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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获得解放了，一样的阳光、一样的空气，只是奇怪，有一层无形的东西挡着，冲不出去。使我想到以前轰动美国的大案子。一个只因为妹妹饿得受不了，而偷邮局五块钱的十七岁男孩子。被关进旧金山湾小岛上的一个监狱。又因为逃狱被抓回，关进不见天日的黑牢三年多，每年只给他三十分钟，看看外面的阳光。
一年只有三十分钟的阳光啊！这竟然发生在三十年代的美国。那可怕的监狱，后来关闭了，现在成为观光的“景点”，据说一年可以赚不少观光客的钱。如同二次大战德国人杀犹太人的集中营和高棉波布政权留下的“屠杀罪恶馆”。别人的痛苦，都能成为后人欷殹捌镜鹾桶蛋档那煨摇行簧喜裕*的不是我们。
现在我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恶魔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坐在中间，七个黄衣服的小鬼，一个接一个地飞人。我不必同情，如同许多警察，碰上黑社会火并，死了人，只当没事，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的纠纷，任他们冤冤相报。
曾经看过一只大黄蜂，飞到一只死蝉的身上，不见了。走近看，才发现它钻进蝉的身体里。里面居然还有两只，大家进进出出，硬是把一只蝉从屁股尖开始咬，咬进去，再吃成一个空壳。
我原本可以一次抓三只，但我没有，只是一脚踩下去，让它们一起上了天堂或地狱。
那一天，我很高兴，觉得自己主持了公道，还给天下一个公理。我成为了仁义之师，杀了三个“不义之人”。
所以今天，我也很心平气和，因为这七个小鬼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们侵入我的地盘，造成我的恐惧，被我抓到，交给我的手下去执法，我又做了一件“义事”。至于有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对不起！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与安宁，自由心证就是一种“法”。何况在这执法的过程中，还造成多大的轰动、制造了多少新闻，且娱乐了多少名媛淑女。
使我想起罗马的“斗兽场（Colosseo）”，那是提图皇帝征服耶路撒冷之后，用抓回罗马的四万个俘虏建造的。那么伟大的建筑，可以容纳六万观众，在夏天还能拉起遮阳顶的“巨蛋体育馆”，居然只用八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相信不少参加建造的俘虏，后来也选择在那里死亡。好比先教他挖坑，再把他活埋的方法。奥兹维斯集中营（Auschwitz）不也是逼着犹太人参与建造，甚至参与管理，然后再把犹太人杀害的吗？
相隔一千八百六十多年，历史在同一民族、不同地点，上演着同样的悲剧。
跟罗马的斗兽场和奥兹维斯集中营比起来，我这小小的“马戏班”，是无足道的。但是当我把七个小家伙放进去的时候，也效法伟大的罗马帝国，立了一个慈悲的法律——你们可以选择作奴隶、服苦役和在国家竞技场搏斗，后者可能血洒黄沙，但如果赢了，也可能从此得到自由。
我告诉这七只黄蜂，现在竞技开始了，如果你们团结，七支锐利的毒针，对付螳螂的两只钳子，你们很可能赢，如果赢了，就放你们回家。
如同西元一世纪的罗马，我家的名媛淑女也都到了。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世纪之对决”。
