自传旨中书任用官员，如有敢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此外，政府还明令规定，内侍只授内廷官职，不予外朝文官官阶；由吏员晋职为官者，不得超过从七品。而这时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项措施，则是恢复科举的制度。
仁宗登基伊始就曾宣布：“我所希望的，是使百姓安宁，从而求得天下大治。但如果不用儒生，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把大规模起用儒生看做是安国安民的前提，这是有针对性的。
自隋唐以后，随着中国中古贵族政治的解体，科举取士制度越来越成为选拔政府官员的一种重要途径。尽管通过“庇荫”制（品级较高的官僚可以保荐一名或若干名子女做低品级的官员）和由吏员出职为流官的渠道进入仕途的人始终占据很大的比例，但以科举进身几乎变成挤入高级文官圈的惟一体面的途径。唐朝人就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张玄素在隋朝由令史入品流，入唐后位至三品。唐太宗当着诸朝臣的面问他“历官所由”，玄素窘迫不堪，从殿阁中出来时，差不多抬不起腿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科举取士的人数虽然十分有限，但它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读书做官”的道路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奋身场屋，一旦及第，“指日金马玉堂”，变作成千上万贫穷士人终生的幻想。利用科举制度来编织数以万计的中下层平民人生理想的政权，同时也就为自己编织出统治天下的合法性。
但是元朝前期却没有实行科举制度。忽必烈朝曾几次讨论恢复科举的问题，甚至连“程式”都拟定过，但最终仍搁置了。元廷长期停科，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元朝的文武高级官僚大多出于宿卫近侍，这些人都是“世勋子孙”，构成与蒙古皇室俱荣俱损的半世袭官僚集团。中下级，尤其是下级官员不得不较多地利用汉人和南人，但选拔的标准是“趣办金谷”、“勾稽朱墨”，也就是收刮钱财、填报簿书和舞弄刑名的能力。儒家思想的主流一贯强调“藏富于民”，反对开源，提倡节流，认为利源一启即“不可复塞也”；又反对兴利，提倡救弊，认为兴一利则必生十弊，会因此造成救不胜救的局面。朝中儒生的这些主张完全不能适应成立伊始的元政府急于扩大财源、充实国用的需要，自然受到忽必烈的冷淡，被他斥为“不识事机”。所以，至元中叶后，“凡言科举者，闻者莫不笑其迂阔，以为不急之务”。这是科举制不得恢复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取代以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由吏入仕制度的扩大化，反过来成为推行科举制的阻碍。
中国古代本来就有儒道和吏道之分。儒道指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大计，吏道指具体处理行政、司法、理财等方面事务的技巧和才能。东汉前后儒道和吏道合流，但读经书出身的人做起官来不见得就有实际办事能力，所以不得不依靠被他们所役使的吏属、椽史来处理具体事务。吏的势力在金统治下的北方迅速抬头，其势在元初有增无减。元代人说。当时到郡县做官的，“往往是带毡帽、穿羊毛织衣的蒙古人，才放下弓箭、跨下战马，就叫他们作守作令。但他们对法律规定的宽严、民间情况的曲折隐秘，做不到广泛了解、详细考究，于是只好把过去曾做过胥吏的人叫来，命令他们写成文书呈上，又详细地加以指点解释”。元人还说，“治理一县的长官有二三四员，竟有一概不识字的情况。一县之政，要想不出于胥吏之手也就难了”。结果地方的行政公事，往往被吏擅断。在官员缺任时。由吏补官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补缺办法。元代中下级官员主要靠由吏出职者担任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它既满足了元政府对中、下级官员精于“钱谷、转输、期会、工作、计最、刑赏”等具体行政技巧的要求，同时也以越来越大的惰性力量阻遏了可能危及其利益的科举制的推行。
南宋灭亡后，反思亡国之痛的知识分子曾经把“科举程文”看做误国误民的一个大害，说“士风颓弊于科举之业”。但是，当缺乏正统的儒家思想熏习教冶的胥吏令史取代儒生，大批涌入中下层官僚机构时，情况就变得更糟糕了。用当时人的话，他们以刻薄文法、精深簿书相尚，捱蹭岁月，一旦做官，“如猛虎之脱槛、饥鹰之掣”。国家即使有善政良法，付诸实行，也“往往误于胥吏。将以除弊，反足厉民”。这种选拔官员的制度，破坏了官僚素质与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和谐，结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
因此仁宗决意抑吏用儒。皇庆二年（1313），元廷颁行开科举诏，决定于次年在各地举行地方级科举考试（乡试），再次年举行全国性的会试和殿试。举行分试的地方共有17处，取录“乡贡进士”凡300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名。会试从中取100名，其中四等人各25名。殿试不再黜落，只是重新厘定名次。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为标准，它与宋金科举注重词章注疏之学的传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程朱理学正是由这个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倡率，变成中国专制社会中的正统哲学。
古代风景画鉴赏皇庆二年的科举诏，在南北士人阶层中引起极大的刺激和震动。北方从金亡以后，科废已近百年；南方因宋亡停科也已有三四十年了。读书做官的路走不通，士人有的去行医、卖卜、看风水，有的去做生意赚钱，有的进衙门去做刀笔吏求升迁，也有的“独自呆坐在蓬蒿园子、土围墙的屋子里，愦然而已”。很多人靠做学官养家糊口。方回住在杭州，常有四方之士出远门做官，请他写文章赠别。问他们去做什么官，则不是教谕、山长，就是学录、学正或教授。读书人想从学官晋升，获得真正做父母官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辗转岁月，能做到州学中教授的，大概10人中不到三四个，这时差不多要致仕（即退休）了。能做到路学教授的人，不过百分之七八。能做到县主簿这种小官的，不过百分之一二，所以当时做学官的人都有“皓首不调”之叹，他们写诗道：“热选尽教众人取，冷官要耐五更寒。”
正因为这样，科举诏颁，士人一时间都欣喜不已。“废简回春冷灰外，寒窗读赋万山中”；“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有些地方本已科废学散，如今“一朝科复梦惊回，却恨穿杨无妙手”。怅然之余，他们便急忙“摇官船去买官书”，甚至一些年逾古稀的南宋遗老也怦然心动。被誉为“老子复出”的赵仪可这时已75岁，还要应考，“然终不自得”。陈大有是宋咸淳乙丑（1265）进士，行省请他做乡试阅卷官，他执意不就；参加考试不中，当时已经74岁。
延祐二年（1315）的首次京师会试和殿试，就是在这种热烈气氛中开场的。深得仁宗知遇的李孟受命知贡举，他兴奋地赋诗道：“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生平。”张养浩也以礼部侍郎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