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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其力。”
不少人点头表示赞同。他们虽然不喜欢路粹,却不得不承认路粹说在理。
路粹又道:“所谓亦儒亦法者,乃是取其精华,不失本意。儒家所长在于仁义,所短在于难行。法家所长在于务实,所短在于残民。我大吴以法家之务实,施儒家之仁义,取其长,去其短,故能得其利,避其害。是以我大吴有儒家爱民之迹,而无王莽之乱,有法家之明,而无商韩之戾,非儒非法,亦儒亦法。”
路粹再拜。“些许浅见,请大王指正。”
孙策还是不置可否,示意路粹就坐,又看向其他人。
过了一会儿,陈琳起身,拱手施礼。“大王,臣对路君所言,略有异议。”
孙策笑笑。“既然是讨论,自然当各抒己见,直言无忌。”
陈琳说道:“臣以为,大吴之道还是儒,只不过非孔子之儒,而是孟子、荀子之儒,虽有小异,本心却一脉相承,皆以爱民为本,只不过大王推而广之,又进一步而已。不能因为有所进步,就抛弃了本意。若依此而论,则孟子、荀子皆非儒,岂不可笑?至于法家手段,不过细枝末节而已,无足轻重……”
陈琳话音未落,路粹便出言反驳。“大王,陈君高见,臣不敢苟同。”
陈琳撇撇嘴,向孙策拱拱手,连看都没看路粹一眼,便坐了回去。其他人也对路粹不满,觉得他打断陈琳的发言太失礼。论年纪,陈琳要比他长不少,就算意见不同,基本的礼仪还是要遵守的。
孙策咳嗽一声。“文蔚,且待陈公说完。陈公,你继续说。”
路粹有些尴尬,讪讪地坐了回去。见路粹吃瘪,孙策又特别礼敬自己,陈琳心中欢喜。他长身而起,拱手道:“大王,臣已经说完了。”
孙策点点头。“文蔚,你可以说了。”
“喏。”路粹迅速恢复了从容,仿佛刚才的事根本没有发生。他朗声道:“陈公适才所言,的确有些道理,大吴新政本乎儒家仁政,推陈出新,更进一步。可若说只是延袭儒家之变,未免大而化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路粹顿了顿,调整气息,让众人都有一个反应的时间,也让接下来的话更有气势。他当面指责陈琳,当然要有说服力,让陈琳无从反驳,否则就成了泼妇骂街。
果然,听到路粹如此直接的指责,不仅陈琳脸色非常难看,就连其他人都沉了脸,怒目面视,敌意大涨。杨修见状,身体微动,正准备出言缓和一下,孙策不动声色的摇摇头。杨修见状,只好重新坐了回去。他看得出来,孙策今天是真想把这个问题谈透。
面对同僚们的敌视,路粹泰然自若,甚至有些享受。他知道很多人看不起他,觉得他趋炎附势,德行有亏,他同样看不起这些人,一个个虚张声势,虽然文字精妙,却没有真正的见识,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陈琳尤其如此,他的心思都在那些诗赋小道上,却对真正的学问置若罔闻,入职数月,毫无进步,偏偏自恃年长,又与首相张纮是好友,不把他们这些年轻人放在眼里。
“儒家之本,在乎仁义,这一点无可非议,但我大吴之仁义,与孔子之仁义,甚至孟子、荀子之仁义不可一概而论。”路粹放慢了语速,字正腔圆,让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孔子之仁义是庙堂之上的仁义,君子自君子,小人自小人。庙堂之内,动静依礼,君臣和睦。出了庙堂,则外无御侮之力,内无安民之能,名实相背,虚伪丛生,奉行其道者,往往国破而家亡。我大吴之仁义是天下的仁义,四民皆士,无君子、小人之分,故君臣一心,内可安居乐业,外可克敌取胜。这两者形似而实非,不可混为一谈。”
路粹提高了声音。“本立而道生,孔子、孟子、荀子之本在君子,天下之大,君子几人?我大吴之本在天下,天下几人?譬如建楼造屋,必先筑基,根基越厚,楼屋越高,舍根基而妄谈楼屋,甚至自掘根基,取土烧砖,造楼建屋,岂不可笑?”
此言一出,帐内众人除了孙策,几乎都变了脸色。杨修皱起了眉头。“路文蔚,你这就有点言过其辞了,儒家怎么就自掘根基了?听你这个意思,儒家岂不是连法家都不如了。”
路粹看了孙策一眼,见孙策脸色平静,心中大定。杨修身份特殊,又是儒学传家的代表,他这句话必然引起杨修的反对,如果孙策照顾杨修的面子,他就不能再说了。孙策不表态,他就可以继续向前冲,做个急先锋,打破一直以来含混不清的局面,阐明大吴的独到之处,立一首功。
敢为天下先,方能出类拔萃。
路粹向杨修拱了拱手。杨修不是陈琳,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该有的礼节必须有。“杨君为行军主簿,敢问杨君,百姓安居乐业、大军克敌制胜的基础是什么?”
杨修目光微闪,有点后悔。可是事已至此,他也不能不回答。“自然是钱粮。”
“没错。即使是目不识丁的百姓,也知道有钱有粮,心中不慌。无钱无粮,便是道德如孔子,又能支撑几日?钱粮百姓所出,粒粒辛苦,来之不易,为政者当精打细算,开源节流,方能有所积累,以致小康。儒家无生财之道,却有各种繁礼缛节,君子本当安贫乐道,却不得不巧取豪夺以合乎礼仪,言行相离,名实相背,夫子守礼,颜回裸葬,真君子日稀,伪君子日众,这不是自掘根本又是什么?”