“世纪之对决”是我由二十多年前，美国的世界重量级拳王阿里对日本摔角大王猪木，在东京武道馆比赛时学到的。那天我特别由台北赶去，却只看到猪木从头到尾躺在地上，用脚对付阿里的画面。
猪木很聪明，与其在亿万观众面前被阿里一拳打倒，不如自己先倒下来，用脚踢，来得风光。那不是比赛，是“鸡同鸭讲”。一个出拳，一个出脚，谁也没打倒谁，谁也没踢倒谁，却弄了不少钱。
日本人很聪明，吃软怕硬，却总能不输，总能大赚。
现在，我的“世纪之对决”登场了。“七武士”对“大天马”。我新赐派蒂“天马”这个封号，是根据《礼记》注“螳螂一名父，一句天马，言其飞捷如马也。”
不过在小小的玻璃罐里，派蒂这只天马是不能飞的，正因此，那七只会飞的小家伙，才能占尽优势。
看！多像二次大战，太平洋上的美国航空母舰，面对四方飞来的日本自杀机。平常一只黄蜂进来，派蒂杀手几乎是毫不犹豫，就会冲上去猎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它第一只还没抓到，第二只已经飞进去。愈飞愈多，成了七只。每一只都在拼命冲，面且是瞎冲。
就像“自杀机”，连续几只，都直直地冲向派蒂，有的撞到她的肚子。肚子是派蒂最弱的地方，只见她突然跳起来，猛甩身子，才挣脱那只黄蜂的攻击。
派蒂的头，上下左右前后不断地转动。一只飞到眼前，她出手，撞到玻璃发出叮的一声，居然落空了。好像人，想同时接到迎面飞来的七个球，结果一个也没接到。
不知在昆虫的脑海里有没有优先程序，譬如两个或三个选一个的时候，应该先挑大的，还是甜的。
与生俱来的“杀的技巧”已经不适用于今天。螳螂在大自然环境里，总爱倒挂在叶子或枝子上。看到猎物就开始轻轻摇摆，使自己看来像一片迎风摆动的叶子，所以古书上才会说它是“阴杀之虫”。
但是现在，它不能“阴杀”，只能“阳杀”。更无暇摇摆，因为面对群敌，已经手忙脚乱了。
她开始退，由面对瓶子的一边，倒退到瓶子的中央。中间有一根曼陀罗的树枝斜斜伸上去。她继续退，退到枝子上。
她还是成为了倒吊着的姿势。
退到中央，有个好处，是她可以看清楚四周的情势。也有个缺点，是她不再能借着玻璃瓶的瓶壁，把对手逼到角落，再猎杀。
她居然又开始摇摆了。头不再转动，望着前方，仿佛是位“盲剑客”，举着剑，轻轻地吟。她不再用眼睛看，只是用心去听。因为眼睛看太多的敌人，会造成心乱。只有心静，才能明察秋毫。
黄蜂还在飞，有两只飞到树枝上，还有一只攀在她的后腿上，她只是举起那条腿，让黄蜂自己滑开。
突然一闪，还没看清，她的手上已经多了一只黄蜂。而且立刻开始咬，咬断了黄蜂的颈子，让头掉在了瓶底。
剩下的六只还在飞，她歪了歪头，好像是在思考。接着一闪，她的手上又多了一只黄蜂。她把原来那半只黄蜂用右手拿着，腾出左手又抓了一只。
我相信她出手的速度应该不到十分之一秒。只有这么快，才能把掠过身边的黄蜂抓住。也只有这么快，我才会看不清。
她左手抓着那只“新来”的黄蜂，居然不吃，任那黄蜂又抓又叮又咬，而逞自先吃右手那半只，她还是那么从容，一点一点咬，一丝一丝咀嚼，全然不顾左手的猎物。
她的钳子一定非常坚固有力，那黄蜂拼命挣扎，钳子居然文风不动。她是《孙子兵法》里说的“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以迅雷的速度突然出击，以从容的态度，一点点品尝；以尖尖的刺针插进黄蜂的身体，再不动如山——把手伸着，任那黄蜂作死前的挣扎。
吃完右手、吃左手的。右手又迎空一挥，像魔术师手上变出一只鸽子，它的手上也又多了一只黄蜂，第三只黄蜂。
我甚至怀疑这些小家伙，非但没有联合起来攻击杀手，而且似乎自知必死，而主动地投入杀手的怀抱，如同那些在战场上不可一世的英雄，和在庙堂上毫不退缩的直臣，当他们被俘、被捉，自知必死的时候。反而安安静静地“束手就缚”，或“引刀成一快”。
