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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的报导正式对外发布，纸媒和网络都有覆盖；虽然我所在的这家公司并不算什么主流一线媒体，但总体来说销量不差、流量也不低。
我将那对夫妇塑造成了网络暴力的受害人，但并没有把“网民”变成主要的反派，而是写成了帮凶，并且加上了“一部分偏听偏信、被带了节奏的”这样的前缀。
我也是聪明人，公然开地图炮是个大忌讳，就算你心里觉得十个人里有九个是傻逼，你也不能公开地讲出来，更不能对着某个基数庞大的群体这样讲。
我报导中的反派是一位陈姓作家，她是当年那个“无肛婴儿事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她的一系列行动直接地让一个生来便遭受着病痛苦难的婴儿在离世前承受了本不应承受的巨大痛苦，并让孩子的父母承受了网络暴力的摧残。
但她对此并没有任何的悔过，从来没有；她用一个又一个谎言开脱自己的愚蠢和恶毒，拒不承认自己违背道德和法律的种种愚行；面对随之而来的质疑，她也一直是理直气壮的态度。
这些年来，她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名女权、慈善领袖，靠收一些特定人群的智商税过得还挺滋润。
她用慈善的旗号吃着那些弱势群体的人血馒头，摆出一副正义斗士的姿态，从事着类似人口买卖的生意。
让这样一个人来担当我那篇报导的反派，是多么合适、多么顺眼。
我厉小帆手中的笔，就是用来把这种人钉在耻辱柱上的。
说到底……其实，我也不在乎真相。
有太多人为真相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也没有唤醒多少民众的良知。
舆论的游戏中，赢才是第一位的，如果“真相”挡在了你的目的前面，那你就该把它抛掉，狠狠踩碎。
到游戏的最后，能让更多的人相信你、并站在你那边，你才是胜利者；能让你的声音盖过对立者的声音，你才是胜利者；能让别人付出的代价比你多、比你惨、乃至万劫不复，你才是胜利者。
胜利者，才有资格谈论正义。
即使你在胜利后会被一部分人憎恶、唾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即使你的本质是邪恶的、错误的、荒谬的……都没有关系。
赢，并且达到目的，就够了。
卑鄙的正义，于我而言，一样是正义。
……
一天后，我的报导开始在网络上发酵。
用文字激起别人的仇恨，对我来说如探囊取物。
但是，影响还不是很大，毕竟这只是旧闻重提，关于那位慈善家的屁事网上随便一搜都能看到，只不过关心的人不多罢了。
所以，我进入了下一步。
我开始在自己刚刚通过认证的、那个标有“调查记者”头衔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一些自己受到律师函警告以及各种威胁的聊天记录，当然，所有聊天记录的截图都是我伪造的。
这种事，真或假，根本不重要，“抢占先机”才重要；你只要先发制人，便能先入为主，这就是为什么——造谣易如反掌、辟谣难如登天。
一张精心设计的虚假聊天记录截图，至少能在24小时内骗过80％以上的围观者，24小时后无论谁出来辟谣，都还有会30％的人继续选择相信，因为他们很可能已经在前24小时里站了队、并和一些反对自己的人对骂了许久，这时候单纯为了面子也会坚持意见；再者，假如辟谣方的公信力不够强，或者是当事人自己在辟谣，那还会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没有凭据的辟谣纯粹就是狡辩。
接下来，我就雇了网络水军，开始扩散我伪造的截图，并和自己的报导进行关联，用上各种类似“青年调查记者因报导而受到生命威胁”这种危言耸听的标题，来引起关注。
就这样，不到半天，我那原本只有个位数关注者的社交账号，转眼间变得炙手可热，短短几个小时就有数万人来关注。
又过了一天，在被无数人问候了祖宗十八代无数次后，那名陈姓作家终于也在社交媒体上对此事做出了一些反应。
正合我意。
到了这一步，我的计划基本上已经是成功了。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反串，让水军们把我自己提供的“关于我自己的黑料”发出去，比如父亲的死、比如学历等等——一些其实无关痛痒的隐私信息，然后，再让水军在评论里反串黑我，用恶毒的言论对我的不幸展开攻击。
如此这般，所激起的愤怒情绪，让网民们纷纷站到了我这边来。
我就靠着这么一桩本来和我毫无关系的陈年旧事，在一夜之间，也成了个“正义斗士”。
而在这个阶段，对方的反应我已经不在乎了，就算真有人给我递律师函，那也不是什么事儿……无非就是一拖就能拖个一年半载的民事诉讼，哪怕证据确凿，判我败诉，我也可以只履行法院指定的经济赔偿，但是对道歉澄清之类的诉求拒不执行；而在这段时间里我获得的利益，其实早已超过了赔偿的金额……这手，我是和一些专干侵权行当的人士学的，判例很多，有一定借鉴意义。
总之，对方的反应越强烈，就会给其带去更多的反感，并巩固我那不畏强权的形象。
于我而言，舆论战上赢了，就可以撤了，接下来装聋作哑便是，自会有义愤填膺的人代替我去发声。
……
达到目的后，我便开始寻找新目标。
我自然不能光靠这一篇报导就持续地维持热度，毕竟网民们的记忆只有一周，我得赶紧提供下一个“祭品”才行。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社会上，像陈某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大部分都还活蹦乱跳的，所以我的选择很多。