第2363章 弄死他们
路粹的几句话正中儒家要害,同时也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看待工商等实业?
儒家源于周公,成于孔子,是以封土建国的生产方式为基础,贵族根据不同的等级拥有土地,履行义务,要的是各安其份,不要乱来,所以特别重视礼,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礼仪,经济和政治相适应。所谓礼不下庶人,本意就是指不要求庶人按照贵族的礼仪标准,因为庶人不具备这样的经济条件,负担不起。
礼仪是很烧钱的,穷人玩不起。
但儒学真正诞生的那一刻,其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已经崩溃了。其后几百年的乱世,儒家一直没有实践的机会,不是因为各国的君主愚昧,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理论根本不适合乱世。乱世之中,保命为先,需要大量的钱粮来维持军队,哪有闲钱去搞那些复杂的礼仪。
儒学在汉代登上政治舞台,是因为汉代实现了大一统,国内的战争骤减,有了摆排场、讲礼仪的本钱。就像汉武帝,短短的几十间就将七十年的积累消耗一空,弄得经济近乎崩溃,一方面固然是作战的消耗大,另一方面和他讲排场也分不开,甚至可以说,他为了面子浪费掉的钱比作战的消耗还要多。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不讲经济的政治都是耍流氓。在这一点上,儒学先天不足。一方面讲究礼仪要花钱,一方面又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刻意务虚,鄙视从事实业的人,时间一长,财政困难必然出现,绝无例外。
东汉也是如此,因为崇儒,各种礼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讲究,最典型的就是厚葬。儒家重孝,厚葬就是孝的体现,权贵如此,普通百姓也不例外,谁也不肯被人说是不孝子孙。汉代的厚葬风气之浓别说普通百姓承受不起,就连小康之家都吃力。官员荷包吃紧,手中的权力自然而然的成了生财工具,没有权力的百姓因丧致贫也就成了常事,无奈之下,只能卖地卖房,也从另一个角度加速了经济的崩溃。
孙策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提出重视工商。重视工商促进了经济发展,也给儒学那一套提供了土壤,这几年讲捧场的人越来越多,婚丧葬娶,各种讲究层出不穷,奢侈之风渐涨。有着儒学背景的官员不仅不提高警惕,反而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有不少人推波助澜,制定各种新礼。
这让孙策很苦恼,他这么努力,可不是为了修坟造墓,或者为后世的考古提供素材。
经济发展有其规律性,在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后必然会进入平缓期,但奢侈之风却并非如此,人的欲望是个无底洞,一旦成形,会加速发展,直到侵蚀政权的根基,吞噬整个社会。二十一世纪还有不断有人提醒民众警惕消费主义,儒学却是鼓励这种风气——即使本意并非如此。
从这一点上来说,路粹说原有的儒学是自掘根基一点也没错。不解决这一点,孙策的新政终将是昙花一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理论上将新政与原有儒学之间的区别说清楚。
众人面面相觑,不少人把目光转向了孙策。他们没想到会讨论到这个问题,一点准备也没有。
孙策心中欢喜,脸上却不露声色。他之所以不是直接下诏说明,而是让他们来讨论,就是希望通过讨论这种方式取得共识,以后执行起来才顺利,就像他让荀彧自己去想一样。他提供思想碰撞的机会,引导方向,但他不会轻易给出答案。
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来推动改革看起来效率高,效果却往往不好,很容易流于形式。
“大家一起议议,孤觉得文蔚所言有待商榷。”孙策添了一把火。
见孙策没有支持路粹,反说路粹有不足之处,陈琳等人立刻有了底气,开始据理力争。杨修、刘晔却看得明白,暗自叹息。陈琳的诗文虽好,毕竟是书生,没听出孙策的言外之意,他要成为路粹加官朝爵的垫脚石了。
杨修的感慨更深。他已经明白了孙策的心意,司马防是救不了了,务虚而伪,他就是儒学不足之处的典型代表,孙策要改造儒学,针对的就是他这一类人。
激烈的争论并没有立刻解决问题,反而引出了更多的问题。孙策随即提议,让路粹、陈琳将各自的意见写成文章,印成报纸,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路粹、陈琳战意正旺,一口答应。
孙策不仅挑动路粹、陈琳打口水仗,鼓励他们写文章互相辩驳,更引入更多的人参与讨论。
与上次讨论王莽之政与吴国新政的异同一样,路粹再一次充当了火力输出,只不过上次是对外,这次是对内。他接连写了几篇文章,辨析吴国新政的继承与发展,力证吴国新政并非简单的儒学传承,而是质的飞跃,甚至可以称为一门新学。
路粹提出了玄学的概念。
玄学之前已经出现,最初的提倡者就是路粹的老师蔡邕,不过那时只局限在学术圈子,在学术圈外影响不大。路粹将吴国新政正式命名为玄学,算是将玄学这名新词带出了学术圈。
路粹知道自己没退路,如果不能让玄学站稳脚跟,并和旧学划清界限,他就是儒门的罪人。在孙策的默许下,他火力全开,纵论新学、旧学的种种不同,其中不可避免的提到了儒学标准很高,可行性却不足,导致很多人为了名声,不得不矫饰作为,造就了无数伪君子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沽名邀誉在士林中早已屡见不鲜,大声疾呼的有识之士不乏其人,只是像路粹一样将其归结为儒学务虚特性的却是第一个,一石激起千层浪。好在路粹住在军营里,没人能随便进来,否则他肯定会被口水淹死,半路挨黑砖也不是不可能。
不能入营当面开骂,写文章就成了唯一的办法,洛阳县的几个印坊迅速进入满负荷运转,每天都有大量的文章被印出来,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读报的人,连不识字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