被屠杀的百姓也是如此，一排排走到江边、走到“坑”边，等着背后的机枪响。或乖乖地跪下来，等着脖子上“一凉”，然后是人头落地。
他们不反抗，如果真反抗，一起冲向“刽子手”。说不定还能报些仇，或逃掉几个人。但不知为什么，千百年来，悲剧人物注定就是悲剧人物。无论名主或名将，一生功业换来的，不仅是死在自己刀下的冤魂，也是在这些杀戮中，领悟的人生。他们渐渐发现杀人是“命”，被杀也是“命”。
所以当悲剧有一天降临他们自己的身上，也就能泰然处之了。
看！七只黄蜂，像排着队，一一飞到杀手的面前“领死”。这杀手派蒂高高地挂着、轻轻地摇着，仿佛一个伟大的政治领导者，在纷乱的世局中，静静地观察、等待，理出头绪、分出敌我，再个个击破。
她的肚子愈来愈大。愈大反而站得愈稳，也愈有帝王之相。
喧闹的玻璃罐里愈来愈安静了。她啮食最后一只黄蜂的声音，因为安静，而听得更清晰。如同一个剧场，在连续七场战演完，谢完幕，掌声不再，帷幕垂下又拉起。开始有人打扫，那扫帚的声音是清晰而孤寂的。有一种战争结果，凭吊古战场的落莫与荒凉。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当所有的敌人都死在自己的刀下，最寂寞的竟然是那位袅雄。
第七章 当杀手与杀手相遇
新秀
十月七日
我的花窗前面，有一棵不知名的长青树。虽然只是灌木，却长得奇快，一根根细细的枝条，向四周放射出去，碰到任何东西，就会在那“接触点”生出白色的根。即使碰到我的花窗的玻璃也不例外，那些白色的根常把我吓一跳，以为是一堆堆的小白虫。）
每年春天，我都狠狠地修剪这棵小树，把它一直修到窗台的位置。这种“大刀阔斧”砍杀的魄力，是我跟园丁学来的。
有一次我看园丁剪我前窗的树丛，狠狠地剪，一剪就剪去了半棵，上面的叶子全不见了，只剩下面的树枝。我很心疼地说，为什么剪那么多呢？树都剪死了。园丁一笑，反问我：“你干么花这么多钱做窗子，又干么在窗前种树。树是种给你看的，窗子是你要看外面的。如果你不狠，每年让这些树多长两寸，没几年你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又指指树下面的空枝说：“这树很贱，你从上面剪，它就从下面长。如果你常剪，它总能长。但是如果你很久都不剪，有一天看窗子实在挡得太厉害了，终于狠下心，往下剪。它就受不了，会死了。”
他的话让我想起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所谓“吾问种树，得养人术。”
园丁是意大利人，十几岁来美国，现在六十出头，从没离开过“这个地区”。附近每家的院子他都清楚，哪家换了女主人或男主人，或将要换主人，他全知道。他是可以自由出入“雇主院子”的人，从阳台、从窗帘缝，他了解每家的情况，可能比那家的“某些人”还清楚。
花窗前面的树，由我自己剪，倒不是怕他偷窥我的私生活，而是因为花圃里有不少牡丹，包括派蒂老家的那株牡丹，有一年早春，园丁进花圃剪树，没看清“像根枯树枝”的牡丹，硬是踩断了好几棵，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子。此后，到了冬天，我不但为每棵牡丹绑上红条子，而且叮嘱他，不得进入这片花圃。
大概正因为园丁不进来，花圃里堆了许多隔年的朽叶，到了夏天，都分解成肥料，使那棵长青树丛长得更快了。短短三个月，能由原来我剪的位置，重新发芽、生枝，往上窜个三英尺。
不过到了夏天，虽见这树猖狂，我也不再去剪它，因为一根根细枝伸在那儿，不疏也不密，别有一种妙用，就是可以过滤夏大的阳光。
我的花窗里除了三颗昙花、一棵橘子、一株茉莉、几盆仙