人在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自会失去一些东西，既然这些人能恬不知耻地活下去，就理应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代价未必来自法律，也未必来自他们早就丢掉的良心，但终究会以某种形式到来……
如果说卑鄙是我的通行证，只愿那些无耻的形骸，化为我脚下的阶梯。
第六章 判官之章（三）
卡门还是老样子，即便是身着FCPS的制服，一样美得惹人注目；那被栗色的斜刘海遮住的额头和眼角，则让她更添几分神秘高冷的气质。
是的，这次FCPS派来提走兰斯的人，正是卡门，这也是“茶宴”在幕后安排的必然结果。
在联邦，没有人比卡门·莫莱诺更了解兰斯，只有她才能紧跟住那个高智商反社会疯子变化无常的思维，并且及时地做出对策。
然而，今天，卡门终究是来晚了一步。
其实她原本是赶得上的，只是，当她走到警局门口时，柏瑞探长以此案负责人的身份上来和她打了声招呼，并跟她东拉西扯的聊了几句。
这尴尬且没有营养的谈话持续了两分钟左右，期间卡门已然隐隐意识到了什么，但出于礼貌和对探长的信任，她没有发作。
两分钟后，她终于忍无可忍，推开了探长，并根据墙上的楼层示意图自己找到了羁押室的位置，快速跑了过去。
可惜，当她来到羁押室时，发现屋中已是人去楼空；留下来的，只有一些呈喷溅状的血迹、十几个深浅不一的血脚印、以及两条细长的血胎印。
站在那儿看了几秒后，卡门迅速就分析出了如下信息：
一，兰斯是自残的，受伤的是眼睛，离开时他依然戴着手铐、坐着轮椅，并有三个人陪同着。
二，在其自残行为发生时，有一个人正坐在他的对面，不出意外的话是在与其交流。
三，兰斯自残的动机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免于被FCPS的人立刻带走。
四，柏瑞探长不但为这两人通风报信，而且为他们的离开争取了时间，还特意安排他们从后门走。
五，和兰斯对话的人心理素质尚佳，但依然只是普通人，其步幅显示他是男性，穿着昂贵的名牌皮鞋，身高在一米八左右，体型中等；结合柏瑞探长的行为，此人有大概率是一名试图利用兰斯实现个人事业突破或政治目的的知名律师或检察官。
在她想清楚这些并转身时，从后面一路追来的柏瑞探长也刚好赶到。
“噢！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儿？”柏瑞自然选择装蒜，他还顺手拉住了一名路过的警员问道，“嘿，刚才关在这儿的犯人到哪儿去了？这些血是怎么回事？”
对方也是老油条，就算知道探长是明知故问，也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再说了一遍，并表示兰斯已经被两名警员押上了救护车，正被送往附近的医院。
卡门静静的看着这两位把戏演完，在旁沉默不语。
片刻后，那名警员离开了，柏瑞双手叉腰，长吁了一口气，露出一个无奈的神色，走到卡门面前道：“呼……抱歉，长官，看来出了点儿小意外。”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卡门却是突然抛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柏瑞被她问得一愣：“呃……您说什么？我不太明白。”
“刚才被你放进去，和兰斯谈话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卡门面无表情的、用顿挫分明的语气，重新问了一遍。
虽然她这话里没有任何恐吓的词汇，但她的眼神和气势，以及这话的内容，皆让柏瑞明白了……继续扯谎下去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雷蒙德·福克斯。”两秒后，柏瑞收起了自己的演技，用略显沮丧的口吻回道。
“哼……”听到这个名字后，卡门冷笑了一声，“原来如此……首席检察官是吗……”
卡门和兰斯当年在法学院是同学，她自然也听过雷蒙德的名字，毕竟雷是导师们口中的“正面典型”。
“那么……”卡门脸上的笑容很快消逝，仿佛从未出现过，“柏瑞警官，他们去的是哪家医院？”
……
同一时刻，几公里外的一辆救护车上。
插爆了自己右眼的兰斯，这会儿正若无其事地坐在轮椅上哼着小曲儿。
他的左手被手铐铐在轮椅上，右手则拿着一块医务人员给他的纱布，摁着自己右边的眼眶。
至于他那碎掉的眼珠子和那支钢笔，自是早已经从他眼窝里被一同拔出来了；尽管谁都能看出这眼球九成九是不可能再用了，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把那两样东西放进了冰盒一并带上。
“你这效率不行啊，雷。”看着脸上、衣服上都沾着血，但还在埋头修改协议的雷蒙德，兰斯还不忘用悠然的语气嘲讽道，“万一在我们到医院之前人家就飙车追上来把我们截停了，而你还没把合同弄好，咱可就功亏一篑了哦。”
“你要是闭上嘴，就帮我了大忙了。”雷蒙德也很急，他头也不抬地盯着平板，紧锣密鼓地修改着一些细则。
“要不然……我来吧。”但兰斯还是不依不饶，“你来帮我止血，我一只手也很快就能搞定的。”
干雷蒙德这一行的，一般只有他们对别人说“你行你上”，但今天他竟然听到了“放着我来”这种要求，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有点屈辱，但他也是真没有心情和时间去还口，干脆就无视兰斯，闷声不吭地继续集中精神做手头的事。
然，几分钟后，兰斯那句似乎是随口说出的“万一人家飙车追上来”——成真了。
问到了医院地址的卡门一刻也没耽误，当时就回停车场取了车，并往车顶上放了个警笛，一路狂飙着就追了过来。
要不是因为路上有点堵，而且兰斯他们乘坐的救护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